就这个栏目或双雪涛或《聋哑时代》而言，并非我顽固地独揽和霸道地滥用话语权，每期都要站出来说三道四，这当然不行。但是有话要说和没话找话有谁能分不清呢？我真的有话要说。我曾经说过双雪涛是天才小说家，此番重提这个观点，其实并没有什么可改变的。况且，我找到了和我基本持同样或相近观点的盟友徐勇，值得欣喜。我相信批评家徐勇的判断力绝对在我之上，此前徐勇写过关于双雪涛小说的一篇评论文章：《奇人双雪涛――读双雪涛小说札记》。不说近七千言的文章内容，单说文章的标题，直书胸臆毫无顾忌。对批评家徐勇的率性应该称道。为了更好地解读双雪涛小说《聋哑时代》，我拐弯找到了这位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在站、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徐勇，并将《聋哑时代》寄去约他写这部小说的批评文章，我认为就目前情势来看，批评家徐勇是解读双雪涛小说的权威人士。很快，一篇叫《成长写作与“小说家”的诞生》的近万言批评文章就出现在我的邮箱里。我们将在2015 年第5期《鸭绿江》上看到《成长写作与“小说家”的诞生》的全文稿。现在我摘录整理一些文字让大家先睹为快。对于超级中篇小说《聋哑时代》，批评家徐勇这样说道：
对于《聋哑时代》而言，其最明显的不同，既不在第一人称的使用，也不在成长主题的表现上，虽然这两个方面都是这部作品所着重表现的地方。这部小说最大的不同是它的结构。小说看似长篇，实则中篇小说的集锦。《序曲》之后，每一节皆以人名作为标题，一共有八节。分别讲述八个人（不包括主人公“我”）的故事，但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里都有第一人称主人公“我”参与其中，因而被连缀成一个整体，它们彼此之间是一种互文性的关系，这颇有点类似于《史记》中的“互现法”。这是一种似断实连的串珠式的小说结构，其贯穿始终的线索（珠线）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时间和空间的转换，而是第一人称主人公“我”。这一结构特点，决定了小说虽然讲述的是与“我”有关的八个人的故事，但其实着重点在核心主人公“我”身上。换言之，这是以八个人的故事作为背景或铺垫来讲述“我”的故事。因此，对于“我”这一形象必须放在与“我”有关的八个人的故事中才能得到有效理解。
这仍是一部以第一人称“我”讲述的主人公们成长的故事。第一人称而兼成长主题，是双雪涛小说所一直热衷的角度。说是其一贯的特色，是因为这一倾向与大多数80后作家都不太一样。对于很多80后作家们（如笛安、七堇年等）而言，第一人称常常是作为一种叙述视角在使用，其既能增加叙述上的真实感，又能更方便于内心世界的挖掘与表达。这是一种利于倾述、表达和幻想的“主观视角”，其弊端常常是使得80后作家们的小说叙述显得散漫而无节制。但对双雪涛而言，第一人称不仅仅是一种观察和叙述上的视角，似乎更是一种审慎和思考的角度，以此表现主人公“我”的精神上的成长，这也使他的小说相比大多数80后作家的小说要格外显得节制而内敛。
吴迪
在初三上学期，我们班发生一件惊天动地的轶闻，之所以称之为轶闻，是因为在之后的若干年里，它成为了老师们放在嘴边传诵的故事，每个亲眼目睹这件事的人，都像是给朋友们拍过艳照的陈摄影师一样，被闻讯赶来的同事和同学追问当时到底是怎样的情景，那个发了疯的妈妈到底在教师里奔跑了多少圈，那个残忍的学生到底是怎样在锋利的兵器下逃脱，向窗外纵身一跳的。也许人在危急的表现和扮作女警纵情做爱时一样，都是难得的本我的展示，所以才会惹起许多人的好奇。有些老师声称自己看到了全部场景，每一句对白都记在心间，讲起来的时候自己可以扮演两个角色，先是追出去，然后又逃起来，有些学生也可以模仿那惊心动魄的一跳，双手抓住窗棂，抛回来一个哀怨而决绝的眼神，然后作势而下，以至于孙老师让隋飞飞把那扇窗户用胶条糊住，谁要是再敢跑到窗边情景重现，她放出话来说可以助之一臂之力，帮他完成全部的情节。这又惹来了别的麻烦，就是经常会有其他班的学生在下课的时候窜到我们教室里，然后指着有胶条的窗户，互相小声说：看，就是这扇窗户。可见真正精彩的往事很难因为一种强权而磨灭，总会有人因为对于血和泪以及曲折离奇本身的好奇而把它牢记，就像是一颗种子种在心里。但之后长成什么就很难预计，有的时候明明落入土中的是一颗黄瓜籽，多年后长出的竟是一棵大树，上面挂满了西瓜。我就亲耳听到一个比我小七八岁的初中校友，说起这个故事时，竟又加上了喜欢那个女孩儿的男生为她挡了一刀的细节，这让我着实惊喜，可见人心是多么善于铭记而又同样擅长篡改啊。 初三上学期，是最可怕的时光，按照老师的说法，所有事情都在这半年决定，若你在这半年里还是没有起色，那他们也就免去了救治你的责任，可以在你脸上刺上官字，发配你去一个不知名的高中。若你有些进步，他们也许会燃起对你的兴趣，使出浑身解数把你逼得更紧，若你不疯，也许会符合他们的期望，以一切都是为了你好的名义，为他们几乎丧失了微笑能力的脸上增光。可是否有起色这一点，需要更强劲的刺激，才能发现是不是有人的潜力在两年来还没有消耗殆尽。于是在我们这些人不到十五岁的时候，每天待在学校的时间超过了十七个小时，也第一次见识了一种叫作晚自习的东西，每天晚上6点到9点，漫长的自习课上，没有一分钟自习的时间，各种各样的老师粉墨登场，在你一天里最困倦的时候把已经陈述了几十遍的知识点再多陈述几遍，用无比单调的声音，因为他们其实也筋疲力尽了，可他们不会允许大家在教室里一起睡着。那一定是一个特别美好的场面，老师带进教室的不是书和练习册而是一个闹钟，然后站在讲台上一声令下：同学们，睡吧。率先垂范当然是她，趴在讲台上迅速进入梦乡，我们马上纷纷效尤，教室里鼾声四起，直到闹钟响起，老师擦擦嘴巴上和讲台上的口水，说：下课。我们便四下散去，骑着自行车赶回家睡回笼觉，不外乎有几个还没完全清醒的同仁像流川枫一样在自行车上睡着，冒着气球一样的鼻涕泡。当然，这是我的幻想，每天晚自习铃声响起的时候，我都要幻想一遍，然后默念：不是书，不是书，是闹钟，是闹钟。没有一次灵验，而且老师带进教室的书越来越厚，有一次教化学的汤老师竟然抱着一大摞新练习册走进来，像表演杂技一样摇摇晃晃把练习册摆在讲台上，原来她要把这些练习册卖给我们。