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八十自寿诗
1964年3月6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饮酒一盏，醉中作诗一章，题为“八十自寿诗”。诗曰：
可笑老翁垂八十，
行为端的似童痴。（此二句仿放翁作七十书适诗）
剧怜独脚思山父，（日本传说有山父，一目独足，能知人意）
幻作青毡羡老狸。（老狸能幻化屋宇容八叠云）
对话有时装鬼脸，（近译希腊路喀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已成二十篇，凡四十余万言）
谐谈犹喜撒胡荽。（古时出语不端谨，宋时人称为撒园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
忘却斜阳上土堆。
去年一月予年八十矣，三月六日独酌径醉辄写。八旬敢云自寿，聊以自嘲。丙巳一九六五年冬至后一日，知堂写此，盖已八十有一矣。
由于诗作运用了较多的中外典故，周氏特意于句后作了附注。两天后 （3月8日），他将这首诗随信件附寄给了龙榆生、俞平伯、柏泉。为了更好地说明诗句来历及寓意，他又特意写了一份更长的说明书。文曰：
此诗系仿陆放翁书适诗而作，首二句即袭用其语。山父与狸均为日本民俗学中事物。山父乃山魑之属，一目独足，能知人意。有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莫非山父耶，山父即知之，曰你想这莫非山父吗？又想能知心中事这就糟了，山父又亦即知道了，照样说了出来。其人窘甚不知所措，此时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因手僵滑脱，正打在山父的脸上，山父乃大骇曰，心里没有想却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赶快地逃回山中去了。老狸能幻化屋宇，广容八席，色甚清新，或有食淡巴菰者遗烟蒂其上，乃忽啧啧作声遽尔消灭，云此乃其肾囊伸张所幻化也。近译希腊路喀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甚有趣味。出语不端谨，古时称撒园荽，因俗信播芫荽时须中作猥亵语，种始繁衍云。
前此所谓自寿诗，甚招来各方抨击，自讨苦吃，今已多吃了一万天的茶饭，经验较多，岂敢再蹈覆辙乎？偶因酒醉，胆大气粗，胡诌一首，但不发表好了，录示二三友人，聊作纪念。末联亦是实话，玩耍过目，不知老之已至，无暇汲汲顾影也。
在这份详尽的说明书中，周氏诗作中亦真亦幻的人生感悟基本呈现。而在忆及三十年前作“五十自寿诗”时，曾被一些文人撰文攻击的事件，周作人这一次小心翼翼，所作“八十自寿诗”再也不愿大肆声张，声称只是“聊作纪念”。他是因为喝了点酒，才壮胆写了一首，只附寄给以上三位友人，并不准备公开发表。
纵观周氏一生，自五十岁之后，颇喜生日之际写一些打油诗，八十大寿之际仍不免诗酒自娱一番。说自娱，有游戏自乐的成分，当然也有自抒怀抱的意思在里边。
又过了一周时间，这位晚年寂寥的老人，还是耐不住无人唱和的冷清，终于提起笔来，为自己的八十寿辰另撰一文，公开发表了。3月15日，在香港的 《新晚报》上，刊载了署名“知堂”的《八十心情：放翁适兴诗》。文中仍然忆述了那场三十年前因自寿诗而来的种种纠葛，他写道：“那时是1934年，在一月下旬偶然用了蛇麻的险韵作了一首七律打油诗，寄给林语堂去看，其时他正在办 《人间世》 半月刊，便在那里登了出来，却换了一个五十自寿的题目，其实不是的，原来写的只是‘偶作’。有些人觉得好玩，作了些和诗寄来，但也有人觉得讨厌，引起一场嘲骂，这实在是很难怪的。”而对三十年后的八十寿辰，虽然友朋星散、世道零乱，他还是不改过往的小情趣，为自己备一份特别的小礼物。除了聊作纪念的自寿诗与上述这篇 《八十心情》 之外，还有一枚别致的小印章。文中写道：“我自己也托人刻了一块图章，文曰‘寿则多辱’，这是古代圣王对华封人所说的话，似乎比‘将寿补蹉跎’什么要切贴得多了。”
又过了三个月，这一年6月24日，周作人写信给香港友人鲍耀明。信中附 《八十自寿诗》 手迹一幅及说明。当月28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文洁若等两人来访，告知今后将减少每月的预支稿费数额。事实上，自1960年1月，周氏享受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预支四百元稿费的待遇，到此时已约摸有四年半时间了。这一次拦腰对折，出版社只能支付每月两百元了。
从1964年9月1日起，出版社将每月预支稿费正式缩减为二百元起，到1966年5月完全断绝稿费为止，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周期里，周氏在八十自寿诗中的“低头只顾贪游戏”的自况，在文史园囿里自得其乐的岁月，逐渐将在日益穷困的生活中画上句号。按照他在写给香港友人曹聚仁的信中所称，因高血压等老病缠身，每月支出费用均在百元以上。出版社将四百元的预支稿费骤减为两百元，穷困拮据的生活自然也就此开启序幕。仍在贪恋文字游戏，以为可以就此游戏终生、避祸自乐的周氏，从此也将进入生命历程中若隐若现的倒计时心态。至于那枚“寿则多辱”的图章，印文之意也将悄然降临于他的命运之中了。
得九日手书，知将有东京之行。承问有无买之物，盛意甚感，但细思亦别无什么欲得之物，但乞便中至书店时，乞代购岩波文库的一册日本童谣集（与田准一编）可耳。嘱书八十自嘲诗，容略后写奉，今昨天气大冷，早晨七时尚是零下十一度，什么都懒得动手。恐一二日未必转和暖，但若尊驾回港时，总当写好寄上也。即请
