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感谢两个农民。他们都生和长在中国北方，后来被我称之为南太行的一座名叫莲花谷的村庄。男的叫杨小方，按照家族传统，父亲为他起官名为杨恩富;女的叫曹桃妮。南太行是一个地理样貌奇崛、人类生存难度较大的山区。越过上有唐代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之侄刘稹修筑的峻极关的摩天岭，就是山西左权（古称辽州和辽县）县境。向南的武安曾有一段时期属于河南管辖。因此，明万历本的《沙河县志》中有“（此地）三省交错”之说。
杨小方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出生于农历一九四六年三月十四日。
但这个说法连他的生身父母都不敢确定，还是当时接他出生的、现尚还在人世的那位堂嫂说的。
从十三岁开始，杨小方就是一个壮劳力，赶马车，做木匠活儿，掌犁，还会用荆条子编制多种花样的篓子、篮子和筐子。这在当时的乡村，也算是一位有才艺的“能人”。只是性喜沉默，但不是通常所说的那种老实，而是极容易让人认为他傻或者木讷的那种。所以，生逢其时，杨小方几乎经历了建国后所有的人为和自然灾难，如大跃进、反右、破四旧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运动、包产到户等。还有六零年的大饥荒、六三年的大洪水，以及六六年的邢台地震和七六年的唐山大地震。
曹桃妮的娘家在五里外的石盆村，她的经历和杨小方类似，只是性格不同。曹桃妮直性子，常管不住自己的嘴巴，常把好话也说得冷冰冰。因此，得罪人就成为她人生的一种“常态”甚至“使命”。可她又天生一颗善心。即俗话所说的：刀子嘴豆腐心。这在崇尚原始暴力并且生存资源相对匮乏、生活空间狭窄偏僻的南太行乡村被误解、讥诮、吃亏，也是她人生的一种常态。
与杨小方情况相同，直到现在，曹桃妮也无法确定自己到底是农历一九四八年六月哪一天出生的。大致是二零零九年，从两张身份证上，我惊奇地发现，曹桃妮竟然和她的亲妹妹同一天生日。只不过，她是一九四八年，她妹妹是一九五二年。
曹桃妮说，爹娘把她和她妹妹的生日弄错了，不知道哪个是五月初七、哪个是六月二十四。直到前几年，才大致地确定为六月二十四。
曹桃妮说，杨小方娶她的彩礼（即聘礼）为十升谷子和三升麦子。谷子即小米，麦子可以磨成面粉。结婚不到三个月，公婆就和他们分开过了。所分的家具有：一座房子，一口水瓮和一口粮食瓮，一只铁锅，两只瓷碗，两双筷子。那时候是公社，他们是社员，给集体干活挣工分，吃大锅饭。每天都不饱，晚上睡觉经常被饿醒。一九七三年春天一个凌晨，鸡叫头遍时候，就要分娩的曹桃妮做了一个梦。
她梦见自家的门墩上，一边插着一面黄旗，一边插着一面红旗。其中，红旗上面还写着一个字。可惜，她没有上过学，不认识那个字。鸡叫三遍时，她肚子疼，她要生了。伺候她并为她接生的人是她的亲姐姐――一位年龄大她十来岁的乡村妇女，早年间嫁到三里外的另一个村子。
她疼了很久，生下一个男孩。
这个男孩就是我。
杨小方是我父亲，曹桃妮是我母亲。
那天是农历的三月初十。可母亲却告诉我说是三月初九。
从我记事开始，每到这个日子，母亲就煮几个鸡蛋专给我吃。那时候，刚刚包产到户。在南太行山区乡村，人们养母鸡的目的就是生蛋，然后拿到供销社卖几个零花钱，主要用于家里油盐酱醋和孩子上学等开支。
母亲不吃肉，算是彻底的素食主义者。每到这一天，她总是给我煮三到五个鸡蛋，并对我说：“今儿是你生日，吃吧。”
我很高兴，剥开一个，小口小口地咬着吃。有时候，母亲在一边看着，我给她吃，她推开，说，自己是大人，吃鸡蛋没用。
这样的时光一直持续到我十三岁。
十三岁的孩子，从没问过母亲的生日是哪一天。也似乎觉得过生日吃鸡蛋是孩子的专利，大人大了，就没了生日。
父亲的生日我一次都没问过。
