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凤阳
1970年5月11日。16岁半。
像去春游，每人带很多行李，箱子，旅行袋，里面装有奶油饼干、麦乳精、炒面粉，还有钓鱼竿、蟋蟀盆。一路吃吃，说说，笑笑，有唱样板戏的，有背毛主席诗词的，还有拿出小提琴摇头晃脑拉奏的。很亢奋，很开心，很热闹。
火车开开停停，一夜，到滁县时，天亮了。
窗口望出去，很多煤，很多破衣烂衫的人，有小孩，也有大人，正提着篮子，煤堆上忙着什么。
感觉哪里出了错。像一张很老很老、用来表现苦难、落后的照片;也像梦，陌生而熟悉的让人压抑恐慌的梦。
一夜亢奋，全哑了。
在一个叫“小溪河”的车站，我们三十多个下车。
火车上，一同班女生，趴在窗上，失神望着我们。她还要继续往前，去到更远。同学三年，彼此没说一句话，可那刻，看着我们离去，她的眼中有了留恋、呼唤、凄凉。
身后是小镇，一条泥街。房子也是泥的，茅草屋顶积成块，屋檐压得很低，掉了泥坯的墙，坑坑洼洼，翘出一根根枯草秆。街口拐弯处，黑乎乎的门洞口，两个挽发髻的妇女，头扎黑布，身穿黑色大襟褂，一个靠门框，摇着扇子赶苍蝇，一个在喂奶，裸露的奶，薄薄一片，荡到腰围。孩子五六岁，光屁股，一边吮吸，一边好奇地回头看我们。
车站旁一个废弃的露天仓库，来接我们的公社干事，站在草堆上，慷慨激昂道：“毛主席说，‘农村是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所为的’。――你们看，我们这的天多大！”
“江山大队上曹小队的到这里来。”
我们中走出三个，拖着自己的行李。
“草塘大队陆陈小队的到这里来。”
……
火车上拉琴，弹唱，说笑，理当已成一个整体，这会儿，这个整体被拆开了，各走东西，谁也不知前方是何方。
天是蓝的，云是白的，其余都是黄的，一片空空荡荡的泥的海洋。麦秆、稻根被晒得蔫蔫地趴下。路，犹如一条泥带，弯弯扭扭，曲向远去，两旁是水沟，沟里的水死了，皱纹都没有。
两个罗圈腿的农民，挑着我们的行李走在前面，扁担两头一翘一翘，“叽嘎――叽嘎――叽嘎”。
空气毛茸茸，混有泥土、草屑和阳光的味道。
朝车站方向望去：没有人，一个都没有，只有一片黄土。
家，是生产队的社房，在打谷场。我们到时，里面还喂两条牛。社场一共两间屋，前面那间大些，实在没地方，便把后面小屋的牛牵去前面大屋，空出给我们。
床，四根树杆架成，周边拉上麻绳，中间一个个手掌大的“口”，上面铺稻草，草上垫凉席。
入住当晚，床下四脚全都洒上了敌敌畏，第二天醒来，一个个床脚边，密密麻麻堆满一圈圈足有半厘米高的死了的小虫。
很多老鼠。大白天，常见它们穿梭，晚上更猖狂，吱吱叫着屋梁上打闹。
一次烧稀饭，放入根香肠，很香，待到煮好，打开锅盖，转身拿碗的眨眼间，一只小老鼠烫死在稀饭里。
上街买回一包老鼠药，屋里洒上，傍晚放工回来，五六个将死的老鼠，很大很肥，挤在锅灶旁的墙拐处挣扎。
老乡说，屋里死过个孩子，溺水后救起在这断的气。夜半醒来，常见一点二点磷光，绕着房梁走，一会儿亮了，一会儿暗了……
那时最怕出早工。天没亮，哨响了。清晨，孩子睡得最香最酥软的时候，浑身散架，脑区像被涂上一层浆糊，醒不过来。“小蛮子，下地干活了。” “天都快亮了，还不起床，这么懒？！” 哨声过后，出工农民经过打谷场，必敲我们的门。
夜半下雨，要抢场，把社场上的稻草堆起，打下的谷子收进仓库。半夜，哪起得来，可我们住打谷场，敲门、叫喊声大如强盗……深更半夜，二小时、三小时，待到干完，浑身沾满谷刺，痒得难受，可就这，没再洗一把的劲，倒头就睡。睡得正香，早工哨子又响了。
挖干渠沟。百十斤的土，一二十米深的地下一筐筐抬上。白天抬，月光下还抬，每天十几小时，“抓革命，促生产”。
