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陈锡文曾表示，他对城镇化有三点担忧：一是农用地不断挤占，这势必会影响粮食生产安全;二是城镇化和工业化结合在一起，在相当程度上会对资源和环境构成巨大的压力;三是对人的主体地位重视不够，大量农民虽然进入城市，但并没有变成市民，人本身没有完成城镇化。
陈委员的担忧其实也是我一直的担忧。一个最直接的困惑，就是以后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怎么干？是不是一旦城镇化了，我们就可以彻底消灭昔日那炊烟袅袅的村庄、废弃那小河环绕果树掩映的田园？粮食安全怎么办，用集约化的生产方式解决？既如此，实现这一切的具体技术路线是什么，可能碰到的问题是什么，解决的方案又是什么？显然，这一切，都需要周到细致的思考、设计、安排、落实以及政府高效的统一实施、协调，还要经过各方充分的民主协商，有专人负责。可以想象，涉及到几亿农民未来的生活和就业，以及整个国家社会生态地理人文格局重新构建这一重大问题，绝不只是提出几个美好的目标和愿景就可以OK的。
但地方上许多人都喜欢清谈，却很少把功夫下在如何做出详细的规划和周到的制度性安排上。虽然很多问题不能靠闭门造车，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发现和解决，但事先周密思考和筹划总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不能学当年的“大跃进”，那种脑袋一热，一拥而上，用大呼隆运动式的方法去搞经济规划和建设。也不能几十年后仍在“摸着石头过河”，心中无数。政策、法规制定的粗放必然导致决策的粗放，而决策的粗放又必然导致计划执行的粗放。粗放式的执行结果最后只能是得不偿失、半途而废。
据曾任轻工业部部长的杨波回忆，上世纪50年代初，有一次陈云下班离开办公室后突然消失。大家非常紧张，怕出什么意外。后来知道，陈云直接把车子开到前门大街，去了解市场。而陈云的一个著名观点就是，要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时间研究情况，而用不到百分之十的时间决定政策。（同上）
老一辈革命家在汽车是靠右还是靠左行驶这样一件“小事”决策上，都要经过充分调查论证后才做出决断。现今的领导者们，当你们每做出一项重大决策前，是不是也该像陈云同志那样，有点“临事而惧，好谋而成”的精神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