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是指人类在实践中认识客观世界（包括人类自身）的成果，是经过实践检验的真理。
知识本身没有立场。有立场的是阐释的人。
知识本身是不讲利益的，借知识谋利益的是人。
知识具有客观真理性，人遵循知识揭示的客观规律进行生产生活，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与进步。
然而，自古以来都有这样的情况，就是有的知识被一些人随心所欲地立场化，随着人的立场而立场，为“立场”的人效劳谋利――这里的“人”，当然主要指权力者和“钱力”者。
一些后来被实践证明荒谬得不能再荒谬的事情，当初却被一些“知识家”引经据典地论证得无比英明、无比正确。陈伯达就当过这种论证的角色。他去苏联深造过，装了一肚子马列主义的理论知识。每当提出了什么新口号，他便从自己马列主义的知识库中寻章摘句出理论根据，证明这口号完全符合马列主义。寻找不出根据也没有关系，恰恰更论证出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发展和创新。陈伯达的这种角色不是笔者臆想的，而是有关胡乔木的一篇回忆文章中提到胡乔木说过这个话。笔者是信服这个话的。由此也可说明，陈伯达这个马列主义的大“理论家”，本质上乃是一个把知识立场化的典型。他的“知识”不再有客观真理性，有的乃是权力者的立场，或是所谓的“政治”立场。权力者指向哪里，他的“知识”就效力向哪里;有什么样的政治，他的“知识”就为什么样的政治效力。曾有一句“名言”：做政治的驯服工具。陈伯达的“知识”就是这样的驯服工具。这当然是利益使然。一则会维护权力者的利益，二则也会给陈伯达这样的角色带来利益。于是知识就这样被利益化了。
这种知识的被立场化、利益化至今远没有寿终正寝。你就看吧，每当某地某位领导说出一句什么话来，其治下的一些理论家、专家、学者立马会用自己的“知识”论证出合于圣道的道理来。但如果过些日子，班子换届了，另一位领导否定原先领导的话，他们又会立马用自己的“知识”论证出那句话的不合时宜，同时论证现领导的话最合于圣道。当他们这样“变脸”的时候，不但脸不红，心不跳，不以为耻，反而为自己的无往而不胜沾沾自喜和洋洋得意。《诗经・氓》中有“士也无极，二三其德”的话。咱们的一些知识之“士”，就是这样“无极”、这样“二三其德”的。当然这样既迎合了权力者的利益，也会给他们自己带来利益。
耳闻目睹过不少所谓的“可行性”研究，常常是明明不可行竟研究出可行来，所谓“说可行，就可行，不可行也可行”。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怪相”，也是因为那些被请来研究的专家、学者，他们的“知识”心领神会地随着召他们而来的权力者的舌头转。人家说是方，他们说不圆;人家说是长，他们说不短;人家说砂锅能捣蒜，他们说捣不烂;人家说公鸡能下蛋，他们说亲眼见。他们这样随权力者的立场而立场，不会白立场。何况紧跟以后，人家下次有“可行性”研究还会请他参与;若不紧跟，下次人家就另请“高明”即听话的了。
还有现在即便不是多如牛毛也多如鼠毛的专家论证，包括工程验收，其中很有一些，前脚刚论证、验收出正确、优质，后脚就“烂包”“豆腐渣”得一塌糊涂。那些论证、验收的专家，一个个道貌岸然，满腹经纶，但他们把自己的“知识”按权力者或“钱力”者的需要立场化了，用自己的“知识”交易了利益，所以就睁着眼睛说瞎话。
神圣的知识一旦被人随心所欲地立场化、利益化，知识就堕落成了婊子，谁有权、谁给钱就和谁睡觉。知识也就颜面扫地。这样的“知识家”也就浑身散发着市侩气、流氓气、奴才气。他们越炫耀自己的“知识”，越把知识踩在脚下，而且不断蹂躏。
知识神圣，知识者亦应不媚权，不媚钱，不媚俗。把自己掌握的知识根据权力者的需要、根据利益的需要、根据所谓“政治”的需要立场化、利益化的“知识家”，只能以不齿于人的、最下作的奴才呼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