在她的大力促销之下，那时候对于任何商业模式和营销手段及其利润分配方式一无所知的我们，还残存着对于老师的一点点信任，纷纷解囊。汤老师是一个年逾七十的老人，除了握着粉笔的右手，其余部分完全松垮下来。马立业有一次因为把水的分子式写成了UFO而被汤老师骂得狗血淋头，说她的化学课配不上他，他应该去学天文学。他下课之后说：你看这逼松的，裤腰带能勒着扎儿。有人提醒他应该尊老，他说：也是，算了，不和她计较了，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嘛。也许当汤老师把那一摞后来证明毫无用处的练习册强行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也觉得她的话至少有些善意在其中，即使发到手里之后，发现她的名字赫然印在编委一栏里，我们除了感到自豪，竟没有体察到一丝别的意味。
那天自习课当班的，不是汤老师，而是教语文的孔老师。我从未见过任何一个老师像她那样喜欢把仁义道德、三纲五常挂在嘴边，不知道是不是和她姓孔有点关系，她的面相看起来十分宽厚仁义，像是一只慵懒的水牛，而且她十分朴素，一件蓝底碎花的衬衫在盛夏里可以穿上两个星期，令每一个想向她请教问题的学生望而却步。初二的春天学校突然流感蔓延，老师和学生纷纷倒下，可能是老天看我们要撑不住了，用一个特别的方式让我们得以喘息，唯有孔老师带着口罩给尚未倒下的学生坚持上课。这一招果然有奇效。第一，在之后不久的升旗仪式上，柳校长点名表扬了孔老师的敬业精神，说她是灵魂工程师里的楷模，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典范，然后大家奋力鼓掌，孔老师穿着蓝底碎花汗衫站在升旗台上向我们微笑致意，柳校长边鼓掌边渐渐地退后，离她越来越远。第二，原来她是老师里感冒最重的一个，没用几天，尚未倒下的学生几乎全军覆没。我是最后倒下的几个之一，烧得我在打点滴的时候唱起儿歌：小小子，坐门墩，哭着喊着要媳妇。
事情发生的时候，晚自习已经开始了好久，孔老师一边强调《孔乙己》这一篇中考是定会考的，“他是用手走来的”，对不对，注意细节描写，鲁迅的细节描写是世界八大文豪里最好的，一边把手中粉笔头随意地丢向各个角落里溜号或者酣睡的学生。丢粉笔是她从业几十年来练成的独门绝技，虽然她的粉笔字写得七扭八歪，每日在黑板上笔耕不辍，到老竟然还得用尺子才能把一排中国字写齐，否则就要写出一条对角线，可丢粉笔这一招真是准得惊人，像我这般每日踢球之人自以为反射弧极短，可每次但见她一扬手，粉笔头已到面门，若你正在左顾右盼地说闲话，她便要断喝一声，引你向她看去，正恍惚间，粉笔头不偏不倚地正中门牙。孔老师在讲台上行走这么久，下手总归有些分寸，要是径直扔进你嗓子眼，万一你嗓子眼小，不小心噎死，她就要偿命，她可舍不得拿自己这半条命和你的青春年华同归于尽;要是掷在你脸上，打出一个什么印记，家长来了便有了现成的证据，再怎么搬出三纲五常之说也不好解释，于是她便练成了门牙粉笔的绝活，让你不疼不痒，不留痕，无危险，不但吓你一跳，还恶心你一整天。她正掷得起劲，一时间教室里呼啸而过各色粉笔，弛废的纪律焕然一新。教室的门突然被一种大力轰开，一个中年妇女手拿一生锈的铁锹倚门而立，披头散发，上半身穿的什么一时不好分辨，因为实在太脏，下半身却穿了一条红裙子，艳丽夺目。突然之间的巨响已经让把我们吓得够呛，我的同桌王黎雪一哆嗦，钢笔把《孔乙己》那句“他是用手走来的”画了个稀烂。再看这女人的打扮，恐惧更是绵延而来。夜幕沉沉，窗外早已漆黑一片，只有远处楼群点点灯火摇曳，教室的灯偏又应景地摇晃了一下，再加上门口这穿着混搭手握铁锹的女人，我这条胆子瞬间飘到爪哇国，腰间酸软，直想往桌底下滑。这时候孔老师已经全没了威风，忘了她手上还有半根粉笔可以向女鬼的门牙掷去，瘫在讲台上的椅子里，嘴里说：同志啊，同志啊，我心脏不好，心脏不好。女鬼说：去你妈的，谁是吴迪，给我站起来！我胆子一下子就飘了回来，倒不是因为这女人骂了我们话在嘴边但是三年间谁也不敢说出过的几个字，而是她一口纯正的东北口音，实在亲切。女鬼大多温文尔雅，幽幽怨怨，绝不可能泼辣，这人顶多是个阳间的疯子而已了。吴迪就坐在我的侧后方，平时有些假小子性格，梳着短发，爱穿格子衬衫，还能打几手篮球，很受大家欢迎。毕竟是女子，我以为她应该在桌子底下避一避才对，可她“霍”地站起，说：我是吴迪，你找我什么事？我看见孔老师看见吴迪站起来，马上把眼睛闭上了，也许她在心里说：你个傻孩子，充什么好汉，连累我在还得在这儿装死。而吴迪的同桌陈志强却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简直泣不成声，把手里的语文书揉得像一打旧钱。我心里想：没想到你小子平常一副猥琐模样，这时候倒懂得怜香惜玉，就是哭鼻子实在太窝囊，好像铁锹要往你头上招呼一样，有本事往前站一站。那女人横端着铁锹向吴迪走过来，沿途几个学生想要把她拉一拉，可能是她衣服太脏或者铁锹看起来太锐利，这几人只摆了个架势。她走到吴迪身前说：你凭什么欺负我儿子？吴迪说：我不明白你说什么。她说：陈志强，你也给我站起来！陈志强擦着眼泪缓缓站起，她说：把衣服脱了。陈志强好像是中了咒语，木偶一般把上半身脱了个干净。全班同学一片唏嘘，像苍蝇一样，嗡嗡声把孔老师都惊醒了。陈志强的左胳膊和后背上，布满了小红点，但不像是荨麻疹或者水痘，像是谁用绣花针一个一个纹上去的。女人说：你这丫头也太狠毒了，儿子，妈在这儿，你给我扎她。陈志强说：妈，回家吧。我从惊异已经变成了狐疑，心想吴迪扎人已经足够出人意料，陈志强甘心被她扎来扎去更让人想不明白，看那些红点颜色深浅不一，一定是扎了几个月才能形成的规模，陈志强不躲不闪让她在自己身上完成这么一副宏大的作品只能解释成，他自己也陶醉其中，这么一想顿时身上出了一层白毛汗。更让人琢磨不透的是，她是用什么扎的呢，难道是她每天带着针线来上学？这么一想，她要比陈志强的妈妈更像女鬼一些。有几次打篮球我毫不留情地盖了她的帽，我可真是不知深浅的傻蛋啊。女人向吴迪伸出手：把圆规给我。原来是圆规，就地取材，如果老师发现大可以解释成俩人正在搞趣味数学，在对方胳膊上画圆，聪明的姑娘。吴迪说：谁让他老上课摸我。