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有的确良”
在清一色粗布衣服的70年代，“的确良”如一股清风闯进人们的生活，代表着时髦和前卫。“的确良”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80年代。在那个时代拥有一件“的确良”衬衫如果算不上时髦，起码也是一个“洋气”的必不可少的砝码。
“的确良”即对苯二甲酸乙二酯，一种化纤布料，通常用来做短袖衬衫。照现在的时尚观念来看，它既不环保，又不舒服，也不算太漂亮，夏天透气性差，不吸汗，而且一碰水就容易走光，然而当初怎么穿都不皱、不破，印花颜色鲜亮的“的确良”，让沉浸在灰暗色系十几年的中国人顿时眼前一亮。
谈恋爱阶段，男士给女朋友送条“的确良”裙子，不亚于现在一只限量版卡地亚手镯，女人们会经常把“的确良”衣服拿出来，在邻居面前摆弄，显示男人对她的关心。除了赶时髦之外，这种布料风靡背后，是百姓用最简单的方法实现对美的需求。
关于的确良这种布料在中国受到的万人空巷式追捧，有一个段子可以说明问题：话说当年四川很缺的确良，一个小伙子一天看见大街上卖的确良布，就排了队去买，想给自己做件衬衣，轮到他的时候，只剩下一尺布了，他十分为难，售货员说：“你买不买？不买下面的谁要？”小伙子一急，就买了，回家只好做了条内裤。他心想：“这多冤呀，谁知道我也穿了的确良啊？”就干脆在外裤上做了个牌子，上书“内有的确良”。一日内急，就找到个公用厕所，将牌子先解下来挂在门上，出来的时候，发现厕所外排成长龙，都在问：“怎么等了这么长时间还不卖呀？”
“的确良”，解决了大多数人家的布票不够用的问题――它太耐穿了，谁能轻易把的确良穿坏呢？而且有些店家扯“的确良”不是以一尺布票抵一尺的，而是买十尺只收五尺布票的对折――既满足人们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又能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极度渴望的“情调”。
作家苏童曾经写道：
70年代的女性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小碎花的上衣，穿着蓝、灰、军绿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裤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学龄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妇女的裙子则是蓝色、灰色、黑色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时髦的追求美的姑娘会穿白裙子，质地是白“的确良”的，因为布料的原因，有时隐约可见裙子里侧的内裤颜色。这种白裙引来老年妇女和男性的侧目而视，在我们那条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视为“不学好”的浪女。浪漫的恋爱和隐秘的偷情在那个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时坐在男友的自行车后座上，羞羞答答穿过街坊邻居的视线。
防空洞是一项“神圣”任务
20世纪70年代，数以亿计的民众参与到挖防空洞的运动中，全国挖洞的总长长过万里长城。
1969年3月和8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袭击中国边防部队，引起了中共中央警惕。8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国人民防空工作领导小组，周恩来作为领导小组长，号召广大群众“备战、备荒、为人民”，加强防空工作。到了10月，林彪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发布 《紧急指示》，要求全军进入紧急战状态，“靠山、分散、隐蔽”成为了当时建设重点工程的重要指导方针。遁入防空洞，正是“隐蔽”的一大法宝。
防空洞的开挖工作，当时由有关部门统一负责规划实施。各单位、街道办事处及居委会组织人力参加，作为全民义务劳动的一项“政治任务”。
那时，小孩们都喜欢到防空洞劳动干活，因为洞里面有纵横交错的洞口，像迷宫一样，尤其在夏天，里面非常清凉。当时，参加挖洞的人根本不会考虑到安全问题，大家都认为自己是在完成一项“神圣”任务。因为在那个年代，家庭成分和表现不好的人是不会被安排来挖防空洞的。
1974―1978年，“深挖洞”工程向永久性发展。新挖的工程必须达到能防小型炸弹直接命中的要求，洞深8米，覆盖层不少于4米。同时对原有工程进行加固，要求能够防水、防火、防辐射。在经济困难、百废待兴的年月里，“深挖洞”运动受到了重点支持。原首都人防办副主任张一民回忆：“挖洞的经费根据城市人口多少决定，1971―1978年，国家每年拨给北京两千万元。”
