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草
“蛰存”是一种人生哲学。施蛰存年轻时身体并不好，却活到了99岁高龄。他30岁患黄疸病，后多次复发，40岁得伤寒病，久病缠身，苦楚多多，但有一桩好处：让他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一天吃两顿饭，过简朴的生活。他不喜欢吃补品，但是对红枣、鸡蛋、咖啡、粽子、水果等物情有独钟。上世纪五十年代起，他活动的范围基本上是两点一线――从家里到学校，再从学校到家里。施老说，写作是他最大的养生之道。他的日常生活除了睡觉，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读报，每天要看六七份报纸。偶尔出门也只是去书店，或去看老朋友，闲暇时玩玩古董，品瓷赏玉，再就是无休无止地写信，整理旧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施蛰存被贬至农村劳动改造，与农人并肩在田间摘棉花，摘着摘着，施老悟出了一条人生道理：当柔软的棉花受到外部强力挤压时，缩成一团显得渺小无力;一旦外部挤压放松，又倔强地恢复了原貌。棉花的妙处在于收放自如的弹性。无为而治，顺其自然，老庄哲学的精髓似乎被施老悟透了，他像一株不死草，凭借强大的内心力量顽强生长，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严寒霜雪，都会泛起生机盎然的翠绿。
美国有位女学者叫孙康宜，长期与施蛰存通信探讨词学研究。施老91岁那年，两人第一次见面，孙康宜鼓足勇气问了个哲学性的问题：您认为人生的意义何在？91岁的长者起初报以无言的微笑，接着慢悠悠地答道：“人生说不上什么意义。不过是顺天命，活下去，完成一个角色。”
简短一句话，饱含着他对生命的深沉思考。
那么，这个角色，施老又是如何用一生来完成的呢？
大学时代
十八九岁的年龄，正是容易被外部世界诱惑的时段。此时，大规模学运浪潮还不像后来那样如火如荼，偶尔零星爆发的游行集会，并没有对施蛰存的生活形成多大干扰。开学后，施蛰存担任班长。他购置了生平的第一个日记本，是那种普通的硬面小型抄簿，用蓝黑墨水开始记录自己的人生。
7月23日：下午二时后已无课，天气极好。在江边读《园丁集》。
7月30日：晚饭后，散步宿舍前，忽见六和塔满缀灯火，晃耀空际，且有梵呗钟磬声出林薄，因忆今日为地藏诞日，岂月轮寺有视典耶？遂独行到月轮寺，僧众果在唪经，山下渔妇牧竖及同学多人，均行游廊庑间，甚拥塞。塔门亦开放，颇多登陟者，余踌躇不敢上。看放焰口至九时。
8月17日：晚饭后，在程君房中闲谈，忽从窗中见钱塘江中灯火列成长行，凡及一二里，大是奇观。遂与程君同下山，在操场前江岸边t望，方知是夜渔也。H忽间，渔舟绕成圆阵，灯火亦旋作a形。皓月适照江心，如金刚圈绕水晶镜也。须臾，忽闻江上沙沙有声，则数百张网一齐撒下矣。波摇金影，目眩神移，生平未见此景也。
8月20日：今天未进城。上午睡觉。下午携《渐西村人诗集》一册到徐村江边大石矶上坐读，颇艰涩，不数页即废辍。
9月7日：今日课毕后，从图书馆借得拜伦诗一本，携至山下石桥上读之。
若干年后施蛰存回忆说，大学时代读书，“在学问方面并未有多大长进，但在自然景色方面，倒着实享受了一些。那时我常常带了书本，在江边沙滩上找一块大石头坐了看书。”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世界在人们身旁轰轰烈烈地行走，大时代激昂的脚步声响彻校园内外。各种思潮海浪般喋喋不休地扑来，偌大的中国再也放不下一张书桌，安静读书的学子也难免置身事外。施蛰存所在的上海大学，是一个新创办的貌不惊人的“弄堂大学”，几个文化人未经去政府注册，竖起一块招牌，招了几十个学生，学校就算成立了，当时上海人称其为“野鸡大学”。尽管如此，但它的精神却引领时代风气之先。施蛰存听过很多老师的课，刘大白、沈雁冰、田汉、恽代英、瞿秋白、方光焘……那些在时空中熠熠闪光的名字，当时也只有二三十岁。大师群体的出现，与历史环境有关。那个时代恰逢传统文化价值体系瓦解以及西方文化的剧烈冲击，在东西方文化互相冲撞的激荡中，产生了一代伟大的学人。