我还小的时候，就知道父亲是一个老实人。无论在村里还是家里，都不多说一句话。母亲说，去上塘地锄玉茭地吧，草都埋住脚脖子了！他嗯一声，扛起锄头就走。母亲说，后山的柿子今年还可以，去看看，熟了就摘回来，不熟就再等几天。父亲再嗯上一声，然后挑起篮子、提着镰刀就上山了。我八岁那年，农村田地包产到户，以前集体所有的羊，也被分到了各家各户。最多的十来只，少的也就三五只。为了方便，村里又把羊集中在一起，雇专人放养。母亲说，这也是个好差事儿，适合父亲干，就揽了过来。
全村人的羊集中在一起，有一百五十多只的样子。各家按照羊的数量，年底给父亲结算工钱。统共也就三千多块钱。第三年，物价涨了，在母亲的要求下，又多加了二百斤面粉和一百斤谷子。
每到暑假和寒假，父亲要回家帮爷爷奶奶和母亲收庄稼。再后来，他和母亲准备盖新房子，舍不得花钱请人，就自己到后沟打石头。南太行山区乡村的房子大都是用石头砌垒起来的，还用成块的石板覆顶。
没人放羊，母亲就让我去。
第一次放羊那年，我八岁多一点。一个孩子，带着一百多只大小山羊，从村边的羊圈出发，向着后山逶迤行进。第一次，面对众多的羊，我有点王者的感觉。还特别喜欢父亲做的羊铃铛――铜皮里面悬着一根小木棍一样的东西，我至今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质地坚硬。羊身子一动，铃铛就响动，敲得满山清脆。
父亲说，放羊的时候，人要始终站在羊群上面。羊爬坡，会把松动的石头蹬下来。坡度又陡，石头不长眼睛，万一砸到人身上，可就不得了了！
羊群一般在村后的山坡上活动。那是一道峡谷，南北两面。按照村人的惯常说法：太阳光顾多的叫做阳坡，太阳抚摸少的就是背坡。阳坡干燥，荆棘和杂草多，也有桔梗、黄芩等药草;背坡泥土湿润，长着一层细密的青草，看着就很嫩。一般来说，上午时候，要把羊群带到阳坡上去吃草，中午赶到河沟里饮水。夏天，羊还要歇一会，就找个巨大的柿子树停下来，羊懂人意，就在柿子树的庞大阴影里卧下来反刍。下午两三点时候，要再赶着羊群上山吃草。往往，只要头羊一起身，迈开步子，脖子上的铃铛响起来，其他的羊也会起身，跟在它的后面。 夏天的晚上，羊群在山里吃草，也在山里过夜。为了防止羊被狼吃掉，父亲也睡在羊圈旁边。住的地方很简陋，通常是砍几根带叶子的树枝，搭成帐篷的样子，再往上面敷一层塑料布就可以了。为了防止潮湿，褥子下面要垫上谷草，再加一张羊皮。遇到打雷下雨再刮风的话，小帐篷会被吹倒，即使勉强挺住，雨水也会斜着跑进去。
冬天，羊群要回到村边专门的羊圈，人也要看着。羊久卧会生病，但它们自己不知道这一点，人要半夜起来，把它们喊起来站一会儿。父亲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放羊的手艺也得到了村人公认。母羊一般在春季和冬季生小羊羔，人不知道它们什么时候生。有些母羊正在山上吃草，然后就生了。刚出生的小羊羔站立不稳，更不能自己从高山上回到村里。父亲就抓住它们的前腿，一只只地提回来。尽管如此，在村人眼里，放羊仍是一种卑贱的活计，只有没本事的人才会做。
人一弱，人就欺。
春天和秋天时候，羊最难管教，一见青菜和庄稼就疯跑，逮住就啃。
庄稼和青菜都是个人种的，被羊吃了，村人不骂羊，骂放羊的人。有几次，羊吃了别人家的庄稼，别人找到家里说事儿。母亲连忙赔不是，并对人家说，不行就赔给你们！数数吃了多少株玉米、几棵白菜，到俺家有了的时候，就给恁送过去！
母亲这样说，也这样做。别人见母亲送来几棵玉米或者白菜，咧着嘴笑笑说，放院子里吧！母亲也笑笑，放下就走。
有几次，我没把羊看住，吃了别人家的庄稼。别人找上门来，母亲说尽好话。把人送走之后，就骂我说，你个子长得跟大人一般高了，连个羊都看不住，你是干啥吃的？
我不吭声。有时候也顶嘴，进而不愿再去放羊。
母亲说，不放羊咋办？你吃的用的穿的上学花的都羊身上来的。我说，还是让爹去吧。娘说，你都十好几岁了，长大了不娶媳妇了？娶媳妇就得盖新房子。不然的话，谁家闺女瞎眼了愿意给你当媳妇？
我也知道，抡大锤砸石头再一块块地搬起来放在架子上拉到房基地，自然比放羊要辛苦得多。有几次，我去帮忙搬石头，父亲一把把我拉开，一边搬石头，一边对我说：“你还小，还长个儿，压坏了就变成小矬子了！”