全民“深挖洞”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全国挖洞的总长度超过万里长城。
1976年初冬，地震棚纷纷加固加厚，苇箔、黄泥、砖头 （或单砖） 为墙，稻草、油毡铺顶，柴木为简易门窗。是年冬，凛冽的东北风穿透苇箔的摇撼和呼啸留在了许多北京人的记忆中。直到1977年以后，地震余波渐渐退去。
在农村，许多地方也搭起了“地震棚”。
70年代，农村的住房没有多大变化。
上海作家王安忆曾写过一篇文章 《房子》，回忆她70年代插队期间关于房的故事。她去的地方是安徽淮北一个叫做“五河”的地方。她所到的“大刘庄”，被外庄人视为一个富庄，其标志为“青砖到顶”的房子。过了有相当一段日子以后，王安忆才明白房子是分有很多等级的，最差是土坯房，然后是底下砖上面土坯，至于砖的高度则表明着富有的程度，在大刘庄，最好的房子是青砖到顶，却没有一片是瓦顶的房子。 震后唐山第一批地震棚
王安忆住进了大刘庄上头一份青砖到顶的房子。她和当地“主任”家的四个个孩子，还有一名县城下乡知青，全睡在前一进的三间屋，用秫秸隔成的二间屋内，秫秸外的两间屋就是锅屋和堂屋。后来慢慢知道，屋的间数是以屋梁为隔的，一般是用于面积的衡量单位，犹如现在说“平方米”那样，并不意味是独立的房间。
八个样板戏被八亿人看了八年
70年代初期，中国人民的生活，特别是文化生活，被八个样板戏包围了。后来的人概括为：八个样板戏被八亿人看了八年。
这八个样板戏是：
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
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
交响音乐：《沙家浜》
八个样板戏更是大众中的大众与经典。主人公清一色的刚烈，男主角都没有老婆，女主角都不见丈夫。往往是拳头捏紧，嘴一抿，而后大义凛然地开唱，连摇头晃脑都极具革命性。装容前所未有地同化，而脸谱则精简得让人惊骇。
八个样板戏的普及程度，连后来的文艺作品都很难超越，这当然与特定的政治气候有关。八个样板戏中的许多台词，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至今难忘，比如《红灯记》中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李铁梅的“我家的表叔数不清，没有大事不登门”。
《沙家浜》中，大家最喜爱的仍然是阿庆嫂与胡传魁、刁德一之间的“智斗”。
“智斗”这场戏，充分展示了阿庆嫂的风采，她不但具有一个地下工作者所应有的机智和敏锐的斗争经验，同时也具有开茶馆的老板娘所应有的八面玲珑、左右逢源的处事作风。
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
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人一走，茶就凉……
这一段脍炙人口的唱段，传唱至今，久演不衰。
内蒙古某边远旗县排练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到乡镇苏木巡回演出时，突然发生状况：买不到女演员套在腿上的半透明尼龙丝袜，那时，这种丝袜本来就产得少，人们嫌其暴露性强，有资产阶级味道，都不敢穿。大家最后讨论，领导决定用红墨水涂在腿上，既代替尼龙袜，又避免过分暴露，跟尼龙袜性质相似，女演员一律在腿上涂满红墨水上场，但见场上一片红腿翻飞，如同女巫作法。成了红腿娘子军。
后来对样板戏的争论，也没有断过，肯定者有之，反对者有之。一些人还是非常喜欢样板戏的，原因就是听熟了;巴金则说，在听到样板戏重播的当晚，做起“文化大革命”噩梦。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罗马尼亚电影又搂又抱，朝鲜电影又哭又笑，阿尔巴尼亚电影莫名其妙，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这是人们对70年代影片的生动概括。
城市里一般是集体组织观看，一些青年通过看电影谈恋爱、找对象，台词都很熟了，看电影是为了消磨时光。
那时候，城市和农村都流行放映露天电影。
在农村，看一场露天电影可是一件大事，人山人海的，许多人翻山越岭，几十里路赶去。夕阳西下，放映员就已经将幕布撑好，大家争着将板凳靠近放映机的位置。放映员在调焦的时候、或者换片子的时候，一些人将手对着投射灯直挥，手影照射到幕上，很得意。碰到放映员深夜从其他地方放完影片后再来连放，那大家更是盼望得直伸脖子。
观众很多，几乎将银幕四面围住，后边的爬到房顶、树上、电线杆上，常有不小心摔伤的。有的人到银幕背后从反面看，没办法，正面人太多。
也有小青年在看电影的过程中，一帮一帮地打群架、逞威风。
