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以来，有关革命(诸如文革、反右、合作化、土改以及内战等)的创伤记忆已成为后三十年中国当代文学中最为鲜活、持久的部分，并日益在读书界产生巨大影响。在此情形下，记忆及其伦理不能不成为学界理当直面并讨论的现实问题。所谓现实，并非指记忆的真 / 假，而是针对其伦理诉求而言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真实事件哪些可以被纳入记忆和以怎样的方式被记忆，其实都已突破个体私密经验的范畴，而涉及作者、出版者乃至媒体策划者对善 / 恶的重新界定，对民心的有意识引导，甚至涉及相关利益群体对下一步中国社会改革的构想及实践。因此，琳达哈琴的看法艺术并不简简单单地反映事实或者传达事实;而是创造事实或用符号表现事实，以赋予其意义很自然地引发了笔者对当前文学记忆的思考：除了无法忘怀、不能忘怀的个人伤痛经验以外，这些记忆背后是否还存在某些记忆者意识到的或未曾意识到的策略和机制呢?它们现实的伦理诉求又该给予怎样的评价?
一
应该说，对不幸者的创伤记忆最合适的态度是哀悯、支持甚至同仇敌忾。倘不如此，或竟要展开讨论，就不免显得有欠良知。然而可能由于未能有幸出身中国的优异阶层，每当读到《牛棚杂记》、《往事并不如烟》、《思痛录》等与社会主义宰制叙述不大相同的惨痛记忆时，总会在感动中夹杂几丝犹疑，感到言说困难。故张汝伦有关压迫性的势力的提法让人心有戚戚焉。他指出，二战以后，犹太人不许德国人有自己的记忆，其不容异见的情形就像纳粹不许犹太人有自己的记忆一样，对此二者，张认为同属压迫，这种压迫在压迫自由的同时，必然也在压迫历史本身。这是很有见地的忧虑。然而置之中国，这种幸存者特权却一再地发生。数年前，在一次当代文学会议上，当众多学者谈及文革的暗无天日时，一位教授回忆说，他父亲受丁玲牵累而被划为右派，按理说他应对文革充满愤恨才对，但从他亲身观察所见，当时国营工厂的生活比较正常。每天傍晚下班时，工人们提着刚买的菜，一家三口，言笑晏晏，沐浴着夕阳落辉回家，给人留下幸福、温馨的记忆。该教授发言立刻受到会议主持者大声批评，认为这样讲述文革缺乏良知，是不允许的!言辞激烈，令同时与会的笔者不由心想：倘若主持者一朝掌权，恐怕是要把该教授关进大狱的。当然，更早高家村风波中《南方周末》等媒体对《读书》的围剿，更是记忆压迫的现实版。其实，有所阅历者不难知道，无论是该教授谈及的国营工厂的温馨场景，还是高默波在《书写历史：〈高家村〉》一文(刊《读书》2001 年第 1 期)提到的自己农村老家在文革取得的进展(如医疗教育等)，都是与批斗、抄家、下放等并存的普通事实。甚至批评者也不否认其真实性，关键在于不该在此时此地公开讲出来。何以如此呢?袁伟时认为，这样的文章远远落后于时代要求之后，与中国现在的发展是格格不入的，甚至起了制造思想混乱、误人子弟的作用。显然，在袁看来，也许文革时高家村确实存在免费教育、合作医疗，但出于推动社会发展的考虑，也是不宜讲述的。这意味着，当代文学记忆最重要的也许并非它的真实性，而是为了符合时代要求的合理目的(譬如自由主义的国家设计)而采取的必要讲述策略。
可令袁先生欣慰的是，当代文学记忆中类似《书写历史：〈高家村〉》者甚少，以高概率出现的是有关革命愚昧、野蛮的记忆。那么，此类记忆有怎样的故事策略呢?即是说，关于革命，哪些真实经验可以记忆，哪些不宜、不能或不允许记忆，在当代文学中其实存在潜在的约定。当然，叙事中的潜在的约定在历史研究者看来不过是常识问题，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但对《牛棚杂忆》、《往事并不如烟》等见证文学产生了情感认同的文学读者，往往会疏忽此一问题。在此情形下，罗宾R. 沃霍尔关于文学的双重观察就非常可取：一是看它们没有包含或不能包含什么，一是看它们的典型特征中包含了什么，二者的重要性是相等的。由此，沃霍尔提出不可叙述之事的概念。他对读没有包含或不能包含什么与包含了什么的思路，既为研究提供了观照当代文学记忆的方法，也凸显了记忆中的选择策略。显然，当代文学的革命记忆涉及诸多社会阶层及其史实，但不是每个阶层的每种史实都有机会成为文学文本中的历史事实。可以说，在有关每个社会阶层的记忆中，都存在不可叙述之事和可以叙述之事的有效配置。