太累了，实在太累。一天半夜，小便失禁，尿湿裤子。知道得清楚，可实在太累太累，一动不动，继续睡，任由滚烫的身子焐干湿的裤。
怕挑水。整个庄上才二三家有桶。生产队给我们买过一副，没几天就被偷走，还有八斗、小板凳，全被偷走，都不知谁偷的，见了也不认识，认识也不敢认。城里的孩子，走不好乡下坑洼泥路，一担水在肩，跌跌撞撞，泼泼洒洒，到家最多只剩一小半。下雨天，浸水的泥地，空手走路都摔跤。老乡教我们，别穿鞋，五个脚趾使劲抓地，我们光脚了，抓地了，可是没用，脚趾本就没劲。一次次摔倒，一次次水泼一地，一次次浑身稀泥。
一个雨天，很大的雨，水缸见底了。牛屋已老，屋顶稻草成块，几处透亮，雨水房顶上掉下，滴进水缸，酱油色的。天黑了，没水烧饭，吃几口上海带去的“炒麦粉”。干渴难忍。见底的水缸里舀起半瓷杯水，停放几分钟，待到积淀下沉，将上面部分倒入另一瓷杯，然后，一闭眼，喝下，然后，整整一夜，都感觉着水的滑腻和臭烘烘的腐烂稻草味。
水土不服，腿上长满包，流血，淌浓，发红，发烫，一个肿成一大块。不能盖被，一碰疼到几近昏厥。于是，一整夜，腿伸被外，荡地上。醒来，两腿冰凉。整整半年。
发疟疾，高烧摄氏四十度，温度表打到头，头疼得裂开，身体冷得打抖，上牙打下牙。还并发肠胃炎，一天拉十几次，吃什么吐什么。后来，队里出了人工，两根扁担扎床两边，把奄奄一息的人抬去公社医院，在那躺了一星期。
凤阳，一个出名的穷地方。庄上每年几月，一大半人出去讨饭。
吃过老乡讨来的饭。是讨来没吃完，带回家重新晒干后当“米”保存起来的，混着沙石，一股老鼠屎味。 那年五月，青黄不接，公社发了补助粮，没钱买，不得不一次次上庄借，借得自己都已不好意思。那次躺了两天，饿了几顿，头昏脑胀，挨不过了，厚厚脸皮，又上庄。问了几家，都已没粮，最后去到她家。她丈夫已带两个孩子外出要饭，留下她和刚出生的婴儿。她正抱着婴儿，因为没奶，孩子饿得嗷嗷哭。她抱歉地看着我，说她家也已没粮。我嗯嗯应着，赶紧退身。正离去，她又叫道：“要不，拿点三道麸子去？”三道麸子差不多就是麦子皮，用来喂猪的，可我哪管这些，连连点头，返回她家。她从八斗里挖了一瓢三道麸，让她称一称， 她说不用，拿去吃了再说。我走了，端着装满三道麸的瓢，连声说谢谢。走出家门几步，听她身后嘀咕：“作孽呀，父母要是知道，可不心疼死了……”回过头去，见她站在门槛上，手扶门框，望着我，眼里装满同情……那眼神、那语气、那手扶门框的身影，从此刻在我脑中。
苦吗？当然。可生活上的苦，真不算什么，那时还年轻。
最受不了的是孤独、是苦闷，是心中那份空空荡荡。
风声、雨声、前面社房“哞哞”的牛叫声。
几年时间，孑然一身。
开始是三人，一个高干子弟，一年不到，走了;另一个是当地人，三年后，上了工农兵大学，走了。
剩下我一个。
社场远离庄子，周围没人家，屋前一片旷野，一片远到天边的浩浩荡荡的旷野。
就这样，一个人，面对这片连着天的地，看风怎样掠过，怎样拉扯田里枯干的茅草;看雨怎样飘过，看地上如何积起水坑，看坑中如何倒映出奔腾的乌云……那不是一片一点一点往外延伸的土地，它从天边处厚厚重重地向我涌来，这片向我涌来的浩浩荡荡的土地，看见它的第一眼，就压在了我的胸口。
暮色中，扛着农具回家，开锁，推门，“叽――嘎嘎嘎”，屋里冷冰冰、空落落，看到的，只有被夕阳拉长的自己的身影。
傍晚，残阳似血，炊烟升起，弯弯扭扭，空中散开又落下，一层淡淡的白，盖住幽暗的地，漫在即将熄灭的暮色中。
家后沟里洗脚、洗脸，淘米，回屋烧饭，往炉膛里塞草。通红通红的炉膛，轰隆轰隆的炉火声。几千个夜晚，目光呆滞，提着火叉，望着炉膛，听着声响，心里沉甸甸。
想前途，想未来;没前途，没未来。想回家，回不去，因为回不去，越发想。
数不清的夜晚，望着破了的茅草屋顶，望着洞口飘摇的小草、洞外清澈的寒空，寂寞得发慌。没人说话，一个人都没有。想说话，想得都快疯了。一切都装在心里，装得太多太多，装不下了，快闷死了……