我十六岁那年春天，政府忽然下命令说，不许再养牛养羊，要封山育林，绿化祖国。有些人不听，牢骚说，全指着牛羊来钱活命，不让养，这日子以后咋过？还继续养。可没几天，就被罚了钱。村人看政府来真的，只好把羊处理掉。有的活着卖给别人，有的杀了以后卖肉和皮毛。
没了羊，放羊的活计也就没了。
再一年，母亲让父亲跟着别人到外村给人盖房子挣钱。
这时候我才知道，父亲还是一个很好的泥瓦匠。南太行乡村人的习惯是冬天和春天盖房子，其他时间几乎没有。母亲说，不能在家闲着，孩子要上学、老人要养老、每个人都张着嘴要吃要喝，不挣钱咋能行？正在发愁时候，林场要伐木。森林在山里，伐掉的木头要弄到公路边再装车。林场找人扛木头，扛一根十块钱。母亲就让父亲去。有一个周末，我去看父亲，只见他扛着一根比腰还粗的长松木，上了一道岭，再下一道沟，走了起码五里地，才把木头扛到公路边。
我去帮父亲。父亲说，你扛不动。我使劲扛了几次，腰板粗的松木纹丝不动。
我尴尬地看看父亲，父亲笑笑，一哈腰，嗨呀一声，就把木头扛起来了。
木头扛没了，父亲就找其他零活干。今年去砖厂干，明年再去团球厂干。在一家化工厂干的时候，得了一种怪病，总是莫名其妙地脚疼。小腿上也有了血栓，血管凸出皮肤，弯弯曲曲的，像长蚯蚓。
十七岁，母亲渐渐不记得我的生日了。每次过了好几天，才忽然想起。有几次，我觉得委屈，自己生闷气。父亲对我的生日从来不问，我至今也弄不清他知不知道。十八岁那年冬天，我终于离开了南太行乡村，以当兵的名义，去到了西北的巴丹吉林沙漠。
那是风暴连天、荒凉无际的地方，古人称之为盐泽或泽卤，也是蒙古高原与黄河谷地交汇之地。一九九三年春天，我生日时候，效仿其他的同乡战友，大搞了一次宴会。花了好几百块钱，最后还把自己喝醉了。半夜渴醒，觉得内心特别的空旷，好像走遍世界都找不到抓扶的东西一样。我想，父亲都快五十岁了，娘也是;生我的人都没有过过生日，甚至连自己生日具体是哪一天都不知道;作为他们的孩子，我怎么能为自己过生日，这么奢侈呢？
这是不是大逆不道？
此后，我极少过生日。即使有人知道，我也说，过生日没啥意思！这样的状态一直坚持到一九九九年，我在上海空军政治学院读书时候。同学唐小平、徐超刚、胡新好、汤勇几个凑了点钱，在五角场买了一些熟肉和啤酒，几个人躲在宿舍隔壁的小仓库里，为我过了一个生日。谈了对象（后来转换为妻子）后，我的生日只有她记得。有几次，我生日前，母亲打电话提醒过几次。我特别高兴。但也觉得，我出生的日子，正是母亲疼痛之时。过生日，到底是庆祝自己有幸来到人世，还是在以欢乐的方式纪念母亲生产自己时的疼痛？
每一想起父亲母亲连自己的生日都不知道具体哪一天，就觉得心疼。他们都是历经苦难的人，也备受生活煎熬。有几次，我问起他们的生日。父亲说，不知道。还说，过生日有啥意思呢？又不是当官的，也不是有钱人。在他心里，似乎只有这两种人才配过生日。母亲说，不知道自己生日究竟是哪一天，反正和小姨的生日混淆了，过也没法过。
我觉得心疼。这两个生于民国的人，在半世纪多的时代之中，以自感卑微的姿态，恪守农民本分，连过生日都觉得是不应当的。此后，每见到大肆操办自己生日的同龄人和更年轻的男女，我就有点鄙夷。我知道这不应当，但却无法说服自己。总是觉得，这些人真是狂妄无知，也丝毫不感念母亲生产自己时候的疼痛。
成家后，妻子说，给我好好过生日。我说，不。并对她说，过一个生日就老一岁。父母亲都没把自己生日当回事，自己过生日，很不合适。妻子赞同我的观点。也觉得，只要两个人都记得对方的生日，在那一天相互祝福一下就够了。 只是，儿子生日时候，妻子都要为他操办一次。尤其是他上学后，同学们都过生日，你请我闹的，儿子也难免跟风。这不怪他。每次给儿子过生日，我会给他拍一些照片。看着他欢乐的样子，自己心里也高兴。有时候也不免触景生情，想起自己的父母。也想到，每一次生日都是长大，也都是衰老。尤其对成年人而言，这种欢喜背后的悲怆，总是在内心若隐若现。
我觉得好笑，又觉得心酸。父亲母亲这一代人，可能是还在使用农历的最后的一代中国人了。每次电话，我说下月8号回家去。她说，那就是初三、初八。事实上，母亲也不知道啥是公历。多少年来，她就按照自己的方式计算时间。