大江奔腾，免不了有随波逐流的泡沫。近代学者蒋廷黻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最坏的大学就是我们所谓的‘野鸡大学’。他们很少注意教育问题，专门去搞煽动、演说、运动，去拥护某一方面或反对某一方面。所以一旦报上登出中国学生在某地闹风潮了，我们就会认为参加的人一定是‘野鸡大学’的学生。”
施蛰存的“革命生涯”也就仅此而已。
有一天，戴望舒、杜衡到马浪路一个团小组的屋子里去开会。上楼一看，阁楼里一片狼藉。桌子上是一架捣毁了的油印机，满地丢落的都是纸张。一见此情此景，两人心知不妙，赶紧从楼上退回。在后门口，他们还是被法国巡捕逮住了，扣上手铐，送往嵩山路巡捕房，关了两天。这一事件的严重性还在于：戴、杜二人几乎被引渡到金华，被军阀枪毙。幸亏戴望舒的机智应对，才得以脱生。 残酷的政治斗争，使施蛰存明白了革命并不浪漫。若干年后，施蛰存剖析自己是“政治上左倾，文艺上自由主义”，他在回答台湾作家郑明凇⒘忠德的提问时说：“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后，我才晓得我们这些小共产党员只有死的份，没有活的机会。葛利尔恰尔曾经说：‘所谓政党，是指大多数人牺牲，少数人掌权享受。’十八世纪的话，到今天仍然是真理。从此我不再搞政治。戴望舒、杜衡和我都是独生子，我们都不能牺牲的。”从此，慢慢地，他与政治渐行渐远，躲进了艺术的象牙塔，做美丽斑斓的白日梦。
文学工场
戴望舒、杜衡是当时政府通缉的“危险分子”，住在家中不安全，于是来到上海松江县，暂住在施蛰存家中的小厢楼里。小小避难所，成了他们的文学工场，好几个月的时间里，三个人闭门不出，连楼也不下，每天除了读书闲谈之外，大部分时间用于写作、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成果颇丰。戴望舒译出了法国作家夏多布里安的《少女之誓》，杜衡译出了德国作家海涅的《还乡集》，施蛰存译出了爱尔兰诗人叶芝的诗和奥地利作家显尼志勒的《蓓尔达・迦兰夫人》。
雨中的江南，数不清的悠长而又寂寥的水乡小巷，两岸店铺高高挂着一串串大红灯笼，阿婆和清纯的江南妹子一边划船，一边唱着优美动听的江南小调。三个人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沉湎于文学的迷宫中。
到了第二年六月，他们与光华书局接洽，准备筹办一个月刊《文学工场》。刊名颇时髦，且富有革命味儿。刊物编好了两期，有戴望舒的诗《断指》、杜衡的翻译文章《无产阶级艺术的批评》、施蛰存的拟苏联式革命小说《追》以及一些苏联、日本的外国文学作品。第一期编好的稿子送到上海光华书局，却遭遇了麻烦。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担心内容有被禁之虞，不敢刊印出版了。携稿子去上海送审的戴望舒气得脸色铁青，脸上的白麻子涨成了紫红色，将排好版的稿子重重地摔到桌子上，愤慨地说道：“混蛋！统统排好了版，老板才看内容。说是太左倾了，不敢印行，这个走路都怕踩死蚂蚁的沈松泉！”