越来越多的人自杀，都是孩子，受不了了。
那时，二胡是我唯一的伙伴，我常拉，几乎每天，对着那片土地。那是我唯一的享受，心中的苦与愁与闷与寂寞，随着拉响的琴声，一丝丝地流出。
1976年，有过一次上调机会，去淮北一个煤矿。以为要离开农村了，最后一关政审关，还是被刷了下来。
去县城找县委书记的秘书，我们庄上人，我们下放时，他高中毕业回乡，常一起聊天，后来上了工农兵大学，毕业后分回县里，当了县委书记秘书。我找他，希望他能帮我挽回“败局”。
上县城得徒步二十五里，然后才有车。途经“小红山”，传说中朱元璋当年放牛的地方，那里，河水高过腿弯。过河时，脚后跟被河泥里的碎玻璃划破了，很深，血流不止。上岸，咬咬牙，两只袜当绑带，穿在破脚上。许是“金石为开”，走一阵，血不流了，再一阵，不疼了。一口气走了二十多里，然后，在通往县城的大路上，爬上一辆拖拉机。
陈秘书帮不了我，但他安排我在县委招待所睡了一晚，还请我吃了顿饭。
饭后，招待所床上斜躺一会，万没想到，待到再起，脚一碰地，后跟没了疼痛的伤口，突然像是插进一把匕首。再看，那脚早已肿成馒头，渗血的袜子，干了，硬了，粘在伤口上，已拉不下来。
第二天，就用这只肿得像馒头、疼得如同插入把匕首的脚，步行几十里，走回生产队。开始颠着走，走着，想，疼痛这事真要过了头，也就不疼痛了，于是愣是把脚往地上踩。疼得浑身是汗，就差昏过去，可渐渐，就如预计那样，疼痛过了头，开始减轻，一点点减，减到后来，感不到了。
返城前一年，冬天，去一同学那。远远地，见他穿件浑身补丁的衣服，正举钢叉家门口堆草垛，见我，他都没抖一下浑身草屑，继续挥着叉，头也不回地连连说：“要过冬了，要过冬了，准备过冬，准备过冬……”
那几年，心已麻木，不再反抗，不知怎么反抗，想得到的，只有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像他们一样生活。
寒夜，北风吹得狠，似要把地都掀起。芦秆编织的门，被风刮得叽叽嘎嘎、OO@@。我俩躺在被窝里，各自身上压着自己的棉衣。
很黑，什么也看不见。
突然他说：“女人的身体，一定和胳肢窝的肉一样，又嫩又滑……”
夜更黑了。黑色的夜里，两对闪亮的眼睛。
那年我们都已二十四，但对女人一无所知。
老天给生命安排了时间表，二十四五岁的青年，最需异性。可是，我们没有。后来，我写过篇小说《耿耿于怀》。一人一世，每个阶段，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不会再现。我们最需女人时没有女人，是老天亏的亏欠。
最后两年，在江山公社中学当老师。那段日子，是农村八年半中最快乐的。
老师在那地方备受尊敬。当地老师关系多，我没那么多关系，但学校老师和我处得都好，任何人有酒喝，都叫上我。差不多天天喝酒。
是山芋干酒，七毛八一斤。那喝酒真叫喝酒。没菜，一碗大青豆，一碗盐豇豆，一把韭菜，一把大蒜，好时，炒盘鸡蛋加点盐，或哪儿弄条鱼，没油，沾上面粉，贴锅沿，兑水烧几把火。不知是否那里的女人特别会烧，怎么烧，都能烧得香喷喷。
最开心的是划拳。 第一次见划拳，是到凤阳的第一天，大溪河街口的小饭馆， 只见一个个袖管卷起，青筋爆出，龇牙咧嘴，这头向那头冲去，那手向这手戳来，“一点不错、五进子魁手，七个巧，八匹骏马”声嘶力竭，像土匪。但这恐怖的一幕，日后成了我的喜爱。我爱划拳，划得很好。我们这群教师个个划得都不赖，但我是公认最好的。我赢的本事在于很快看出对方的变化规律，自己则没规律地变化。
开始不能喝，喝一点就晕，甚至吐。但人坐桌上，不能不喝。不得已，酒含嘴里，趁人不备，吐到地上;有时假作擦汗，一抹嘴，将酒吐入手帕。 然而久了，开始适应酒精，能喝一些了。能喝一些的“秘诀”更在于装疯卖傻，大喊大叫，叫着喊着，精神就分散，就不觉难受，叫着喊着，酒气随之出了去。一生做过的所有事中，酒后乱说乱叫无疑是最痛快的，肆无忌惮。