近安
十二月十六日
作人启
无论是家中无煤少煤，还是为生活节约计，周氏宅中苦寒如此，一目了然。几乎可以揣想，一位手头拮据的老人在北方冬夜呵手写信的模样。但为了给友人赠书一幅笔法精湛、布局精整，书法与诗意都不错的手札，而迟迟不肯在这寒夜冻屋里落笔。――周氏晚年困顿但仍矜持的名士做派跃然纸上。又过了一周，周氏终于写好八十自寿诗，再次给鲍氏去信。信中写道：
耀明兄：
十六日手书诵悉。关君所嘱当俟开年写奉。八十自嘲诗因有小注，因抄录一通附呈乞览。日友带来物品，虽于我别无不便之处，唯在带之人则系一累赘的事，且办事人亦以转送为烦，总之殊多窒碍，似以“见合”为宜耳。ウルカ想是小瓶，当可邮寄，唯闻颇高价，生平亦未尝领教过此种风雅之物也。匆匆即请
近安
十二月廿三日
作人启
这次周氏郑重写下、呈交鲍氏的八十自寿诗，明确的题名为“八十自嘲诗”。诗句及附注也与1964年当年所写略有不同。
二、 周作人之死
跌倒：
十日前因外出购物，回到门外，因足力不济，失足倾仆，左腿稍负伤，现尚未痊愈，不很好步履也。此次之跌，不关血压，且腰背重要地方均未受伤，尚属侥幸之至，大约尚须躺半个月始能走路乎？倚老卖老固属可笑，但太不服老，致失之大意，亦可戒也，意亦自尊自大之一种欤？
为什么刚过八十寿辰不久，且本还有余兴以诗会友的周作人，突然动了安乐死的念头？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同他联系的编辑文洁若在 《晚年的周作人》 一文中揭开谜底。文中称：
当时的“革命”措施之一，就自当年六月起，停付周作人、钱稻孙的预支稿酬。那阵子，在如火如荼的群众运动中，“三名三高”遭到炮轰，历史清白的著译者尚遭贬斥，历史上有污迹的更是活靶子。事实上，他们所译的作品已被斥为“大毒草”，而五十年代以来出版社领导在上级指示下利用他们的专长，组织他们翻译作品，并预付稿酬，就更痛斥为“招降纳叛”。
到了二十四日早晨，红卫兵索性把房统统查封，并将周作人拉到院中的大榆树下，用皮带、棍子抽打。为首的红卫兵看到周作人年迈，就提醒手下的小将们：“不要打头部，得留下活口。好叫他交代问题。”及至周作人的儿子周丰一从北图回来吃午饭，他们便把他扣下。当时年已五十四岁的丰一只好代老父挨打。小将们对丰一可就毫不留情了，以致他的右腿被打坏，顿时昏死过去。……周作人的几个孙男孙女自然也跪在旁边“陪绑”。
一批红卫兵索性住到他家里来了，以便监视周氏一家老小。他们只允许周作人睡在洗澡间，在那里喂蚊子。这样过了半个月，张芳求得红卫兵恩准，在厨房的北角东拼西凑搭了个铺板床，让周作人容身。
文洁若的那篇文章接着说：
红卫兵为周家规定了生活标准：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他们向粮店打了招呼：只允许周家人买粗粮。周作人因牙口不好，一日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又黑间白日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在中学当教员的张芳，每天得到学校去集中学习。但回家的路上，她不时地到药铺去为公公买点维生素片，或到副食品商店去买些松软的糕点。待监视的红卫兵睡熟后，就蹑手蹑脚地踅进小屋去，偷偷塞给周作人。老公公每次都感激涕零地念叨：“我还不如早点死掉算啦，免得这么牵累你们。”
关于周作人之死，文中也有明确描述：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张芳照例给公公倒了马桶，准备了一暖瓶开水，就上班去了。……那天中午，照例只有老保姆和周作人在家吃饭。老保姆在自己屋的房檐下熬好玉米面糊糊后，给周作人盛来一碗。他吃得干干净净，保姆并未发现他有什么异常征候。
这一天下午两点多钟，住在同院后罩房西端那两间屋里的邻居，偶然隔着玻璃窗往里看了看。只见老人趴在铺板上一动也不动，姿势很不自然。他感到不妙，便赶紧打电话给张芳，把她从学校喊了回来。
张芳奔回家后，发现老公公浑身早已冰凉了。看光景，周作人是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的，连鞋都没有来得及穿就溘然长逝了。
就这样，周作人躲过了1939年元旦“除奸团”的刺客，逃过了1946年抗战后的“汉奸案”审判，避开了1949年之后各式各样的社会运动，终于未能在这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保得一命。夹杂着各种中外典故，混合着各式古今感慨的“八十自寿诗”，也成为其一生诗文的终篇。“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的他，终于在“寿则多辱”的多思多虑中，走完了如“老狸”般的一生。
周作人聚讼纷纭的一生，在光怪陆离的诗文中，莫名其妙地画上了句号。预知人心所想的“山父”也罢，能幻化敞阔屋宇的“老狸”也罢，自嘲也罢，自寿也罢，在席卷某时某地的历史潮流之中，没有人能独善其身，没有人能自说自话，聪明、强悍、敏感、高寿如周作人者也概莫能外。如今看周氏八十自寿诗，如同一位老谋深算的小孩子与一位叫“历史”的成年人捉迷藏，无论躲藏得多么出人意料，终于还是被捉住。最可怕的是，来捉住你的人，是悄无声息、毫无预兆的，用的是一只看不见的手。
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周作人的一生，就预写着这种危险，预示着这种危险，也预演着这种危险，最终还以猝死的方式证实了这种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