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大字报是得到领袖钦点的，被视为“文革”楷模，被点名的宋硕、陆平、彭云受到残酷迫害。
“第一张大字报”点名的三人均遭迫害
宋硕去世后，陆平成了被“大字报”批判的“领衔人物”。
“文革”前三年中，中国著名高等学府北大、清华被起来“造反”的代表人物聂元梓、蒯大富等控制，私设公堂，监禁和殴打两校的干部、教授。陆平首当其冲，被长期监禁，审讯得没完没了，受到多次吊打。彭云是女性，被失去理智的“红卫兵”殴打最严重的一次，也是卧床不起，多日才缓解，同样被长期监禁。
进驻北大的工人和军队“宣传队”职掌领导权，来自部队的某军政治部副主任刘信任总指挥，副总指挥有荣长风、局成俊、魏秀如 （女）、华广信、焦克琛、李景斌 （除荣长风是北京第一机床厂军代表外，余五人均为工人）。
这个指挥部进驻北大后，一方面制止了大规模学生武斗，一方面奉行“文革”的错误指导方针，进行残酷的“清理阶级队伍”，造成大量冤案，以致命案频发。这说明这些指挥者不能胜任管理北京大学的使命。
9月27日，北大“革委会”成立，杨德中任主任，王连龙为排名第一的副主任。在此之前，从1月开始，身处“监督改造”中的陆平和彭云的情况有所改善，每月暂发生活费40元，未成年子女可从工资中支取15元。
北大革委会成立后一个月，陆平、彭云被遣送江西南昌郊区鄱阳湖畔刚刚兴建起来的北大鲤鱼洲“五七干校”，不再单独监禁，随干校学员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在那里，陆平的健康被摧残了，一度病危。彭云比较年轻，健康也大受损害。使人感到意味深长的是，领衔“第一张大字报”的聂元梓已经失势，也被遣送到鲤鱼洲劳动。
鄱阳湖畔鲤鱼洲是血吸虫病高发区，数百名北大、清华的教师因此患病。为免于这支队伍全军覆没，该干校于1971年9月撤销，陆平、彭云回到北京。
陆平的身体已难以支撑，只能在家养病，健康逐渐恢复。彭云被送入北大新设的大兴县“天堂河”干校继续劳动。此时，对他们的“监管”明显松弛了。
陆平、彭云在革命队伍中成长，历史清楚，“造反派”找不出毛病。
饱受煎熬中的漫长等待
从1973年起，北大“解放”老干部的工作逐渐开始。先是校党委于1月批准，将“文革”开始后定为“叛徒”的副校长黄一然“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仍开除党籍 （“文革”后黄一然被彻底平反），又宣布“解放”原校党委副书记戈华。同时还宣布，将聂元梓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进行“群众监督”。
这样一来，陆平、彭云一案将趋于“解放”就露出了势头。
这年3月，彭云的丈夫王汉斌被确定为“人民内部矛盾”，从山西潞安县放逐地回到北京。由此，彭云被允许每两周可在周末从干校回家一天。
北大的老干部、老教授一个接一个“解放”，恢复了工作和教学，陆平和彭云还在艰难等待。他们两人遭受如此磨难，由聂元梓担纲的大字报当然厥功至伟，关键之处在于领袖毛泽东支持了这张“大字报”。聂元梓倒台后，能不能解放陆平和彭云？执掌北大事务者总在犹豫。
曲折迂回，终于得到可以解放的准信
1974年11月15日，北大校党委常委会议，审议了陆平、彭云的材料，将他们定性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在当时被看作是“人民内部矛盾”，是走错了路的问题，决定予以“解放”，恢复党组织生活。
但是，会议的主持者还多一个心眼，先一步解放被“第一张大字报”最后点名的彭云。北大校党委在11月16日向北京市委报送《关于解放彭云和恢复其党组织关系的请示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彭云被“解放”了，使陆平和家人看到了希望。
陆平是当年的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社会影响更大。时任北大党委书记王连龙倾向于解放陆平，但觉得要解放陆平，没有领袖指示不行。他即刻灵机一动，想到北大历史系有两个由中央办公厅送来的女学生，假日里经常回到中南海去，她们有机会见到毛泽东。原本来自中南海警卫部队的王连龙马上找来她们两人吩咐，如果你们有机会见到主席，要相机请示如何解决陆平的问题。
那两个女学生果然很快就做到了。她们从中南海回来，向王连龙汇报说，见到主席了，转达了北大的请示，主席答复说：“可按蒋南翔的办法处理，放了算了。”
既然天降纶音，其后顺理成章，九年前被“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打倒的陆平历经折磨，于1975年4月获得“解放”――解除“群众专政”，恢复组织生活。
此时，仍在北大执掌大权的迟群和谢静宜威风不减，他们将彭云召来办公室谈话，对她说：你还年轻，要好好改造。因为你还是有错误的，更要好好改造。
谈话气氛很不融洽，迟群、谢静宜的话使彭云很反感，彭保持沉默。迟群、谢静宜接着宣布，分配彭云到北大政治部政工组，做一般事务工作，主要做文书收发。
陆平具有更长的革命资历，又是北大前任书记，北大已经不好安排他了。当年7月，陆平就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后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