忘记了，忘记了什么，忘记了太多太多。
1978年10月末的一个傍晚，天已昏暗，“板桥”车站前，一排黝黑的槐树上方，露出块深蓝。火车来了。这次火车来的意义与以往不同，把我带走后，我就再不用回来。我等这火车等了八年半，做梦都在等，可真见它开来那刻，并没感到想象中的轻松愉快。得怪那天空，怪黝黑槐树上方残留的那块深蓝色的天空，那蓝蓝得人压抑……上车了，我向送我的两位老师挥手再见。火车启动了，挥再见的手停在窗上，远了，那手还停着……走了，终于走了， 再不用回来，但是，我把生命中一段重要日子留下了，把友谊留下了，把初恋和梦留下了，把孩子所能承担的极限苦难留下了，把宝贵的花样年华永远永远地留下了。
三回凤阳
1986年年底，离开凤阳八年多。
已决定移民澳洲，要走了，得回凤阳看看，这片土地，在我们的生命中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
先到蚌埠找小何。
小何是同学中对文学最有兴趣、最具天赋的，我俩一起田埂上朗诵过普希金、泰戈尔，也一起偷过老乡的鸡。
曾经一起逃票去蚌埠，怕被抓，蚌埠前的小站下车，徒步二十里，一路问询找过去。是夜晚，漆黑一片，唯有淡淡月色，忧伤、柔和、温暖。翻过一座山，见城市灯光了，久违的灯光，带着强烈的亲切感，融化了两颗久居农村的心。
火车站长椅上坐一夜。天一亮，赶紧呼吸城市空气，捕捉细枝末节的城市记忆：柏油马路，两旁的商店，穿过树叶落到水泥地上的阳光气味，挤车的人群，汽车喇叭的鸣响，空气中弥漫的水果清香，身边来去的干净整齐的衣服……
小何早一步上调蚌埠工厂。他的宿舍是我们一伙乡下知青的“据点”，门上终年放把钥匙，谁上蚌埠，都去他那，随到随进。
1986年，他读完电大中文系，1988年去日本一桥大学读语言学，硕士读到博士，完了留校当博士后，专业上颇有成就，出过两本过硬的专著。
他，就是常言所称的“赤屁股朋友”。
蚌埠没停留，当天小何陪我下乡。
一路谈的是写作。
我第一篇小说《黄土》的开头第一句：“火车钻进了茫茫无际的黄土，消失了，剩下两条亮晃晃的铁轨，阳光下静静卧躺。”
他说：“像一幅画”。
是的，一幅刻在眼里的画。
火车把我们带来，卸下，然后走了，将现代文明、城市生活、连同希望，从我们刚刚起步的生命中带走。
蚌埠坐长途去凤阳城。
凤阳中学的徐兄，“上外”法语系六九届大学生，因“文革”，梦想破灭，中断学业，下乡劳动，后被分到板桥中学当老师，十多年后，调到凤中。
那时每次上板桥，都去找他，每次他都开小灶，用煤油炉炒许多鸡蛋，然后喝酒，听他说当年“上外”法语系的风光、精英班的才子感觉、黑色连衣裙的年轻女教师。曾经，他骑车十八里，到我的生产队看我，在我的牛屋中住了一晚。
1986年，和他一起到凤阳的大学生，有的考研走了，有的出了国，有的调去了大城市，只有他，娶了蚌埠太太，留在了当地。
那晚谈到很晚，却什么都不敢多说，怕他受伤。他也不谈调动，不谈考研，不谈离去的同届六九届大学生，只谈刚来他这住过一阵的老父亲。
安徽的冬天太冷，怕父亲受冻，他坚持和他睡一被窝，坚持把父亲的脚按在自己胸口。他说小时父亲也这样帮他捂脚，他说父亲的脚已完全没热量，他说父亲想挣脱但他使劲按住，却同时，眼泪失控地流下，他说他爱他的父亲，他的父亲给过他无限宠爱……他唯一没说的是，他在用他的孝道惩罚自己，惩罚自己的失败人生。
当晚，徐兄、小何陪我一起去县农机站看望小高。
小高是我中学同校不同班的同学，非常漂亮，当年学校一二千人，她从操场上走过，目不斜视，却有那么多眼光不约而同随她而去。
她和我是一个大队的知青。 一次知青会上遇上，说起了话，从此，就都想再说。