戴望舒说的是气头话，其实光华书局老板沈松泉并非胆小如鼠之辈。沈松泉是光华书局的核心人物之一，他们所出版的书籍，在题材和内容的选择上保持着激进大胆的姿态，曾冒险出版过《洪水》等左倾刊物，也出版过张竞生惊世骇俗的《性史》。上世纪二十年代，沪上新书业被人称作黄金时代，说起当时新书业的繁荣，张静庐、沈松泉等人有功与焉。至于《文学工场》的流产，恐怕是因为白色恐怖太过压抑、而施蛰存的小说《追》直接以上海工人起义为内容，沈松泉不得不有所收敛，不敢再冒险出版这本杂志。
此后不久，施蛰存与刘呐鸥等人创办《无轨列车》，原来准备在《文学工场》上编发的文章大多数都移植过去了。除了革命文学的色彩外，《无轨列车》还热衷于介绍西方和日本的现代派文艺思潮。
遭受了这一挫折，戴望舒一直愤愤不平，他排遣忧愁的方式是邀约刘呐鸥北上，在北京结识了姚蓬子、冯雪峰、冯至、魏金枝、沈从文、丁玲等。施蛰存也去了一家中学当教员，业余时间从事写作和翻译。
这群人中间的冯雪峰，后来与施蛰存交往密切，成为挚友。
据施蛰存回忆，他与冯雪峰第一次见面颇有戏剧性。施蛰存听戴望舒介绍过冯雪峰其人后，一直对这个人保持着浓厚的兴趣。有一天，冯雪峰从北京来信，说他非常想来上海，但被许多杂事纠缠，一时还走不开。施蛰存和戴望舒回信，说上海的朋友们十分欢迎他，并且说，施家阁楼上可以安一张床。过了几个星期，冯雪峰忽然寄来了一封快信，信中说他已决定南归，不过有个窑姐儿和他相好，愿意跟他走，他也想帮助她脱离火坑，可是需要一笔钱为她赎身。
施蛰存收到这封快信后，立即筹集了一笔钱给冯雪峰汇去。当时，施蛰存在松江联合中学任语文教员，每月工资七十多元，几个月积攒下来，手头有二百多元。戴望舒、杜衡各凑了一百多元。钱汇出去之后，施蛰存、戴望舒、杜衡三个人每天都翘首以盼，聚在一起猜测那个窑姐有什么背景？长得什么模样？他们毫不怀疑，身为忠诚革命者的冯雪峰，所爱的姑娘肯定不一般，要么像茶花女，要么像红拂妓。信和钱寄出去了，北京那边好久没有消息，他们开始为冯雪峰担心，姑娘会不会变心？钱会不会被姑娘诓骗了？
就在施蛰存等人纷纷猜测时，冯雪峰已经来到了上海。戴望舒按照信中的地址找到一家旅馆，将冯雪峰接到松江施蛰存的家中。哪里有什么窑姐？眼前分明是冯雪峰、戴望舒两个男人。施蛰存仍然不明就里，迫不及待地问他：“怎么样？你的姑娘没有来？”冯雪峰和戴望舒相视一笑，施蛰存这才明白，压根儿就没有什么窑姐。事后，戴望舒告诉施蛰存，冯雪峰为了帮助北京的几个朋友离京，所以编了窑姐儿的故事筹款。
冯雪峰在施家住下后，也加入了文学工场。冯雪峰翻译苏联的革命书籍，有时写些短小的评论文章。他对政治的热情高涨，不愿意搞创作，认为是浪费时间。
引领者
到了这年三月，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他的心情，也改变了他的命运。
三月上旬，施蛰存收到了现代书局经理张静庐的一封来函，征询能否出任新办文学刊物的主编之职，并请来上海面商。第二天清晨，踏着薄薄的雾气，施蛰存来到上海海宁路的一个里弄内，与张静庐、洪雪帆一起商谈办刊之事。
按照出版家张静庐的设想，需要办一份纯文艺刊物，不受左右思潮干扰。他考虑了许多人选，最后还是觉得只有施蛰存最合适。施蛰存没有加入“左联”，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且编辑过《璎珞》、《新文艺》等杂志，有能力在短期内编起一个文艺刊物。那天，四个人（张静庐、洪雪帆、叶灵凤、施蛰存）在现代书局经理室里谈了一上午，和煦的阳光投射进来，均匀地洒在他们身上，在一片金色中，现代文坛上影响深远的《现代》杂志诞生了。
这一年4月1日，施蛰存正式加入现代书局编辑部，出任编辑主任，月薪一百元。他的工作节奏紧张忙碌，心情不再寂寞，变得舒畅而愉悦。他写信给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等人约稿，同时向全国征稿。关于办刊思想，施蛰存有自己的主见：要将《现代》作为伟大事业，让刊物成为中国现代作家的集合地，利用这方天地大显身手，引进西方现代文化，继承和创造中国的传统文化，真正使中西文化交融，从而体现他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社会责任感。