女人说：胡说！我儿子谁也不会摸。吴迪说：他是变态，我扎他他说舒服。女人说：去你妈的，我扎你你看看。吴迪喊到：你儿子真的是有毛病！这句话好像是拉了炸弹的引信，女人挥着铁锹向她冲过来，看来此人谙熟铁锹的用法，一瞬间真是人锹合一，浑身没有一个破绽。陈志强也机敏得可以，像鼹鼠一样钻进桌子底下，附近的几个学生也都学着钻下去，包括我在内，只把吴迪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地上。虽然从小在家附近看过无数斗殴，上初中之后两点一线几乎没在街上逛过，对于血光之类的情形一时间竟有些生疏，看见大家都这么机警，我不能表现得像个傻子。而且我真的有点害怕，那女人看来似乎确实会取人性命。吴迪手里抓着圆规，一瞬间好像想拿圆规抵挡，估计下一秒她马上想到自己不是东方不败，对方却似乎和任我行一样宁可瞎了一只眼睛也要报仇雪恨。就算她瞎了一只眼，我这么一个正青春的女孩子脸上挨上一铁锹也不太合算。当然这只是我在桌子底下的揣测，实际上的情况很可能是，下意识地夺路而逃。这时我顺着七扭八歪的桌子腿向前看了一眼，孔老师的脚已经不见了，若不是她因为过于淡定而浮了起来，就是她已经不在这个教室里面。吴迪哭着在教室中跑了起来，剩下六十几个学生乌泱泱地发出嗡嗡地声响，听不清每个人在说什么。我从桌子底下出来，看见女人和铁锹还是那么执着地跑在她的后面，顿时觉得今天要出大事了。吴迪突然止住了哭声，回头把圆规向女人掷去，女人偏头躲过，脚下踩中一个刚才慌乱中掉在地上的文具盒，摔倒在地，红裙子和铁锹滚在一起，前额撞在锹头，血流在眼睛周围。吴迪却忘了这时候可以从门跑出去，可能她刚才已经下了决心，时间太短已经来不及修改，她冲到窗户边，向着窗外的黑暗跳进去，然后传来哗啦啦的声音和一声叫喊，却是一个男孩的声音。 我们向窗口跑去，看见窗户下面站着一个人，躺着两个人。救护车来的时候，拉走了四个人。一个是甲班的男孩，我记不起他的名字，他正站在墙根的树丛里向他同班的一个女孩诉衷肠，求她能答应他每天一起回家，他愿意每天帮她把作业完成，如果说话不算话，天打五雷轰。这时吴迪落了下来，砸中了他指向天空的右手和正在表白的嘴。一个是吴迪，她断了一条腿和两根肋骨，脑袋也震荡了，摔在男孩身上的时候连叫喊也没有发出，就晕了过去。一个是陈志强，他和吴迪一样晕了过去，嘴角流出口水。可能是他光着身子在桌子底下蹲了太久，也可能是他看见吴迪跳下觉得就算不让自己偿命，至少也是胁从，或者是他觉得此人一死，身上的作品便无人完成，自己身上有几个部分是他自己说什么也够不着的。他的妈妈发现他晕过去之后，第一个拨通了120，救护车就是这么来的。第四个人就是陈志强的妈妈，她坚持要坐在救护车上陪伴着儿子，如果他在车上醒来，不至于再受到同车的吴迪的报复，而她脸上的血，她站起来的时候用袖子擦了擦，然后就似乎忘记了。
忘了过了多久，因为当事的两个人我都不熟，从没期盼过他们能原封不动地出现，也没期盼过他们从此不再出现，只是觉得一个晚自习这么过去，比听孔老师讲《孔乙己》有趣得多。之后的每个晚自习，经常会幻想那扇门被什么人撞开，发生一件足以占用整个晚自习的事故，可惜没能如愿。那扇门关得紧紧的，即使偶然被打开，也是教务处的老师来看看老师和学生是不是都在。是的，确实忘了过了多久，当我都已经开始准备把这两人和那场事故还有对下一场事故的期盼一并在脑中删除的时候，他们俩几乎同时出现在教室里。吴迪的头发长了，不知是摔过之后知道了恐惧还是摔过之前知道了恐惧，她似乎有些忧郁，眼睛被头发挡住，若隐若现，不知是在看你还是在发呆。陈志强的头发短了，准确地说，剃了个光头，乍一看，前所未有地彪悍起来，可眼睛里还是那个胆怯猥琐的家伙，之前猥琐压倒了胆怯，现在胆怯压倒了猥琐，光头就显得可笑。孙老师把两人调得远远的，恨不得让他们俩出现在两个国家，可惜教室就这么大，每天两人还得呼吸同样的粉笔灰。除了这些，这件事情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孙老师也没有当着我们的面告诉吴迪你不能再用圆规扎人，或者告诉陈志强你妈不能心情不好就拿着铁锹来学校追着人跑，她聪明地选择了遗忘，可惜越是这样我越是记得很牢，在我就要把这件事情遗忘的时候，她的沉默提醒我最好不要忘记。
这件事表面上的后果之一是那个站在树丛里的女孩休学了，我觉得这是合情合理的。当一个男孩正在向你赌咒发誓说他喜欢你，而你正在犹豫是否接受他的心意而背上早恋的负罪感的时候，另一个女孩从天而降，落在男孩的头上，两败俱伤，我想除了突如其来的惊吓以外，爱情的萌芽在这一瞬间破灭才是给予她的最大的讽刺。另一个后果就像是我所说过的，尽管当事人和当权者都选择了缄默，可事情还是流传得四通八达，而我相信第一个把这件事原封不动地说出去的应该是孔老师，因为这件事在老师中流传得明显比在学生中流传得快，这让她又一次成了焦点。有几次我去她的办公室领取属于我的批评，她都在用她一成不变的声音向语文组的其他老师讲着这个故事，脸上的表情却是相当多变，不像在课堂上那么肃穆。那一瞬间我有些喜欢她，女人都喜欢嚼舌头，老女人也许更是如此，生命的意义就是在把平庸的生活嚼得吱吱作响，直到把舌头吐出来那天，可在她眉飞色舞的瞬间，我觉得她有那么一点像我的邻居或者某个我熟悉的长辈，一个真实而正常的老女人，而不是站在讲台上似乎没有体温的蜡人。可惜几次进去的时机都不巧，听见的都是故事的开头，不知道后来她怎么讲述自己当时的表现。
陈志强从此一蹶不振了，虽然他曾经在大家面前展示了自己华丽的文身，可这种虚名对于他来说已经无济于事。他迅速被孤立起来，女孩子怕他，觉得他恶心，男孩子鄙弃他，觉得他不丈夫，摸就摸了，扎就扎了，摸得就扎得，不亏，可你把妈妈引来，却是大大的不对。我们那时虽然大部分人都接近于神经的临界点，随时可能做出自己想不到的举动，可大家似乎都相信，发生在教室里的事情就在教室里解决，关起门来骂一通，打一顿，把书摔在对方脸上，揪对方的头发，只要关起门来，都可以原谅。你家里的当权者破门而入，侵入属于我们的空间，把属于我们的女生逼得跳楼，这是破坏了属于我们孩子的规则，超出了游戏的范畴，而成为了一种我们没法制约的暴力。我有时候觉得我们就这么把他在有限的空间放逐，有些残忍，毕竟我们当时不是吓得钻进桌子底下就是吓得连钻桌子都忘记了，可每当我看见他的脸，我就知道就算我们收留他，让他回来，他也不会原谅自己，他已经把自己放逐了，我们只是把此事追认了而已。毕业之后，此人再没有音信，无论是走在街上，坐在饭店，躺在洗浴中心，或者在各种各样虚拟而实名的网络空间，我都没有见过他，他应该是在毕业那天长出了一口气，然后头也不回地走进新的社群，让我们和我们所记得的事情在他的生活里彻底消失了。