后来，她来我这，我去她那，很频繁。每次她来，我都送她回去;我去，她又送我;她送了我，我当然再把她送回去。来来往往，月光下，那段乡间的路，缠绵起来。
那次和她一起回上海。我说，到南京坐船吧。我想坐船时间长。她说好。她说好时，脸上漾出了喜悦。
火车上，两人合吃一个盒饭。轮船上，趴着栏杆，望着江水，说少男少女的话。
到上海，她来我家，然后，我去她家，然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一次又一次。电影院里，靠得很近，她的鬓发，带着体香，抚弄我的脸腮。轻轻地说话，轻轻地。
那次电影院出来，过马路时，突然出现一辆车，她惊了惊，一下抓住我。过了马路，她还抓着。希望她一直那样抓下去……可到底，她松开了。
“不知道我的人生列车什么时候开出了站，只知道当我发现时，我已在车上……一个有雾的傍晚，我停靠在一个宽阔的肩膀，我以为列车已经到达终点，却不知，那不过是一个伤心的小站。”
――一首歌的歌词，歌名：“伤心的小站”。
列车还没到终点，她下站了，在一个叫“凤阳”的小站。列车继续向前。站台上，昏黄的灯光，飘着雨，她孤零零一个。
她和县城一位拖拉机手结婚，留下了。
那晚停电，走道很黑，找到她时，她正和两个当地女孩，趴在煤油灯前看着说着什么。见我，她吃一惊，直起身，但马上，又控制住自己，一副矜持。“回来看看呀。”她说。她甚至没请我们坐下，只说了声“自便”。我们没坐多久，坐不久。
我说，我们走了;她说，不送了;我说不用送。
走了，可走很远，我还感觉她的目光停在我的背脊，那目光定定的，却闪亮，晃动许多记忆、许多苦涩。
第二天，告别徐兄，先去临淮关。
最后几年，常一人步行去临淮关，回沪前买花生去那，分到棉花想弹成被去那，上县城，临淮关又是必经之地。那里还曾有个知青朋友，在砖瓦厂，寂寞时，常去找他，在他那过夜，和他说说话。
汽车到站了，在街口。
路边蹲几个老人，黑衣黑裤，女的扎绑腿、挽发髻，男的提着烟杆抽烟。
迎面是条煤渣路，坑坑洼洼，一摊摊大小积水，再前面是铁轨亮晃晃的铁轨。
刹那间，在这路上看见了自己，看见当年的我――寒冬腊月，戴顶海富绒方帽，两边帽檐一个竖起，一个耷下，身穿上世纪五十年代母亲穿过的羊皮棉袄，洗得发白的双排扣卡其脱卸面破了几处……我看见自己，口喘粗气，俯首，身体前冲，肩上搭根绷紧的绳，双手拽紧两旁车把，正在努力拖一辆板车。板车上，装的是我自己喂养的鸡，我拖它们来这，是为把它们送去供销社卖掉，然后，用卖掉的钱，换一张回上海的火车票……
喉咙口有大块大块东西要喷出，是“喷”！一时间，感觉要失控，马上要失控，不管不顾地想扑倒在地，放开声来大哭一场。
使劲忍！拼命忍！
喉管断了似的疼，眼泪早已成线，不住下淌。
街这头到那头，来回二十分钟，眼泪，就那样不停地流，不停地沿着脸腮掉到地上……
当年插队那么苦那么难，我没哭过;可那次，我哭了，泪流满面。
临淮关坐车到石塘。以前乡下没车。
石塘到江山中学的八里地，一路无语，我和小何都没说话，一句都没说。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感受，相同的想说而没说的话，不用说。
看天，看地，看村庄，天认识我们，地认识我们，村庄认识我们，脚下的泥土也认识我们：“回来啦？”“回来了。”“去了很久了。”“很久了。”
……
远远看见了江山中学几排教室。
“这不是黄惟群吗？”阳光下，毛校长手遮太阳远远招呼。
学校老师全都走了出来，热情洋溢。
“结婚了吗？”
“结了。”
“在哪高就？”
“厂里。”
“听说小陈混得不错，当了医生。”
“是的，他不错。”
什么都没说，甚至没说将要出国。这块土地上，感觉不该说这些。
2003年，又一次回凤阳。那时移民澳洲已十六年。