编辑部只有三个人：施蛰存、叶灵凤和一个青年校对员。在《创刊宣言》中施蛰存写道：“这个文艺月刊是一个普通的文学杂志，而不是同人杂志。不预备造成任何一种文学上的思潮、主义或党派。”事实正是如此，在《现代》所刊载的稿件中，作家阵容不仅有戴望舒、杜衡、刘呐鸥、穆时英、施蛰存、叶灵凤、郁达夫、周作人等自由派作家，还有左翼作家冯雪峰、姚蓬子、张天翼、魏金枝、巴金、瞿秋白、茅盾、楼适夷、丁玲、沈从文等。
在施蛰存的努力下，《现代》的销售量创出了当时的期刊之最。张静庐回忆：“纯文艺月刊《现代》出版后，销数竟达一万四五千份，现代书局的声誉也联带提高了。第一年度的营业额从六万五千到十三万元，现代的信誉与营业日益隆盛，民国二十年初期，可以说已是全中国唯一的文艺书店了。”
事情的结果似乎在意料之外，仔细一想却又在情理之中。《现代》的成功，与张静庐开门办刊的思路有关，也有时代风气引领者施蛰存的关系极大。施蛰存自述：“施者，舍也。我的一生，只有给别人东西，没有取别人的东西。”先生说这话时已经是八十年代了，回首往事，记忆中那些面孔幽灵般显现，湿漉漉的黑色枝条上的无数花瓣。
徐迟在《江南小镇》中的回忆可以佐证。当时徐迟还是个无名小辈，他买了一种很漂亮的外国信纸和信封，一匣子信纸有好几种颜色。将信纸裁开为两张长方形的纸条，一组一组新诗抄录在上面，集中起来向《现代》月刊投稿。但是他每寄出一次，便退回一次，不知道退了多少次了。大约1933年5月，退回的彩色诗笺上，批着一行雅谑似的小字：“不要失望，再寄。蛰存。5月4日。”多么美丽的一行诗啊！微弱的烛光犹如温暖的灯塔，照亮了他铺满荆棘与鲜花的文学征程。徐迟在书中写道：“我总算感动了一个名作家、大编辑，他给了我一线希望。这次虽然还是退稿，但再写再寄就会有点希望可被录用了。”
到了1933年6月，徐迟来到上海，在四马路现代书局编辑部里见到了施蛰存。徐迟回忆说：“和施蛰存的谈话，大大扩展了我的视野。那时不仅我的文艺思想幼稚之极，人也长得又瘦又小。施蛰存带我跑一些书店，四马路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南京路的别发书店和中美图书公司等，还去过一次内山书店。此外也带我到一些茶室喝下午茶，在那里我见到了上海文艺界的一些人士。”
《现代》创刊前后的那些日子，施蛰存的私人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小事。一是第二个儿子施蓬出生，二是全家从松江迁到了上海，住在爱麦虞限路惠安坊八号――那条路后来改成了绍兴路。施蛰存编辑之余的闲暇时间，经常与好友刘呐鸥等人去影院看电影、玩回力球、看赛马、上饭馆或者咖啡馆。沙利文巧克力店的咖啡，一元钱可以买两杯，蛋糕则贵得多，一块蛋糕约五元钱。那时的生活标准，三元钱可以在上档次的中国餐馆里吃上两菜一汤的中餐了。可以想象得到，三十年代，施蛰存的家境挺不错。
施蛰存最喜爱的生活方式是编刊物、逛书店和写作。当时他喜欢看的英文杂志不下七八种，从最通俗的《浮华世界》和《星期六评论》，到现代派诗人艾略特编的《观察》，都经常阅读。与此同时，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也进入到了一个井喷时期。三十年代，他先后出版了《上元灯》、《将军的头》、《梅雨之夕》、《善女人行品》等多部小说集，斐然的创作成就让人刮目相看。