吴迪的故事要长一些。我不知道她的父母对这件事情作何感想，看来是选择了不了了之。也许是因为如果你在这个节骨眼闹一场，把一个其实已经不小的纠纷继续搞大，也许你会得些钱，或者让对方付出其他的代价，可这样对于中考是不利的，但凡一个考试，最重要的是心如止水，我相信吴迪的父母是为了让她心如止水而心如刀割地让此事在家长之间消弭了。
自从吴迪的头发长了之后，她便从一个假小子变成了真女人，带着幽怨的气息坐在我的侧后方。成绩一如往常，看来应该会考上一个一般的高中，事情发生之后她的成绩更是稳定在班级的中下游。可因为一些我自己也无法言表的原因，我有些怕她，不是怕她不小心言语不和而拿圆规向我扎来，而是觉得她的圆规已经倒转过来，朝向自己。我们这个班级因为顶着天才班级的名号，大家都希望自己有点天才的样子，可似乎天才的定义在这里有些扩大，老师们几年来不断想让我们相信，天才就是你不但要聪明，而且要正确。正确的意思就是按照他们定义的标准在班级里活动，若你只是聪明而不正确，那你就和希特勒、蒋介石是一个品种，越是聪明越是祸害，放出去就要为祸人间。我就曾指着历史书上蒋中正的照片，说：这家伙长得不赖。老师听见，指着我说：你哪只眼睛看出他长得不赖？他的手上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我马上点头认错，觉得自己不该从一个刽子手的脸上看出美。放学时候骑车回家，忽然觉得有些不甘心，一个人的正确与否和他的美丑有什么关系？我顿时觉得今天这顿骂挨得冤枉。可当时我没想到什么有力的论据，就算想起来，也是不敢乱说的。可单就美丑和对错而言，我还是有些委屈，就像是我揍了张三一顿，却被另一个张三因为我揍了和他同名同姓的人而寻仇。吴迪一直以来是一个口碑极好的小姑娘，因为她的男孩性格，男孩女孩都愿意和她一起，可被人摸过了又把人扎过了之后，她就不正确起来。大家倒没有像对付陈志强一样，让她觉出人群之中的孤独，毕竟她的行为属于复仇的一种，可大家还是不太敢和她走得太近，至少我，如果她在玩篮球，就会犹豫要不要过去玩，一般情况都会选择还是踢足球吧，她可是敢下手扎人的。她曾经大大违反了正确的定义，无论现在看起来多么正常，也是一个危险的人。现在回想，那时候班上的每个人都有秘密，之后陆续被人知晓，或者有些已经被彻底掩埋，但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不能和别人讲的不正确的故事，只要是人，虽然我们已经足够笃信和努力，却似乎无法做到那时候所要求的正确，只是她的秘密不小心被揭开，在所有人面前，就算我们和她是一样的，可面对公开的不正确，我们大都下意识地怀揣自己隐秘的不正确而向后躲远一些。 初中毕业之后，她和我升入了同一所高中，我那时候的失眠症已经好转，准备选择像大多数人一样，无赖一般地活着。我学会了抽烟，每天中午在学校的厕所里和一干人等吞云吐雾，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属于了某一个群体，一个和初中班级不一样的群体。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开始的时候并没有体会到抽烟的快意，只是觉得用一种损害自我健康的方式宣告自己是无所畏惧的大孩子。我都不拿自己当回事儿，我还怕些什么呢？
吴迪开朗了许多，头发还是长的，课间的时候经常看她在篮球场跑着，把头发盘在头顶，像是一个道士。高二那年，她的模样开始起了变化，不知是头发越来越长的缘故还是体内的某种激素开始活跃起来，或者两者是因果关系，她变得漂亮了，身体也比其他女孩早一步呈现出令人遐想的曲线。有几个哥们儿找到我，问我她初中时候长什么样？我说：妈的，像条黄瓜，上下一边齐。那几个小子乐了，说：看来她现在真需要条黄瓜。我说：早知道她能长成这样，我应该早早地培养她，她就坐在我后面。这时我想起了陈志强的遭遇，觉得还是他的眼光长远，只是有些操之过急了。有一个叫作李元峰的小混混，比其他人认真一些，一天他递给我一支白沙烟，说：你能不能帮我问问，我想和她处处。我等着他把烟点着，说：这你得自己问，别看我和她一个班，其实我和她不熟。他说：听说她初中的时候跳过楼？我说：不知道，没告诉你我和她不熟嘛。他点点头，说：有点意思。这是他的口头禅。后来他真的去问了，被骂了个狗血淋头，他说那小姑娘的骂人话简直层出不穷，把包括他在内的所有男人都骂了一顿。我说：有点意思没？他说：没意思，那逼可能真跳过楼。之后很少有人再去问她能不能处一处，不单是因为她骂起人停不下来，还因为大家发现她经常和一个有点男孩模样的女孩拉着手在学校里遛弯。又过了一阵子，大家已经可以确认，那女孩就是她的男朋友，因为有人看见在学校的锅炉房旁边，那个女孩在吻她的脖子。这在我们学校不是稀奇的事情，女孩之间的事情通常不被禁止，因为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界定。当然，有很多男孩表示遗憾，觉得有那么点暴殄天物，毕竟两个女孩可以帮助两个男孩子，而她们互相帮助就使大家丧失了两个很好的机会。
以后的故事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吻到了脖子。
许可