是和萧良、阿五一起去的，借了辆旅游车，请了个司机。
新街很宽，能开四辆车，两旁一律砖房，有的二层楼。老街茅草泥屋，还二三米，还曲曲拐拐，一段泥路一段碎石路。
“看，这屋还在，原是供销社，我们常来这打煤油。”
“记得吗？这里原是饭店，开店的叫老顺子。”
“看这里……原先是肉店……当时猪肉七毛七一斤……”
一路走，一路说。
原先的公社办公所前停下。
是幢楼房，过去时代土匪的炮楼，曾是方圆几十里唯一一幢砖泥结构的楼房。这楼第一次出现在知青眼里时，很破，很烂，但渐渐，越来越高。当年这幢楼里走出的人，眼睛都是朝上的，当年这里的知青，都是仰头看这楼里走出的人的。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
都不说话，看着那楼，猛烈抽烟。
踩着稀烂泥地，进到萧良的庄。
萧良是给贫下中农影响最不好的。当年萧良有个相好，是知青。只她自己不觉，庄上多了个单相思。一晚萧良去她那，被那单相思发现，半夜赶去公社，找到武装部长。部长一听，小蛮子搞流氓，还了得，当下找了两个民兵，徒步七八里，赶去抓人。“你逃不掉了。”一到门前，部长就大喊。萧良也绝，知道完了，不逃， 床都不下，像只鸵鸟，身体拢成一线，躺直，蒙上被。他以为，自己个小，不动，不会被发现。被窝里拖出后，他被五花大绑绑去公社，关在炮楼里。那女的够意思，去看他，还买了烟，窗口扔进去。他被生产队领回前，部长指示，要开批判会。批判会上，萧良一声不吭，小板凳上坐着，手拿毛巾，一次次，装着擦汗，擦掉大把大把的泪。
萧良找到了他当年住的屋。屋还在，只是已倒，剩下几面断墙，墙内乱草齐腰，一条水牛在吃草。
“照张相吧。” 我说。
他不说话，不看我 ，走到断墙前，站好。
照片上的他，头发都秃了，头顶只剩小鸭绒毛般一撮。他穿件西装，里面一件红毛衣，双手插口袋。他笑着，是傻笑。他的眼是红的，看得到里面闪动的泪。
阿五问，记得那次杀鸡吗？
那次，去老乡那买了只鸡，又去大队部小店打了酒，准备美食一顿。没人会杀鸡。萧良说，一刀砍下鸡头就是。我说太残酷。阿五自告奋勇说他来杀。可他哪是杀鸡，是锯鸡。刀很钝。他用钝了的刀在鸡滑腻的颈皮上拉。拉半天，破一点皮，见一点血，再拉，见骨头了，见血一股股流出。老乡教我们，杀过后，将鸡颈弯过来，塞到翅膀下，扔到屋外就行。我们没扔，而是人道地将鸡放到地上。然而，刚反身进屋，只听身后一阵“扑腾”，那鸡挣扎几下，站了起来，被锯一半的头颈软绵绵地荡下，吊着个血淋淋的头，跌跌撞撞朝我们直冲过来。那不是鸡，是鸡鬼。我们吓得魂飞魄散，这个跳床上，那个跳桌上，“人飞蛋打”。 饭后，去浩浩荡荡的漫天湖，边逛边唱插队的歌。
告别了妈妈，再见了故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进了历史史册，一去不复返……
那时都不会喝酒，但那天都喝了。一个个晕晕乎乎，脸通红。阿五红得最厉害，从脸红到颈脖再红到手。最离谱的是，停下小解时，大家看到，他连鸡巴都是红的，通红通红……看得我们一个个叫着、笑着，跌倒在漫天湖里……
去过萧良的庄去我的庄。
根据方位知道， 庄子已在附近，可这个魂牵梦萦、醒里梦里“见”了千百遍的地方，就在左右了，却认不出。
我请司机停车，让我下车看看。
路边不远处的墙根下，坐一排晒太阳的妇女。我朝她们走去，想向她们打听一下。可走着，游移的目光不再游移，停住了，那些看我走过去的妇女，目光也停住了，有了反应……
“这不是……这不是……”
“是是是……黄惟群……我是黄惟群……”
赶紧几步上去，和她们握手。一个，两个……刚握两个，我又觉得自己不行了……试图忍，忍不住，不得不转身，朝一边挪开……
我已认不出这地方、认不出这庄子，但我认识这些人，她们让我确定，我已到了我想到的地方。