施蛰存曾经有过一个十分生动的比喻，说他一生开了四扇窗户，东窗是文学创作，南窗是古典文学研究，西窗是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北窗则是金石碑版整理。在他长达七十多年的文字生涯中，东南西北全方位出击，无论哪个方面都取得了中外瞩目的成就。世人有“南施北钱”之说，南有施蛰存，北有钱钟书，并非缘自他们的籍贯，而是意指他们在1949年以后的生存定位。施蛰存、钱钟书都有着过人的清醒，就施蛰存而言，因为世事洞明而情绪稳定，因为人情练达而不打诳语，在专制高压下顺其自然，以不卑不亢的方式，尽力恪守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成为大师级的人物。 尽管如此，提起被施蛰存先生视为“东窗”的文学创作，仍然不能不说是个遗憾。在小说写作势头正旺的年代突然搁笔，就像一支优美的旋律，正演奏到激越处却戛然而止。说到这段经历，施蛰存非常痛心。他说：“如果没有遇上抗战，上海保持平稳发展与倾向都市化，我跟穆时英还会继续写下去的。但时局变化，整个文学环境不对了。起先我以为只有中国是这样的，后来发现任何地方都一样，希特勒上台，德国就没有文学;作家在这个时候即使跑到外国去，也无法受什么外国的影响，他的创作事实上停顿了。所以，一个作家的创作生命最重要的基础是：国家、民族、土地。这些是他创作的根，是无法逃避的。”
1950年，施蛰存文字生涯的重心转向外国文学翻译，仅五十年代就翻译了二十多本东欧及苏联文学作品。施蛰存自述：“这些译文，都是从英法文转译的，只是为出版社效劳的工作，不能视作我的文学事业。”他还说：“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从属于政治，五十岁左右的作家几乎都自叹江郎才尽，无法效命，不得不让青年人出来主宰文坛。我才知道，我的创作生命早已在1936年结束了。”先生说这话时的语气很平静，细细品味，却有说不尽的悲凉。
文坛公案
说起鲁迅与施蛰存之间的一桩文坛公案，用得上清代才子纳兰性德的两句诗，一句是“当时只道是寻常”，另一句是“谁念西风独自凉”。
在施蛰存看来，他与鲁迅的关系始终不错，怀有学生对老师的崇敬心情。文学工场时期，施蛰存打算编一套《马克思主义文化论丛》，全套十二种，他请冯雪峰去征询鲁迅的意见，拟请鲁迅担任主编，鲁迅也答应了。后来形势变坏，《论丛》禁止发行，这个计划才作罢。施蛰存主编《现代》月刊时，刊物上先后登载了鲁迅的不少作品，尤其是鲁迅的《为了忘却的纪念》一文，写于白色恐怖最猖獗的时期，完稿后别的刊物不敢发，施蛰存冒着风险，不仅刊发了全文，还配发了柔石的照片和手迹，以及德国画家珂勒惠支的木刻画《牺牲》。
这桩文坛公案的起因，是施蛰存接到了《大晚报》寄来的一份信函，希望他给青年们推荐一些书。施蛰存推荐了《庄子》和《文选》。不久，鲁迅用“丰之余”的笔名在《申报》上发表文章，公开对施蛰存进行抨击。施蛰存不知道“丰之余”就是鲁迅，写文章自我辩解，认为自己向青年推荐书并不为错，青年人往往文章太拙直，词汇太少，可以通过读点古书来参悟文字的妙处。鲁迅接着论战，一来二去，双方的火气逐渐升级，施蛰存大概也说了些过头话，腹背受敌的鲁迅彻底被惹恼了，怒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当时只道是寻常，施蛰存并没有把那次论争太当作一回事。但是建国后，那桩文坛公案被视为包含不同政见的争辩，给施蛰存带来了巨大影响。在其后七十多年的生涯里，施蛰存没有在任何文章中对鲁迅稍涉不敬。鲁迅逝世后不久，在虹口公园举行悼念活动，施蛰存前往参加，向报界发表谈话，表达对鲁迅的崇敬之情。若干年后，有人向施老问起那场笔墨官司，施蛰存说：“凡是动了意气的争辩文字，写的时候总是爽快的，但刊出了之后不免要后悔。我从来没有与人家作过无谓或有谓的论争，不幸《自由谈》却惹出了我第一篇意气文字。刊出之后，我就有一点后悔，虽然已近中年，犹恨其少气未脱。”