刚刚升上初二，学校围起了铁丝网，网上装上了摄像头，教室里也装上了监控录像。这一定是花了学校一大笔钱。前一年我们学校的升学成绩糟糕，有几所并非天才们组成的学校，成绩竟然悄悄地和我们接近了，而且有几个孩子在初三的时候被送进了精神病院，这样双重的打击让柳校长坚信要用更严密的手段控制学校里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而成绩下滑和出现精神病的原因都是一个：胡思乱想，不守纪律。铁丝网的功用是要把学生和紧挨着学校围墙的小贩隔离。这些小贩大都是各行各业的失败者，又不甘心饿死，就打起来学生的主意。有的卖饮料，这些多是老人，因为饮料和雪糕是最没有技术含量的商品，找到地方批发来，在家里冻好，就可以抱着一个纸箱子卖。这些老人的活动范围紧挨着操场，谁要跑得热了渴了，兜里又有些零钱，就走向铁栅栏，一般情况下都会有几个老人同时围在学生的周围，向着伸出铁栅栏的手塞进饮料，学生挨个摸一摸，买下一瓶最凉的;有的卖明星海报和花里胡梢的小本子，这些人一般都是中年人，知道一点哪些明星当红，哪些明星已经过气了，有的时候海报上是漫画人物，一度流川枫和仙道卖得最好，学校外面的小路上就躺了一地的流川枫和仙道，摆着姿势上篮或者投射。他们的位置是小路另一边，冲着学校把东西摆好，若想买，从栅栏里伸出手是不行的，也不会有人这么买海报和本子，都得走到近前在五颜六色中挑一挑，所以他们生意集中在课间和午休。因为这几年我们放学的时间越来越晚，下课之后的生意大多数人不做了，黑灯瞎火的，看不出来哪个好看，买的人就少;有的卖炸鸡排和烤羊肉串，这些人一般都是正当年，手脚麻利，反应也快，有的时候学生把摊子围起来，乱哄哄一片，谁交了钱还没吃上，谁没交钱也没吃上但是已经点好了，谁吃上了还没交钱，都得心里有数，稍一含糊就可能让一些小坏蛋钻了空子。有的时候城管来抓，卖饮料的抬腿就跑，卖海报的把毯子一圈，也抬腿就跑。卖鸡排和羊肉串的可不行，这些人多是夫妇，一个推着车，还得小心上面的炉子别掉下来，一个拎着锅和生肉，互相提醒呼喊着跑走。有的时候正赶上几个学生拿到了肉串或者鸡排还没给钱，这是让小贩最头疼的，一边喊着另一个快点跑，一边从学生的手里抓钱，同时还得目测城管和自己的距离和城管推进的速度，有的学生故意磨磨蹭蹭找钱，他还得记住他或者她的脸，下次见到，把钱要回来。
当时我家已经搬到了市区里。在我爷爷去世十几年之后，我的奶奶在睡梦中死去了。她老人家生命里的最后二十年，渐渐失去了记忆新事物的能力。小时候日本人打进东北，她剃了个秃子，躲在高粱地里的事情她还记得清清楚楚，甚至记得那一天一边跑一边还抱着一屉饺子，可后来的世界她便完全与之分离，尽管我在一点点长高，我的父亲和母亲在一点点变老，可在她的脑海中，我一直幼小，而我的父亲母亲永葆青春。每次别人指着我，告诉她这个孩子是谁的时候，她都摇摇头，把手抬到自己的肩膀附近说：不对，不对，我孙子就这么高。她去世之后，我父亲作为独子，毫无争议地继承了我爷爷奶奶在市区里的房产，一间七十平方米的老楼房。我史无前例地有了一间屋子，和属于自己的抽屉，也史无前例地睡在一张叫作床的东西上面，不用再一边烧火一边跑过去摸摸火炕热了没有，而是开始学习怎样使用液化气罐。
搬入新家不久，住上楼房的喜悦还没有散去，我的父母一起失业了。工厂终于彻底倒闭，他们的最后幻想随之彻底破灭，他们就此成为庞大的下岗潮流的一员。就在由于自己除了拧螺丝别无长技而犯愁的时候，他们俩因为来学校开家长会发现这些摆摊的人有很多和他们年龄相仿，有了灵感。回到家买了两口大锅，翻出我小时候的婴儿车。那辆车虽然陪伴我若干年，可我无法记起它的样子，在我爸把它从摆废物的小房子里拽出来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竟然在它的里面躺了好几年。它实在太简陋和破旧，就算它是崭新的，也实在不太像婴儿车，而像是一堆不知所云的烂铁。我爸说：这是你爷买的，当时最好的。那时候咱家条件好，你爷有手艺，可惜你爷一死就完了。我没说话，我的爷爷在我印象里一直卧床不起，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不但不能挣钱还一直在花钱。在他死后，我的爸妈不断地讲述他的故事，主要是那时候我们家多么富裕，他多么疼爱我，把我当作掌中宝，可我就像记不起婴儿车一样记不起他，在婴儿车出现的时候，我记起了一点，我觉得它有点像我躺在床上的爷爷。我问：爸，你把这玩意找出来干吗？我爸没说话，把新买的锅放在以前我躺的位置，神气地说：我就说一定正好，你妈还说得改改。我说：你要推着这锅干吗去？这时候我妈妈从外面走了进来，提着一麻袋的生苞米，我明白了，从此以后，我学费就得从这婴儿车和锅里来了，他们俩准备开始卖煮苞米了。我当时的反应还不像长大之后那样迟缓，那时候我不喝酒也不抽烟，也不和各种各样的女人睡觉。我马上意识到两点，第一，这件事情的坏处是他们俩要比之前更辛苦，因为我看见过城管对付小贩的手段，就像是家长打儿子一样想怎么揍就怎么揍，这会让我念书这件事变得更加重要，不容有失，我花的可是他们俩的血汗钱;第二，这件事情还可能更坏，就是他们准备去我的学校外面卖苞米。这两点在我脑海中一闪而过，我差点哭出来，我妈看见我的脸在变形，说：儿子你不要担心，这点苦我和你爸吃得了，而且我们家离医大一院这么近，生意肯定不错。我马上把眼睛揉了揉说：期末我一定考好。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说了一句这样的话，可这句不着边际的客套话的效果出乎我的意料，我妈的眼泪流了下来说：你知道你爸妈不容易就行了。我马上哭了，结果我们三个人围在一起，哭了一场，他们俩哭是觉得儿子懂事了，而我是因为恐惧。 自从有了铁丝网，卖饮料的老人基本上消失了，卖其他东西的小贩每天被我们德育处的体育老师和城管驱赶，惶惶不可终日，终于也都不见了。教室的监控录像也渐渐起了作用，有几次正上着课，德育处的老师突然推门而入，把一个学生放在腿上的漫画书抢过去，而那个人正把教科书竖着摆在书桌上当掩体，若没有监控录像，确实是很难发现的。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几次之后，几乎没人敢在课堂上说话传纸条或者看课外书，老师们觉得课堂的秩序特别纯洁，柳校长也几次三番在全校大会上说：外面现在搞市场经济，我们也要搞学校里的市场经济，不要怕花钱，只要有效果，钱都是会挣回来的。你们一定要好好学习，认真考试，不要想其他的事情，那些事情你们以后想也来得及，现在就是要把成绩搞上去，这些设备的钱，实话说，都是你们父母的钱，你们要珍惜自己父母的钱，不要让学习的心血和父母的钱打水漂。每次老柳讲这个，许可都在我旁边叨咕：我们花钱监视自己，我们怎么那么傻逼呢？我说：我们就是傻逼，没他妈一个好人。