她们，曾经天天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和我的生活、生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她们，每个人每张脸，都是一段记忆。
老了，都老了，但透过覆盖着的老相，彼此都能在对方脸上找到那张熟悉的曾经年轻过的脸。
一个妇女拉着我的手，说：“……这都多少年了……”
当年牛屋的原地已造出新屋。屋前几个人，其中一妇女，一眼认出了我。她叫小邱，当年庄上少有的几个小媳妇中的一个。
“看看谁来了，谁来了……”她朝屋里叫丈夫。
她丈夫叫亮子，当年主管队里喷雾器，喷“520”农药。那天就在我的牛屋，为查喷雾器里还剩多少药水，他点燃火柴去看……“哄”一下，火喷了他一脸。脸烧坏了，眉毛也烧没了，谁都以为他这辈子完了，结果，他还先娶上了老婆。
“去不去家后看看，那里还剩一堆土，是你当年屋子的墙。”
毕竟是女人。
感激她，非常感激。这么多年了，她还记得这么清楚，记得那堆土，知道那堆土和我的关系……
我没去看那堆土。不想太伤神。
庄上的最后日子，我住小登子家。一个狂风暴雨夜，我那牛屋东墙倒了，幸好我睡在西头。
小登子每年一半时间，不是去外讨饭就上哪打短工。在他屋里，我教过书，从“扫盲”开始教，还自己动手，用泥和芦秆为学生糊过几排桌。
小登子睡觉一丝不挂。每天早晨起床第一句话：“鸡巴头挑被单喽。” 一次次，他撅个肚，用手打得那家伙东晃西晃，一边则一脸正经，咬牙切齿望着它骂：“狗东西，割了你就老实了……”
门敞着，家里没人。
附近左右就小登子家没变，还是泥制的灶，烧焦的灶口，掉了泥坯的墙，高梁秆的房顶，里间当年我搁床的地方，依然有张床，床旁板凳上堆几件小孩衣服。
小登子结婚了。真没想到，他也有结婚的一天。
回到停车处。人越聚越多。
一个年轻人说，“我曾做过你的学生”。仔细看，认出来了，我教他时，他不够十岁。另一青年也说做过我学生，但他的模样让我伤感：头发已近全白。
我把这两个学生拉过来，和他们一起照了张相。
告别老乡，车开不远，下车，对着那片土地，我又默默望上一阵。
这块土地给了我刻骨铭心的记忆，不管到哪，都跟着我。
最想做的一件事是，谁也别陪我，让我独自一人，在这土地上，走走坐坐，坐坐走走，一小时、二小时、半天、一天，我会那样一直走下去，坐下去，想叹气就叹气，想流泪就流泪。太久了，憋得太久太久。太多记忆，太多太多，都是生命力最旺盛时的记忆，注定甩不掉的。甩不掉的记忆，只有迎上去。这滋味，也许很苦很涩，但不管是苦是甜，不管高兴欢喜或伤感压抑，都是浓烈的，浓得化不开。生活中太少浓得化不开的滋味。我万里迢迢来这，为的就是这份浓得化不开的滋味。即使是痛苦，也是享受，痛苦的享受。
萧良醉了。返沪途中，午餐时，小半碗的白酒，一气喝了三四碗。
萧良以前也醉，醉了就哭，边哭边说他爸不喜欢他。他是独子，父亲的最爱。劝他，劝不住，他说他爸喜欢的其实是他妹妹……开始大家以为是真，后来发现，只要是醉，他都这样哭这样说……
这次不同了。车在开，他不坐，摇摇晃晃，一会脱件衣服，一会又脱一件。大冬天，脱到最后，只剩一件棉毛衫。边脱还边说，他说自己没出息，既不是富商，又不是作家。开始，我们还帮他“开脱”，说你一个服装店，一年收入一二十万， 你那高干爸爸还在黄金地段给你留了套价值几百万的房。可说着发现，他醉了。他一会说，要点把火，把阿五的钱全烧了，一会又逼他投资，还不能投他处，只能投大溪河，并拍着胸脯豪迈地说：“不到大溪河非好汉”。说过阿五他又说我，他说你算什么作家？你写过大溪河吗？不写大溪河算什么作家？狗屁！他还说要把我的澳洲护照烧了，由他出钱，帮我重新申请一张大溪河护照……
2009年，再次回凤阳，是和太太一起去的。