关于鲁迅与施蛰存的论争，以前一般人都认为，一定是鲁迅正确，施蛰存错。学者杨迎平有一席话颇为公允：“鲁迅不一定全对，施蛰存不一定全错。人非完人，谁能无过，鲁迅也有判断错误的时候。施蛰存的问题是没有把鲁迅当大师和伟人看，如同他的小说把英雄、伟人世俗化一样，他把鲁迅也世俗化了，所以论争起来企图与鲁迅平起平坐。这也体现了施蛰存的个性特征。施蛰存只是真率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而已，并没有什么恶意，更没有什么企图。”
话说起来虽然轻松，但施蛰存为这件事后来所受的伤害实在太大了。
记忆拼图
施蛰存先生的书房在别墅的二楼。书桌贴着落地长窗横摆着，窗外是大阳台，阳光透过法国梧桐的树叶投射进来，在房间里留下斑驳的影子。书桌前的施老看上去像是一尊雕像，他的耳朵早就不灵光了，安了个助听器，后来助听器也慢慢失效。不过老人的思维依然清晰，说话有条理。闲下来时他爱抽上几口雪茄，房子里弥漫着数十年不散的烟味，混和着满室的故纸气息。天空下了点小雨，窗外一片空鳎那情景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
施蛰存一生在男女感情上不越轨，但这并不代表他心中没荡起过涟漪。
1968年7月1日，陈小翠不堪凌辱在家中开煤气自杀。为纪念陈小翠，施蛰存将两人当年发表在《半月》上的文章以及后来的酬唱诗作，编成一册《翠楼诗梦录》，并撰文回顾了那段文字因缘。施蛰存出版《云间语小录》，特意在封面上选用了陈小翠的一幅山水小品。枯林萧瑟、荒凉孤寂的画面上，题着陈小翠的一首五言诗：“落叶荒村急，寒星破屋明。不眠因酒薄，开户觅秋声。”
淡淡的雪茄味道满室弥漫，回忆的列车仍在缓缓行驶。陈小翠自杀前后，惨绝人寰的“文革”进入高潮。这一年，先生在“牛棚”里接受监督劳动改造。他被勒令退租二楼南向房子，此后长达16年，全家三代人挤住在三间朝北的小室内，“家具、什物，卖去不少，因无地安置”。有人回忆说，先生“寓所晒台上搭建的北山楼只有六平方米，却收藏着两千余件碑帖拓片。就在这简陋的环境中，他将藏品整理分类，题识标注，进一步研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实际上那些日子施蛰存的经济状况很窘迫。1966年，老友邵洵美被出版社停发工资，施蛰存戴着助听器去看望，伸出援助之手，每月从工资中拿出50元给邵洵美救急。到了1968年，施蛰存自己每月也只能领40元生活费，再也无法接济邵洵美了。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事，让他没齿不忘。
施蛰存被关进“牛棚”后，每天从事除草、搬土等劳动活，或者到学生宿舍里去扫厕所，再就是接受批斗。到了这年秋天，有一天下午，施蛰存正在甬道上扫地，他一手提着撮箕，另一手拖着扫帚，踽踽地走进了文史楼西侧的男厕所。身后有个人影跟上来，小声问道：“你认识张静庐吗？”三十多年前编辑《现代》的情景猛然回到了脑海中，施蛰存诧异地看着眼前的年轻人，急忙环顾四周，复又把目光停在了年轻人身上。“认识，当然认识。”施蛰存嗫嚅着，他想问点什么，想了想又把话收回去了。年轻人递给施蛰存一张纸条，正要说明来意，厕所里有人进来了。年轻人只好离去，走出很远了，扭头朝施老微微一笑。
恍若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他与戴望舒、杜衡等好友一起沿着街道散步，挨家挨户往门缝里塞传单。人的一生要经历多少事啊，时光流转，岁月轮回，一个不朽的角色，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完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