他说：不知道柳校长真人什么样？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每次看见他都是在主席台上坐着。许可是个大胖子，在我长大了之后，认识了很多中年人，才知道那时候许可的胖法已经和中年人差不多，所以准确地说他是一个老气横秋的胖子，可他却喜欢踢球，哦，准确地说，他喜欢守门。我则喜欢射门，经常把球胡乱射在他肥胖的身体上，他好像不疼一样，捡起球来踢走，然后笑眯眯地回到门前。在我们学校围上铁丝网和装上监控录像的同时，足球这项运动被禁止了，或者说足球被禁止了。老师通知我们，足球及其他运动会让你们分心，就像是门外的小贩会让我们分心一样。所以足球和小贩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了。贯彻这项规定的办法就是，如果操场上出现足球，无论是谁的，无论是新的还是旧的，是停下来还是滚动的，是准备拿走还是刚刚带来的，通通没收，再不归还。没收之后的足球就摆在德育处的办公室里，规定下达之后没多久，德育处就摆了各种各样的足球，而操场则一个足球都没有了。其他班的男生，有的胆子大，趁德育处的老师不注意就跑进去把自己的足球偷了回来。老师们发现之后，并没有追查是谁偷的，而是找来一根长钉子，把剩下的足球都扎漏了。篮球还是可以玩的，这让我们这些更爱踢足球的小个子大为迷惑和不平，后来我们想起来，柳校长站起来的时候是一个大个子。
足球被取缔之后，我们还是想出来了办法解决自己的脚痒。我们开始踢网球。网球的体积就是网球那么大，便宜，结实，被抢了去，两块钱一个，再去买。这是网球的好处，坏处当然是太小，又太硬。刚开始踢网球的时候，很多人踩在球上摔倒，或者一群人围在一起抢了半天，发现球没有了，谁也找不见，被谁不小心踢到草丛里，或者掉进土洞里了。有的时候一个课间十五分钟，踢球三分钟，剩下的时间找球;有的时候有人一脚吊射，守门员手上一漏，掉进兜里。如果是真正的足球这些可笑的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许可就是守门员，自从踢上网球，许可就从众多喜欢守门的人里脱颖而出了。因为他最胖，那时候我们的球门又小，几乎和他的身体等大，他挡在门前，只要把胯下看住，球是很难进的，他又不怕疼，有几次他被踢得很惨，脱了衣服身上像金钱豹一般，可他还是笑眯眯的，好像是刚拔了罐子。但是网球最让我们害怕的不是这些，而是网球会踢到鸡巴，据说疼得让人想要咬人。
那时候我刚刚知道撒尿的东西除了撒尿，还有别的用处。是刘一达告诉我的。一次他去书店，趁店员不注意，把一本书撕下一页。他把那页褶褶巴巴的纸拿出来给我看，说那上面是女人的生殖系统，逐一告诉我构造。他还讲了很多，我越听越觉得烦躁，心里也有了一些异样。从那时起，我开始重视自己撒尿的东西了，觉得虽然长得丑了吧唧，却有很大的能耐，应该刮目相看。
突然有一天早上醒来，看见它在裤衩里抬起头，胀得像个小苞米，吓了自己一跳，怎么自己的两腿之间多了个小怪物，一会儿大一会儿小的。我没法喊我爸，问他如何让它变小，觉得他肯定不知道，这件事应该没在他身上发生过，一定是我病了。我心里一紧，想如果这东西病了，脱了裤子让大夫看，多他妈的难堪，我就用手拍，拍了半天，手都拍酸了，它竟更大了。我心想这下彻底完蛋了，得了病，耽误课，下回考试一定比上回更惨。一想到考试，它就渐渐蔫了下去，裤衩能装下它了，我才算渡过难关，但是还是有点担心，不知道这病什么时候会再犯。骑上车，背着一书包的恐惧，感觉到车座顶着那个已经恢复正常的家伙，迎着风上学。走进教室，一眼就看见她，早上刚刚洗干净头发，发梢还有水珠，穿着白衬衫，手里拿着钢笔，歪着头溜号。我确信她一定是溜号了，虽然她手中笔在不停地写，她的眼睛对着面前的练习册，可我知道她的魂儿在别的地方，她不会记得她写了什么，也不会知道自己有多美，她就那么神游太虚，有点神秘，好像从一个干干净净的地方来，再也回不去了。我意识到自己又犯病了，马上把书包推到身前，挡在腰间，钻进座位，掏出教材，告诉自己：考试，考试，快想想考试，可怎么也想不起考试，只想再看一眼她。我的脖子不听自己的指挥，径直向她扭去，她的笔这时叼在嘴里，若有所思地上下颤动。我的病更重了。这时我看见她的头上就是高杰做的跑道，看到自己的跑道前一朵红花也没有，看到刘一达、隋飞飞的红花好像拜堂的红烛一样火苗越烧越高，我平静了一点，裤子也松了一圈。这时孙老师走进来，说：把《海淀考王》翻到第三十八页，撕下来。大家都找出尺子，把三十八页撕下来。她说：把书包都交到讲台。大家把书包扣上，放在讲台，堆得像个垃圾场。她说：四十五分钟把三十八页做完，想什么呢都，现在就做，8点交卷。我发现，自己好了，孙老师的声音一下让它变小了，比平常还小。
可是从此之后，这个病还是缠上我。开始是看见她穿了新衣服或者白衬衫换了款式就要犯，之后只要看见她就要犯，再后来，无可救药，想到她就要犯。这下子让我无处躲藏，眼睛可以藏起来，只要我把自己藏起来，眼睛就跟着藏起来，可思想却没有地方可以躲，它名义上虽然在我脑海里，可是完全不受我的控制，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想谁就想谁，而且最要命的是，思想这东西最叛逆，你越是不让它想，它越是赌气一样想过去。本来我在这铁丝网里活着，喘气就有些困难，随便一个人就可以卡住我的脖子，向我提出批评，告诉我不该如此，失眠虽然还没有开始，但是已经有些呼吸困难。有时候站在校园里，看着偌大的操场和场边的荒草，大口地喘气，回到教室继续气若游丝地写题。这下子可好，自己又开始找自己的麻烦，每天和自己的思想较劲，这可不是个小工程，我就像忽然变成了两个人，每天扭打在一起，而应该的那个我却总是败给不应该的那个我。 这时候，许可救了我。