那时朝鲜影片《卖花姑娘》 放了一遍又一遍，看的人眼圈发红，“男的要带两条手绢，女的要带四条手绢”。
放正片子之前，少不了新闻纪录片，一般都是尊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莫尼克公主。这些“新闻简报”放好后，才是当天的主菜影片上场。
有时候，在电影放映过程中，银幕会突然黑上几秒钟，内行的观众就会发出惋惜的慨叹：“被剪了！被剪了！”
作家叶兆言回忆：
记得那时候公演的外国电影，只有苏联的《列宁在十月》 和 《列宁在一九一八》，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几部电影。有一部阿尔巴尼亚的儿童片叫《勇敢的米哈依》，其中有个镜头是一群小孩去河里游泳，一个少女只穿着胸罩和三角裤，这个一闪而过的镜头在当时很激动人心。黑暗中不知谁喊了一声！于是一片唧唧喳喳。《列宁在一九一八》中有一小段《天鹅湖》 舞，有些人买了票，反复看，只要那半分钟的《天鹅湖》 一结束，就立刻堂而皇之地退场。 反复看《望乡》《人证》和《追捕》
1978年，揭露50年前日本少女被卖到南洋当娼妓的辛酸史的日本影片《望乡》 在中国上映，引起的反响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
一些人看到一部公然描写妓女的影片上映，勃然大怒，在大街上贴出大幅标语，要禁止和批判这部“黄色电影”。结果有关部门又剪掉了一些镜头才重新放映。
在当时的中国，确实有很多人抱着看一场“黄色”电影的心态买了票，却在被主人公阿崎婆深深感动之后走出了影院。
后来还有一部日本影片《人证》，同样吸引了中国观众。有人为了看片中一闪而过的光屁股撒尿的镜头，而反复观看影片。但更多的人，则为影片中妈妈为了维护自己的名望、亲手杀死自己的儿子的情节所震撼，他们几乎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对人性挖掘得这么深的影片。
影片的主题歌《草帽歌》，以女主人公八杉恭子的黑人儿子焦尼的口吻唱出，深沉、哀婉的歌声表达了儿子对母亲的眷恋和失去母爱的悲哀：
妈妈你可曾记得，你送给我那草帽，很久以前失落了。
另一部引进的日本影片《追捕》，毫无争议地占据了中国观众的心。影片中高仓健凭着硬汉形象，把当时充斥中国荧屏的以唐国强为代表的奶油小生们，一举打入冷宫。
此后经常听见寻找男子汉的呼声。留着披肩长发，穿着皮靴，外表清纯，内心如火的真由美，成了中国男青年的第一代梦中情人。
片中的经典对白流传至今：
“跳啊，跳啊，朝仓不是跳下去了吗，唐塔不是也跳下去了。”
1979年5月，复刊不久的 《大众电影》 在第5期封底刊登了英国影片《水晶鞋与玫瑰花》 中王子与灰姑娘在欧洲中世纪华丽宫殿中接吻的剧照。
接吻照片的刊登，引发了风波。
一位读者写给《大众电影》 的信中称：“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小人书点燃了多少孩子的梦
70年代的小人书，通俗但不低俗，很有品位，好多知识是从里面得来的。记得小时候的四大名著，历史故事，诗词歌赋，好多知识都是来源于小人书。“小人书”又叫“连环画”“小画书”，在生于70年代的人们的童年记忆里铭心刻骨。《三国》《水浒》《西游记》《岳飞传》 《杨家将》 这些小人书，常常是很多小孩子星期天打发时间的好东西。
那时候绘制小人书的作者水平就是高。小人书的画面大多都很丰富和精彩，基本上有两种，一种是绘制的，一种是电影。这种电影的小人书很神奇，其实就是一个个的电影剧照，下面有文字说明。不过估计因为印刷条件和成本的限制，这种书除了封面是彩色的以外，内容都是黑白的。
小人书中最流行的是《西游记》 《封神演义》这样的神话故事，还有如 《三国演义》《水浒》 等根据名著改编的小人书，这类书很多都是系列的。
一本小人书的售价从几分钱到几角钱，那时候绝对是个很大的开支，于是小人书的阅读主要靠传阅，从这家借到那家，再从那家转回这家。许多人都有收藏小人书的经历。那时，把买来的或者借来的小人书放到一个纸箱子里，不少人能够收藏20本以上。遇到好的书就不想还给别人。
街上有“小人书屋”，可以花钱借书看。可能是一间很小的屋子，里面有一排排的长条凳，屋里装了日光灯管，可也不怎么舍得开，所以屋里总是黑糊糊的。门口，有一张大板子，上面贴满了小人书的封面。你可以从中选择你想看的一本，报出编号，交一分钱，拿了那本书坐到长条凳上面去看。若是一本比较厚的小人书，可能就需要两分钱。
孩子们手中的钱太有限了，很多人连一分钱都没有，所以只能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两三个人一起去，如果每人都有一分钱，每人看完自己的那本，再交换人家的，一个人就可以看三本。如果一分钱也没有，那就只好眼巴巴地等人家看完了，拿给自己看。
《第二次握手》抄得人手酸、
头酸、背酸、眼睛酸