2014年，又有一个三月初十，又是我的生日。可是，我的父亲却在五年前去世了，他一辈子都没过过生日。更悲哀的是，一个活了六十三岁的农民，到死，连自己具体的出生时辰都没弄清。这让我，他这个记得并且过过自己生日的儿子，心里该是怎样的一种剧痛与不安？
2014年，我四十一岁了。人入中年。回头之间，时间真是悄无声息并且决绝异常，有着快刀切腹的凌厉，也有着滴水穿石的柔缓和冷酷。就个人而言，除却少小时候的乡村生活经历，以前大以为悲怆的苦楚与郁闷，其实都不算什么。比起父母小时候，何止幸福？
这四十一年来，个人的命运和生活总是和时代紧密相关。
我记得自己最青春的事情是新兵连时候满心虔诚地对班长说，军人就是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即使前面是万丈深渊也要跳下去！再一件是，我那时候在电视台负责摄像和电视新闻撰稿、编辑工作，一个阴雨纷纷的天气，为做一张名牌，去到隔壁的展览室，请求一位女军人。我到她工作室刚站住，她看了我一眼，然后说，你的眼神怎么那么忧郁？我惊诧了一下，以为她说别人。可房间里除了我和她，就只有一台电脑和一台刻字机。从那以后，我就坚定地认为她喜欢我，尽管我到现在再没敢跟她说一句话。
还有一次，为了追妻子，对岳父岳母说，我愿意留在西北，将来照顾他们。
最热血的事情是在上海读书时候，正逢香港和澳门先后回归，科索沃战争，驻南使馆被炸，彻夜不眠，若不是校方有规定，也会上街游行抗议。还有朱F基访美。“911”事件发生后，起初觉得美国遭受了恐怖袭击，觉得本・拉登很英雄，但马上又觉得这样的手段并不能解决问题，且以平民为袭击和伤害目标，致无辜生命死难，有违于人道精神，我开始崇尚圣雄甘地、马丁・路德・金等非暴力与争取自由运动方式。
最感动和震撼的当是“5.12”地震，那个骑着摩托车把自己妻子安葬的男子、埋在地下还紧护自己孩子的母亲……平凡和卑微之人的本能与爱、灾难之中的壮美人性，叫我多次潸然泪下。
最恐惧的是非典、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最愤怒的孙志刚案、瓮安事件、“7.5”事件、“3.14”事件，以及最近发生的“平度事件”、奉化县楼房倒塌事件。
四十一年来，我遇到的好人很多，每一位我都铭记着。
对于我个人，这一时间段内，奶奶、两个舅舅、一个大姨和一个姑夫先后辞世。父亲病逝于2009年3月9日凌晨。还有两位未曾谋面的朋友离开了人世：一位是重庆的越儿，一位是河北的张立勤。
这似乎是最好的了。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强调自己的平民身份，并且在诗歌中说：“我的爱不大，只有五指和手心”。当一个人无法参与更多人的问题、无法选择自己的时候，安于平民，并且时刻惦记有限且越来越少的亲人、愿他们健康平安，就是生活和梦想的全部内容了。尽管有诸多的不可及梦想、现实要求和精神申诉，但现在看起来，无望的居多。
生日，让我蓦然觉得苍老，还有些腐朽的味道。母亲常说，在南太行老家，如我这般年纪的，大都做了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人总是一茬茬的，一代推一代，也一代催一代。如此，所谓的生日，其实是时间在每个具体生命当中又砍了一刀或者又取走了一部分。
时至中午，我将写完这篇文章。窗外的成都日光暗淡，这是这座城市冬季当中的一贯表情。就在前几天，我和儿子再次去到单位的文殊院。儿子玩耍，我在听僧人晚课。他们的咏唱之中，似乎有大庄严。文殊院街道也非常奇特，小吃、香烛、佛像、糕点、茶楼、小摊点摆摊算命的之外，还有公墓办事处、茶叶店、殡葬用品商店等等。在我的感觉中，这俨然一个鬼神佛道交汇之地，一个生与死、肉身与灵魂高度交集之地。每次走在其中，我都觉得诡异，还有些惶惑。在自己这一天，我想应当做的，该是向生养自己的人致敬并感恩，包括生养他们的人，不管逝去还是健在。生命是宇宙间最大的亮光，每一个生命都有出处。每一个人的生日，都是“奇迹”之时，亮光照耀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