一天正踢网球，我一脚射在他身上，他捡起球，抬脚踢出来，结果踢得不够高，可足够快，就像他蹲着射出一枚肩上的迫击炮弹，我当时正沉浸在射门失手的懊恼里，这颗炮弹不偏不倚地踢中了我的两腿之间。我感到两腿不可抑制地向中间并拢，膝盖如同有人从后面踢中腿窝一样向前跪倒。我没有发出一声叫喊就团在一处，给许可行了个五体投地的大礼。他向我跑来，把我的脸托起来，问：十环？我在牙缝里说：靶都让你踢漏了，太他妈的疼了。他说：是那里太疼了吧？我说：操你妈的，你有这脚法守门真他妈的白瞎了。其他人看我还能骂人，就把我扔在那儿，找那个该死的网球去了。我说：别找了，在这儿呢。说着从手里把球扔给他们，那一瞬间我竟然把球夹住了。许可说：走。我弯着腰说：走不动。他说：那也得走，你越窝着越疼，你得让这疼劲在身上扩散，走走就好了。我说：你他妈的倒是拉我一把。他把胖手伸进我腋下，把我架在他半边肩膀上说：去厕所，看看。我觉得对，就倚在他身上向厕所走去。进去之后，脱下裤子检查一番，他说：没事，坏了哥们儿帮你修。我知道他没说笑话。他本来是分数不够的，事实上是差了一半的分数，他老爸送了五万块钱给校长，还答应给学校建一栋教学楼，价钱好说，他才成了这个班级里的一个。据说他爸是这座城市里最早的几个房地产商之一。这个胖子虽然是个贫嘴，但是为人很讲义气，因为家里有钱，学习又太差，所以也就没什么烦恼，朋友也多。他说：你尿尿试试。我说：一点尿也没有，都让你踢回去了。他说：我帮你吹口哨。说着就吹起来，是《友谊地久天长》，他竟然在这样的时候还吹出了一个曲子。我小时候倒是听过我妈的口哨，现在还记在脑海，那是一种没有曲调的刺激，带着威逼和催促，越是吹我越是尿不出来，一停下我马上尿出一大泼，我妈错以为是她的口哨起了作用，其实是她的口哨停下来起了作用。在《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底下，我竟然真的尿出了一点，然后使劲甩了甩，甩出的比尿出来的多，但也总算证明这个功能还在。许可用大手使劲拍了一下我的后背，说：我就觉得你那玩意儿应该结实，把球都夹住了。
下午，我拼命喝水，结果拼命上厕所，老师以为我是故意想出去溜达，后来就不让我去，等到了下课，一泼绵长的青尿证明了我的鸡巴不但把那颗网球生擒活捉，自己还毫发无损。第二天，我发现了新的收获，就是那个奇怪的病被这么一踢，好了。看见她挺着胸，扭着腰，播撒着余波，从我面前走过，虽然心里有些发热，嘴巴有点干涩，可两腿之间一点反应也没有。我试着让自己去想她最诱人的样子，那时候也只能想到她的衬衫有些透明，里面的小衣若隐若现，脖子里散发出天然的香气，我的思想把这些场景都透彻地走过了一遍，除了心跳继续加速以外，没有出现任何曾经说出过的病状。我顿感纠缠我好久的奇怪病症应该是把我抛弃，去寻找下一个可怜虫了。劫后余生的欢喜让我不知所措，觉得自己这下子应该对得起我爸妈卖出的一穗穗煮苞米，觉得自己的思想又开始听自己的话，服服帖帖，天地都开阔起来，就像下雨的时候虽然心烦，可雨过天晴之后觉得那场雨下得也挺好。下课的时候我拉住许可说：你太神了。他说：你是不是想说“你太神经病了”结果说快了？我说：没有，我就是说你太神了，神医。他说：那就是你神经病了。我被喜悦冲昏了头脑，毫不在乎这原来是我最大的秘密，说：你那一脚把我病治好了。他看我不像逗他玩，说：什么病啊？我说：前一阵子我那玩意儿有时候会变大，你肯定没听说过，就像是让打气筒打气了一样，现在好了，你踢完我之后，再也没变过。他瞪着我，有十几秒钟没有说话，好像看见了一个北京猿人在说英语。最后他小声说：你确定再没变过？我说：没变过，我试了，想了很多办法。他说：都是想的？我说：是啊，以前我一想就变，可吓人了。他把我拉到一边，躲过教室门口川流不息的人，说：这样，你晚上来我家，我爸妈去请几个当官的吃饭不在家。我让你在我家看电影。我说：什么电影？听说今天晚上中央台演《九品芝麻官》。那时候没几个人回家的时候能够被允许看电视，可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大家都知道晚上会演什么，这让痛苦加深了一层。他说：不看电视，我家有VCD，能看外国电影。我那时候并不知道什么是VCD，但是直觉告诉我这三个字母组成的那个机器一定高级得不得了，而且我姥爷病了，我妈我爸都去第四医院陪床。我和姥爷不熟，一年也见不了几面。他是个疑神疑鬼的老人，“文革”十年的时候吓出了神经衰弱，之后毕生无法熟睡，经常因为各种各样的毛病住院。既然这么巧，四个大人都不在家，那两个小孩可以当家作主了。我说：好，晚上咱俩一起走。他又把声音压低了一度说：你别告诉别人，我烦人多，走了我还得收拾。许可从来都以光明磊落自居，有的时候中午还给大伙买盒饭吃，今天怎么像个小丫头，但是没关系，更显得我特别不同。我说：放心吧，明天我也不给他们讲。
许可的家离学校很近，他每天都是用脚走到学校，不知道为什么走了一年多还是这么胖，可能是走得太慢了吧。楼很不起眼，和这座城市里其他存在了十年以上的楼房没什么差别，小区里面随处可见有人随手乱丢、没人动手收拾的垃圾。庞大的自行车库躺在小区正中，一个面容有点像自行车脚蹬子的老头儿坐在门口，手里拿着一个饭盒一样的大茶缸。夜晚的风吹在他的脸上，皱纹随风起了波浪。许可对他说：哎，哑巴。他张着嘴笑，发出“阿巴阿巴”的声音。许可说：你咋还没死呢，哑巴？他张着嘴笑，继续发出“阿巴阿巴”的声音。许可从兜里掏出五块钱，塞进他没拿茶缸的手里，指着我说：我同学，晚上车放这儿。他把钱推给许可，用力摇头，皱纹又抖起来。许可说：拿着吧，死了买身好衣服。他马上把钱放进兜里，冲我摆手，我把车推进去，锁好，他冲我笑，手还放在兜里摸那五块钱，嘴里发出“阿巴阿巴”，好像是说：没问题，没问题的。我装作和许可一样，看也不看他，可心里有些难过。
走进许可的家，我的眼睛有些不太够用。屋顶挂一个金黄色的吊灯，像是童话里的水晶塔，只不过是反转过来。客厅大得可以进行一场五对五的足球比赛;电视不像电视，倒像是一面小墙，而且比我家的电视瘦，没有难看的大屁股，沙发比我的床大一圈，可摆在这里却显得有点小，靠着墙是一个两米出头的书架，上面的书都包着烫金的硬皮，好像谁要是敢拿下来看就烫谁的手。书架的下半部分是一个酒柜，里面的酒都装得满满的，五颜六色，不知道过期了没有。暗红色的地板铺在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所有能看见的地方都有地板，吊灯一照，泛出血一样的光亮。在靠着阳台的角落摆着一个跑步机，我之前只在电视上看过这玩意儿，我当时想，什么人会傻到花钱买一部机器，在家里跑步，而不是穿上鞋子到外面去？毕竟鞋子比机器便宜得多。这天看见，觉得是有道理的，这玩意儿摆在客厅，果然觉得这个人家富的可以，也许富的证明就是买一些没用的东西摆在家里。