手抄 《第二次握手》，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第二次握手》只是叙述了一个并不高明的爱情故事：药物学家苏冠兰和物理学家丁洁琼，年轻时曾真诚相爱。但他们的爱情，遭到了苏冠兰父亲的反对。后来，丁洁琼只身前往美国留学，参与了原子弹的设计制造工作;苏冠兰则由父亲包办，与医学专家叶玉菡结婚。新中国成立后，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丁洁琼毅然回国，留在国内参加建设。历尽爱情磨难的苏冠兰与丁洁琼也终于重逢，实现了“第二次握手”。
在那个只讲“革命”、不谈“感情”的年代里，丁洁琼说过的“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只有一次爱情，也只能有一次爱情”的名言，让整整一代中国人刻骨铭心。在那个知识分子被贬斥为“臭老九”的年代里，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等正面知识分子形象的刻画，使无数饱受磨难的心灵得到了慰藉。小说中，对科学知识的推崇，对科学权威的尊重，对周恩来总理的歌颂，说出了当年许多人早就想说的心里话。
尤其是在那个用空洞的政治口号来代替丰富的人生的疯狂年代里，谈人生、谈爱情、谈理想的 《第二次握手》，使当时别无选择的读者们眼前一亮。而小说中第二次握手之后，苏冠兰、丁洁琼、叶玉菡三人的关系该如何相处，更成为手抄本的读者们私下里津津乐道的话题。
幸运的是，在当年的法院里，还有正直的法官。湖南省法院“张扬案”的主审法官李海初，靠着“拖”的办法，将案件拖到了粉碎“四人帮”之后，保住了张扬的命。
在胡耀邦的关怀下，张扬终于得到了平反。（以上内容参考 《一部小说一个时代 我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2007年3月11日《厦门日报》）
雕塑作品裸体《猛士》被指斥为“下流”
70年代末，在广州雕塑院的唐大禧，创作完成了雕塑作品 《猛士》，作品还有一个副题――献给为真理而斗争的人。
这部作品，唐大禧选用一位裸体女子骑在奔驰的骏马上，集全身之力，引弓蓄势，猛然释放的一瞬间。旨在表现“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的女英烈张志新。
之所以用裸体少女，唐认为这样更显大无畏，也能体现对革命的赤诚、真诚和坦诚。而马，自然就是时代风云变幻的象征。
1979年10月，“广东省美术作品展”正式开展。在这次展览中，《猛士》 获得了优秀奖。尤其是其裸体女子形象，直接引发了此后的大争论。
当时的观众对作品并不叫好。相当多的人认为其“下流”、“出格”、“不合国情”。也正是有这样的争论，《猛士》 最终未能前往参加全国美展。
同样是在1979年l0月，由张仃、袁运生、袁运甫等艺术家共同创作的首都机场壁画宣告完成。其中，袁运生创作的《泼水节――生命的赞歌》，绘入了三个沐浴的傣家女裸体，也一并展出。
民众的反应，颇为热烈。壁画出现后一个多月，首都机场门前的广场上停满了载客前来参观的大巴，人们拥进裸女人体壁画所在的餐厅，迫不及待地一睹究竟。
海外媒体称：“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身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但是，时隔不久，袁运生与他的壁画便卷入风波之中。
有人戏言，当时，估计有人恨不能立即把画家袁运生当作高级流氓送进秦城监狱。
美术界中开始有人对画作中出现的裸体表示质疑，赞成者与反对者相持不下，争论逐渐升级，上升到了政治层面。《泼水节――生命的赞歌》中的三个裸体从此不得不披上一层透明的纱衣。
据袁运生回忆，他选在一天下午，把这几个人体都画了。画完了以后，当时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看了，很开明，对这幅画没有吱声，说等小平同志看完了再说，一点儿都没有给他压力。后来小平同志看了很肯定，说：“我看可以嘛。”（中央电视台2007年1月16目节目《壁画背后》）
恢复高考：报名费5毛
1977年8月，刚刚复出的邓小平提议召开并主持了一个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就是在这次会上，他同意恢复高考制度。
9月19日，邓小平同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谈话，提出“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
消息在中国飞快地传播着，像火一样在高粱地、橡胶林、稻田、军营和车间里蔓延，带给无数在文化的黑暗中挣扎的青年，尤其给身在农村的青年们一个巨大的希望。他们欢呼雀跃，奔走相告。正如有的群众说的，恢复高考像爆炸了一颗原子弹，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人们的命运和试卷再次联系了起来，一个通过公平竞争改变自己命运的时代到来了。
