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倡导推行“第二代民族政策”，文章主要从第二代民族政策及其历史渊源、大熔炉模式与中国国情以及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几个方面展开分析，阐释第二代民族政策及其不合理性。
【关键词】第二代民族政策；大熔炉模式；去政治化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人口众多，民族问题错综复杂，近年来，学术界有人倡导推行淡化族群意识与56个民族的民族观念，强化中华民族的身份意识与身份认同，推进中华民族一体化与国家认同的政策，即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胡鞍钢与胡联合在《第二代民族政策：促进民族交融一体和繁荣一体》一文中，通过对党中央促进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政策的片面解读，提出与时俱进的实现我国民族政策从第一代向第二代的转型，以第二代民族政策全面替代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并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进行制度设计，推动各民族交融一体，消除民族界限，实现民族融合，促进中华民族繁荣一体发展与伟大复兴。第二代民族政策的提出不仅造成思想上和理论上的混乱，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与民族工作的良性发展造成严重影响，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引发了一系列的争议和讨论。
一、第二代民族政策及其历史渊源
世界各国处理民族问题的方法大体分为两种基本模式，即以美国为代表的大熔炉模式和以苏联为代表的大拼盘模式。受苏联民族理论的影响，中国将民族问题政治化和制度化，并以此来处理民族问题，如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等制度。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以西方民族国家论说来比对中国，将大拼盘模式作为反面典型，大熔炉模式则作为正面典型，认为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属于大拼盘模式，是一种失败的民族政策，中国应当借鉴美国、巴西等国的成功之道，实现民族问题去政治化等目标，用族群取代民族，否定民族的政治属性与集体权利，去民族标签化，放弃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取消民族特殊政策，推动民族融合，以公民化的手段来治理中国的全体国民。强化公民意识，淡化民族意识，取消个人的民族身份，以一个中华民族来取代56个民族，构建个人公民身份与中华民族身份归属，实现民族融合。
民族融合与民族同化并非新提法，我国在历史上曾推行过，但都以失败告终。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国民政府推行过强制的同化政策，主张一个国家只有一个民族，即国族，只是当时的国族更类似于宗族，有大汉族主义思想在里面，再加上当时动荡的时局，这种政策没能施行下去。新中国成立后，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曾推行过民族融合政策，认为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只讲阶级与阶级斗争，不讲民族，打击少数民族干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也名存实亡，不仅没有促进民族融合，反而加深了民族隔阂与对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和发展了党的正确民族政策，建立了平等、团结、互助与和谐的民族关系，形成了各民族亲密合作、共同发展繁荣的局面，促进了民族融合。民族融合是一个自然的、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随着我国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发展，民族间的共同因素不断增多，但民族间的差异仍将长期存在。第二代民族政策试图替代现行的民族政策，以促进民族融合，实现交融一体，这种观点违背了我国国情和民族发展规律，当今中国需要做的就是落实现行的民族政策，促进民族问题的解决与国家的长治久安。
二、大熔炉模式与中国国情
美国、巴西等国的熔炉政策都属于种族隔离、强制同化政策，其本身就有缺陷，不应该是中国加以借鉴的成功经验。美国强制同化的族群政策就是美国黑人的血泪史，在那段历史时期，美国的黑人及有色人种没有人权和自由，处于被歧视、被隔离和被压迫的悲惨境地。这种失败的同化政策早在20世纪60年代已被多元文化主义政策所取代，即在保持和发展美利坚民族与美国人统一性的同时，承认和容忍族群文化的多元性，允许不同族群保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系统。巴西的白化政策就是从生物学与肤色上消灭印第安人、黑人等劣等种族，并通过基因进行改造的白化思想，其本质为种族歧视，是一种充满压迫、摧残和暴力的强制同化政策。第二代民族政策的主张者只看到美国等国家在大熔炉模式下进行民族融合的结果，却忽略了中国与其在民族问题上的区别以及大熔炉模式本身的缺陷，忽略了大熔炉模式背后所蕴含的文化理念、历史背景及其所付出的代价，对其是否适应中国的发展也没有弄清，就认为强制同化的族群政策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成功尝试，并据此提出在中国实行这种民族同化政策，这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民族观。
一个国家实行怎样的政治制度是由其基本国情决定的，中国的国情、社会文化及其历史经验长期不变，因此现行的民族政策也不需要改变。第一，与美国等移民国家不同，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其少数民族与主体民族在生存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发展水平上差距较大，区域间与民族间都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第二代民族政策将民族间的平等简单的转换为公民个体间的平等，认为实行偏向少数民族的特殊政策就是对公民的不平等，忽略了中国国情以及民族群体存在的客观事实。党和国家所实行的民族平等团结、民族区域自治以及民族优惠等一系列特殊政策，有利于促使区域间、民族间的平衡发展。
第二，建国初期以来，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族识别和鉴定，构建了由56个民族组成的中华民族，并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将国家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相等同，消除各民族的民族认同，只保留国家认同与公民意识，加强一切族体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一体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大民族主义与地方民族主义。然而，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的少数民族在识别恢复后都构建了其本民族的历史，形成了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与民族认同，此外，受历史因素的影响，中华民族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的是汉族，所谓的中华民族认同具有大汉族主义倾向，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淡化中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观念，强化中华民族意识和公民意识，少数民族会认为被排除在外，产生反抗情绪，不利于民族问题的解决。第二代民族政策过分强调国家认同与单一的国族认同，容易导致个体性或群体性的认同危机，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念。
三、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随着民族问题泛政治化以及社会问题泛民族问题化倾向的加剧，民族间呈现出心理沟壑与信任危机，国际反动势力借助一般的社会问题乘虚而入，直接插手我国内政，促使社会问题民族化和经济问题政治化，严重危及基层政权的稳定以及民族地区的长治久安。第二代民族政策提出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即去民族区域自治化和去民族政策化，由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集中体现了中国民族问题的制度设计与民族政策的基本原则，去政治化也是去法律化。应对这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等领域可能产生的问题划清边界、责任与义务，预防民族问题泛政治化，预防社会问题泛民族问题化，预防政治利益集团利用民族群体制造动乱，而不是简单的对民族问题去政治化。
民族与民族问题的政治性也决定了去政治化的不合理性，民族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由一定的政治力量所推动并带有强烈的政治性的人类集群，中国各民族都是土生土长的民族，其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都建立在所生活的地域之上，居住地域对于一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影响较大，在政权更迭中，他们有权利声称是其所生活地域的民族利益、资源权利和治理权利的代表，被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如土家族之所以能够“入五溪而聚族”进而稳定巩固，与隋唐以后的羁縻制度以及宋元以后的土司制度有着莫大关系，由此可见政治因素在民族发展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我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就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上的。第二代民族政策主张对民族和民族问题去政治化，将民族视为一个文化的产物，以族群取代民族，忽略社会历史背景与政治因素来谈民族，将民族视为纯粹文化与生物因素族群，不符合中国各民族的实际情况。中国56个民族的形成是由国家识别认证的，是一种政治力量，由政治因素所决定的，民族本身就是政治的产物，对民族与民族问题不能也不可能去政治化。
四、结语
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民族关系的和谐程度不断深化，各民族对国家的向心力也不断增强。因此，对中国现行的民族政策应该予以肯定，其在解决民族问题上是成功的，必须坚持下去，虽然仍有很多不足，我们可以采取措施进行调试，但绝不能轻易就将其否定，进而实行所谓的第二代民族政策。我们应当立足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先进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学术话语体系，并对现行的民族政策不断加以完善，以便更好的认识与处理我国的民族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