事情起于我的长散文《凤阳行》，当时在国内极热闹的天涯社区网贴过。文中写到过县宣传部陈部长，即当年的县委书记秘书。后来，部长的好友夏先生，网上看到此文，转给了他。夏先生告诉，陈部长看后非常激动，说：“我们当年可是亏待了他们呀。” 这么说，只因他是一方父母官，代表那块土地。
因《凤阳行》，我们联系上了，他多次邀我回凤阳，并在信中说：“下次回国一定要找我，不许找借口推托。”很感动，为这份亲切、朴素的乡情。
我和太太先到蚌埠，再从蚌埠坐出租到凤阳。
三十年后的见面，都说没变，还老样子，却实际，彼此都已不再当年。
我说：“我到凤阳吃的第一顿晚饭，就在你家。”
第二天，陈部长陪我夫妇下乡，去他老家，我当年插队的“陆陈生产队”。
一马平川，四十多里水泥地，二三十米宽，两旁绿树成行。
到处是水泥砖房。村庄有了小镇感觉。
太太说：“怎么和你平时描绘的不一样？”
我说：“我也已找不到一处认识的地方。”
过一桥时，陈部长叫司机停车，下车，指着流淌的河水，他说：“这就是你当年小红山淌水过河划破脚的地方。”我一愣，但马上明白了，是《凤阳行》中写过的一个细节，就是去县城找他的那次。
也许因为河边常涨水，四处没住家，一眼望出很远，天边天外，似曾相识的山峦。
当年赶集、上县城，走的就这路。满目旷野，风吹草动，不见一人。一切早在眼里，走一阵，这个样，再一阵，还这个样。心没了去处，只听自己的脚步声，听风一阵紧一阵松地吹;视线机械往前，看住前面一个田埂，过了这田埂，再看下一个;望住前面一村庄，过了那村庄，再望下一个……
一点辛酸，一点感动，一点风中掠过的天与地的记忆，似乎还能听到一点旧日的脚步声、河水的流淌声……
村庄到了。
想看看当年住的牛房，看不到了;想望望当年天天望的那块六亩地、地上二三幢低矮的小泥屋，望不到了;想再进一进当年住过的小登子的家，那屋也已没了……
一个妇女听到声音，走出屋。是她，当年以俊俏明理出名。老了，一头灰发，看得心酸。她说，她丈夫死了，沈云虎死了，李登科死了，小登子也死了 ……死了，都是被生活亏待过的人。
第二天一早，《凤阳文学》支主编带来两个记者，凤阳电视台要对我做个采访。
背景选在明中都城的城墙上。
古城墙已有六百年历史，杂草覆盖了昔日辉煌。然而，登上城墙，却身站六百年历史，眼望百十里山川，心胸顿感开阔无比。
问到当年的苦，我说，我曾吃过农民讨饭讨来重新晒干的饭，是我这辈子吃过的最难吃的饭，但是，这不算什么;我说，挖干渠沟，一二十米的台阶，身压百十斤重量，一天上下几百次，我累得半夜小便失禁，这，也不算什么;最苦的是精神，看不到前途，不知未来，几年时间，一人住在社场上，没人说话。
问到对凤阳的感情，我说，四年前，有个凤阳女孩，网上读到我的《凤阳行》，给我写信，网站主编将信转我，看得我很感动，从此和她保持联系。女孩从小爱读书，成绩也好，却因家贫，上不起大学，成年后，只身去深圳打工，赚到钱后，自费去南开大学读书。如今毕业了，工作很好。南开读书时，我不断给她鼓励，对她说，一个人最重要的是：自信、自爱、自尊、自强。她是我离开凤阳后碰到的第一个凤阳人，一定程度，我把对凤阳的感情，全都倾注到了她身上。
我常做一个梦，一个同样的梦，梦中，又回去了，去看这块忘不了的土地。去时难，回时更难。途经凤阳每天只一班车，怕赶不上那班车，总火急火燎、忧心忡忡地赶，却每次都赶不上。
想去的地方，就是想离开的地方;想离开的地方，又是想去的地方。
想起我那句“名言”：“没有记忆的过去等于没有存在过。”
或者说，过去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记忆。
这段生活，带给我和我的同伴最大的幸运是：因常在时间的隧道里往返，我们的生命因此而被相对拉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