据统计，当时报名要求参加高考的中国青年多达1000余万人，年龄也参差不齐，最小的只有十三四岁，最大的则有三十六七岁。
考生们觉得如果要考试，比方要印卷子，要评卷子，总要一部分钱，全靠国家拿也是很困难的。大家希望报名费能够定在一块钱。当时政治局讨论说，不要增加群众的负担，收5毛就行了，这都是政治局讨论决定的。
由于准备工作来不及，1977年的高考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命题，考试工作于年底进行，文理两类都考政治、语文、数学，文科加考史地，理科加考理化。新生定于1978年春入学。
这是世界教育史上规模最大的考试，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是，面对如此庞大的应考队伍，偌大的中国，竟然无力提供足够的试卷纸张。
问题最终反映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当机立断，决定将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计划暂时搁置，调配相关纸张，先行印刷考生试卷，历史由此出现了极富喜剧色彩的一幕。
1977年冬天，在邓小平亲自过问和布置下，关闭十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终于重新打开。这也是恢复高考以来，唯一一次在冬天举行的考试，570万考生走进了考场，如果加上1978年夏季的考生，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迄今为止，这是世界考试史上人数最多的一次。
参加考试的人群年龄严重悬殊，长者已经年过而立，已婚或者已育，幼者才初开混沌，始醒人事。一些82届毕业生回忆，在当时，他们最爱开的玩笑之一就是，年长者对年幼者说“我都可以把你给生下来。” 南京师大文学院教授何永康回忆：
也有大量的考生最后败下阵来，是时代而不是他们自己伤害了他们的命运。冬夏两季，共招生录取了40.1万多名大学生，只是参考人数的二十九分之一。
崇拜陈景润、神童小宁铂和中国科技大学
恢复高考前后，一句金言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978年3月，全国科技大会召开，从此，知识分子从“臭老九”一跃而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著名作家徐迟的报告文学 《哥德巴赫猜想》，更是在那个科学的春天里激起了异乎寻常的反响，让无数中国人一下子记住了两个名字：陈景润和哥德巴赫。
“向科学进军”，成了当时最为响亮的口号。
1978年，整个中国的报纸、杂志、广播都在报道一个小孩：宁铂。
第一批中国留学生轰动美国
之所以特殊，是因为在此之前，由于中美长期敌对，两国学者已经相互隔绝了近30年。第一批中国留学生的到来，在美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柳百成，是首批赴美留学生之一兼领队。他回忆说，1978年9月得知中央决定派大批留学生出国学习的消息，那年他45岁，对此并不抱什么希望。
“我父亲解放前是上海的资本家，当时算出身不好。以前，我有过两次赴苏联留学的机会，但最后都被刷下来，就是因为背了这个沉重包袱。”他说。
不过，让他没想到的是，不久系里就通知他参加考试。
时隔多年后，柳百成才慢慢了解到，他的这次出国机遇来自邓小平的一次谈话。
1978年6月，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在中南海听取教育部关于清华大学的工作汇报时说，“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大学的水平，一方面派人出去学习，这样也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今年三四千，明年万把人。”
1978年，中国政府和民间教育代表团纷纷出访美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同时也接待了各国访华代表团，商谈互派留学生之事，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和执行计划。利用官方、民间、学术团体、友好人士等，开辟多种渠道增加派出留学人员。这一年，包括大学生、进修生、研究生在内的出国留学人员派出数量达到3000人。