卧室有多少个，我不知道，许可没有引我去看，但是我看见客厅中间的小路两旁有几扇门，料想门后面的屋子里肯定也有很多跑步机一样的东西。 许可看见我狐疑的眼神说：树大招风，住在这样的小区里安全。我爸盖这栋楼的时候，在地下挖了一个车库，一方面是为了他和我妈停车，一方面是万一有事能跑，他俩的卧室里有条地道通着车库。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他丝毫没有笑，好像在说着别人的事情一样平淡。我说：那你家的邻居家里也都这样吗？他说：当然不是，那样肯定会被人盯上，我家的邻居都是我爸挑过的，谁住在哪个单元，都是他定的，得确保每一家人都安全，对我们来说，安全。我的脑袋一时间陷入了停滞的状态，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是不是我一直熟悉和痛恨的那个世界。抬头看硕大的吊灯发出柔和的黄光，觉得它随时可能掉下来，因为它实在看起来太不真实，和我家屋顶的黄色灯泡比起来。我就躲着它坐在沙发最左的一侧，许可说：你往中间坐，茶几的水果随便吃，我去找碟。我就坐在沙发的一头机械地吃起葡萄，眼前的电视还没有启动，像一只瞎了的眼睛。许可抱着一摞影碟走过来，我注意到每一张碟上都没有封面和名字，光秃秃的像是里面的内容是一片空白。他说：你想看日本的还是欧美的？也有马来西亚的。我说：打吗？每当同学向我讲起一部电影的好处，我都会问：打吗？他想了想说：可以说，打。我说：我没看过外国电影，看一部最打的就行。他又停下来想了一下，挑出一张碟放在电视下面的机器里，说：我进屋打个电话，你看你的，这些机器你别碰，看就行。我说：放心吧，我还怕过电呢。
客厅里就剩下我一个人的时候，电视里又出现了一个人，是一个老师，比孙老师漂亮很多，带着眼镜，手里拿着教鞭，裙子很短，腿上穿着薄薄的丝袜，站在讲台上。她身后的黑板上乱写着字，看着应该是日语，有些字和中国字一样，有些字不是中国字，像是日本人的小胡子一样怪异和局促。我想这样的电影怎么可能打？又不敢乱碰连着一条条电线的机器，那机器看起来比我强大得多。镜头旋转，教室里坐着几个学生，可年龄好像比老师还要大，一个个表情诡异，有些不正经。我怀疑这是一部讲夜校的电影。紧接着，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一幕出现了，老师开始脱衣服，学生们围过来，把手按在她的身上和腿上，性急的开始撕扯她的丝袜，几下丝袜就破了，然后她的裙子也被扯下来，露出几乎透明的内裤。这时她的上半身已经完全裸露。我顿时感到浑身好像要烧起来，脸上一定可以烧壶开水了。不知怎么回事，她的内裤也不见了，老师没有感到受到不可饶恕的侵犯，而是仰着头，好像准备开始一场舞会……事情突然在我脑海里明朗起来，刘一达的话，我的怪病，许可的用心，我几乎马上猜到之后要发生什么了。然后电影里果然发生了，“舞会”结束的时候，我的病已经彻底回来找我，虽然我知道我已经不能管它叫作“病”。
这时候许可正好打完了电话，从房间里走出，说：我一直觉得这部最爽了。我咽了口吐沫没说话，尽量让自己放松。他向我裤裆看了眼说：好了吧。我说：挺好的。你这东西哪来的？他说：有几张是我爸的，有几张是我自己买的。我说：还有地方卖这个？他说：三好街。我说：那地方不是卖计算机的吗？他说：有，都是卖碟的，比卖计算机多多了，你往街上一站，装作像要问路，就有人过来问你：小伙儿，买碟不？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并不知道他在模仿谁，之后我才发现他当时模仿得惟妙惟肖。然后他把碟从VCD里退出来，说：你别自己去，要不容易上当，有一次我买完回来，发现是《孙中山》，妈的，电视剧。我说：我不去。他一撇嘴说：装鸡毛。我说：不是装，我家没有VCD。他一拍脑袋说：对啊。撤吧，我爸妈快回来了，他们俩最讨厌我往家领同学。我站起来，向门口走去，换上鞋子，看了眼吊灯，黄色的光芒照进我的眼睛里，我的心又是一阵狂跳。许可刚要关门，我把门扳住说：以后我还能来吗？他说：汪洋他们下回来的时候我叫你，你别往外说就行。然后把门关上，发出很大的声响。
走到自行车库，哑巴看见我，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领着我走进去，帮我挑出我的车，我看见他的笑容，心里又浮起刚刚的难过。在我要跨上车的时候，他把我拉住，指了指我的车轱辘，然后拿起打气筒帮我把车胎的气打满。我还不如许可，竟一言不发，待他打完，马上跨上车骑走了。
到家的时候，我爸妈还没有回来，锅里还有一些凉饭，我就点上炉子倒上水，煮了一锅粥。我记得应该有前一天剩下的榨菜，果然还有几块，倒进粥里，几下吃完，觉得身上暖和了许多。我第一次发觉我家的窗帘有些薄，若是有人站在外面贴着窗户向屋里面看，也许会看到些情景，我忘了我们家是七楼。我找来夏天的薄被，堵在窗户上，然后把门锁好，用力拉了几下，确定就算我爸在外面用脚踢也不会踢开。最后我回到床上，关上灯，黑暗里我的脑海中却十分明亮，那个窗明几净的教室，那个奇怪的老师，那些不懂得尊师重道的学生，我脱下裤子，把手放在两腿之间，生疏地捏了一下，不一会儿就找到了窍门，随即就是倾泻，和电影中一样，虽然没有倾泻的对象，可对于我来说，已经是从未有过的无上的欢愉，重要是这种欢愉不用依赖于任何人的帮助，我自己就可以轻易获得，我好像在就要窒息的时候推开了一扇门，门后面是无限的氧气。
门响了起来，我慌乱地穿上裤子，忘记了擦掉裤子上的污渍，几乎是从床上滚到门口，将门打开。若是我爸稍微把目光向我的下身移动，我可能会当场昏厥，可他没有看我的裤子，甚至没有看我，他像是刚刚出了车祸而毫发无损的司机，有些恍惚，微微颤抖地走进来，我下意识地问：我妈呢？其实我根本不关心她在哪里，我只是觉得房间里应该有些声音才对。他突然把手放在我的头发上，说：把衣服穿好。我慌了神，回头去找外衣的时候，手不停地抖起来，这时听见他说：你姥爷去世了，我们得去医院。
我像是没有听见，背着身小心地把裤子擦干净，然后转过头，强迫自己流下眼泪，心里想：原来是，虚惊一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