随着留学生派出渠道的扩展和双边交流的增加，从1981年开始留学人员出现了单位公派的形式，同时自费出国留学也成为培养人才的一条渠道，这两种出国留学人员很快超过了公派留学人员的数量。
小岗村大包干按下红手印
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从推行生产责任制发端。
字据写道：
我们分田到户，家家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全年上交的公粮，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如不成，我们干部坐牢杀头也甘心，大家社员们保证把我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这18个农民是：关延珠、严立富、严立华、严立坤、严金昌、严家芝、严学昌、严立学、严俊昌、严美昌、严宏昌、严付昌、严家其、严国品、关友生、关友章、关友江、韩国云。
这份按满红手印的字据现藏国家博物馆，馆藏号：GB54563，一级文物。
1980年9月中央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会议上，时任中共贵州省委第一书记的池必卿，根据贵州“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情况，勇敢地提出在贵州打算全面推行“包产到户”。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杨易辰立即表态：“我们不能搞那个东西。”池必卿针锋相对：“那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
两位省委书记的话上了会议简报，“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成了搞不搞“包产到户”之争的最形象的表述。
家庭联产承包制的兴起和推行，给中国农村带来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
收看《新闻联播》成为习惯 1978年1月1日，CCTV《新闻联播》 开播，最早的主播：李娟、赵忠祥。
正如 《南方周末》 一篇文章评论道的：30年来，这是中国大陆知名度最广、全世界观众数量最多的电视栏目。尽管面临越来越多的质疑和压力，30年收视历史所形成的巨大惯性，依然推动着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在每天晚上7点打开电视机，收看 《新闻联播》。它是这个国家机器里宣讲系统中最具象征意味的意识形态符号。它的永远不苟言笑的播音员，被称为国脸;时政新闻里不同级别领导人的出镜时间，被精确到秒;主持人服饰的颜色冷暖，意味着国家大事当天可能呈现的基调;节目形态和播音员人选的些许变动，就意味着政治格局的调整征兆;而“今天的新闻联播大约需要59分钟”，往往意味着有重大事件发生。
正是从1978年正式开播起，《新闻联播》 就成了中国老百姓了解国内外大事的一个窗口。它的“中国政治、经济风向标”的地位，在中国人心中不可撼动。
90年代，播音员张宏民一次穿着中山装登场，立刻在各国使馆中引起强烈反响。因为在他们看来，服装的改变可能意味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事实上，张宏民不过是因为当天值班的播音员请假，临时“救火”的他没穿正装，才以中山装上阵。
《新闻联播》 主播一举一动的变化，都会令人关注。
全国人民都在听刘兰芳评书《岳飞传》
什么艺术可以使一座城市、几座城市或者更多城市万人空巷，那就是著名评书艺术家刘兰芳的评书 《岳飞传》，那时人们的家里很少有电视机，最实用的传播工具是半导体收音机，1979年，全国都在听刘兰芳的评书 《岳飞传》，可以说是中国说书史上一件空前的盛举。
改革开放初期，刘兰芳与爱人王印权编创的《岳飞传》 一经问世，就曾创下了全国百余家电台相继播出、图书发行110万册这一至今无人可及的记录。伴随着《岳飞传》《杨家将》《赵匡胤演义》等的播出，评书艺术是家喻户晓，同时也风靡到海内外。
她的评书讲的通俗易懂，绘声绘色的声音描述感觉像身临其境般，真实而扣人心弦，惟妙惟肖地演绎各色人物只能用一个字形容――绝！
我们这一代人就是听她的书成长起来的，每天放学第一件事是搬个板凳老老实实坐在收音机旁，听她讲《岳飞传》 里的八大锤，现在回想起心里还直呼过瘾。当时她所说的古代故事，不仅仅是为说古而说古，而是以古代民族英雄事迹感动我们。现在的“80后”、“90后”如果回去问自己的父母，估计很少有没听过刘兰芳的评书，她是我们当年最大的偶像，我们就是她忠实的粉丝。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让许多人在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