目前文学记忆主要集中于精英阶层被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民国时期官僚、乡绅、资本家及上层知识分子等旧精英的不幸遭际。这一群体是革命前中国国家权力与社会资源的掌控者，也是革命后被损害甚至被毁灭的对象。那么，在相关记忆中，哪些属于不可叙述之事呢?计有三个方面。(1)旧精英作为统治群体的事实。李锐小说《旧址》和蒋樾纪录电影《暴风骤雨》分别涉及盐业资本家和地主，但两部作品皆无一字提及盐矿里的劳资关系和农村的雇佃关系。由于工人、佃农缺乏博弈成本，这类关系可能是不公正、残酷的，包含人身依附与屈辱。(2)旧精英作为利益群体的事实。《旧址》记述盐商李家的历史，将其发达主要归因于新技术发明和礼仪继世的家风，显然不太全面。在中国，依靠技术领先、敦厚礼仪成为小业主当然可能，但若欲成就累代传承的巨大产业，没有官商合作，没有与地方黑、恶势力的利益协同，恐怕不太可能。但《旧址》回避了此类信息。齐邦媛回忆录《巨流河》溯忆父亲一生投笔报国的炽热情怀，但对父亲如何从一中层军官迅速获得可观财富的过程也不着一辞。(3)旧精英作为权势阶层的道德之恶。在法律高概率地屈从于权势的中国，旧精英不易遭到反制，所以制造罪恶的可能性较大。譬如，据地方史料记载，小说《暴风骤雨》发生地相当黑暗，伪区长陈惠中为霸一方，其侄陈福廷完全无视法律，谁家年轻貌美的姑娘、媳妇要是叫他看上准没好，一定要千方百计给祸害了。谁家敢反抗他，那家姑娘的老爹，媳妇的丈夫一定会倒霉。轻者抓劳工，重者抓到宪兵队屈打成招被杀头。女的被强暴了不是喝药就是上吊。然而蒋樾剪辑、制作的口述电影《暴风骤雨》竟无一言及此。相反，其中地主都被叙述成了勤苦节俭的老实人。以上三个方面其实都不可叙述，可以叙述之事则涉及恰成对应的三方面。(1)旧精英作为国家栋梁在新中国遭受迫害的惨痛经历。这是见证文学的主体内容，不消赘述。(2)旧精英身上承载的文化和文明。《旧址》所述对象本为盐商，但讲叙重点不在商而在文化。在小说中，李家堪称诗书万卷圣贤心，考取功名为官做宦的子弟不计其数，其族长李乃敬更惟独敬仰文正公曾国藩。《往事并不如烟》更将旧精英承载的文化象征意义发挥到极致。(3)旧精英的仁、义品质。《旧址》中李家解囊相助，帮不相干的贫家子弟入庠就读不计其数，譬如李乃敬曾祖老太爷：
老太爷在银溪的渡口上拾回了一个饿昏了的乞儿，用米汤把乞儿灌醒之后，那孩子竟说不出姓甚名谁，说不出家在何处，只知道自己的乳名唤做秋儿，只知道随父母逃荒出来不久，父母二人都先后饿死了。老太爷于是将这乞儿收为义子，取名浮生，送进族学里去读书。想不到这孩子读起书来竟是百般伶俐千般聪明，十年苦读学成赴考，院试，乡试，会试，殿试，连连中榜，到最后竟高中进士，两年后点了道台。做了道台大人的浮生对老太爷感恩不尽，视如再生父母比做佛陀现世。
《往事并不如烟》中的张伯驹、史良、康同璧的道德则表现为不与世逐流的知识分子风骨，能在危难中敢为人之不敢为的独立不羁的气节。
显然，绕开统治历史而凸显其受害情境，回避利益经营而勾勒其文化面孔，遗忘权势之恶而诗化其道德风骨，构成了当代文学记忆旧精英的三层相互关联的故事策略。这种策略稍经变换，也暗中运作于有关革命新精英的记忆之上，譬如对于右派、老干部的讲述。这表现在：(1)不讲述右派、老干部在倒台之前的待遇、权势以及某些迫害他人的历史，而主要记忆他们被历次政治运动冲击的屈辱与苦难;(2)基本上不讲述文人之间错综复杂的门户之争和干部之间激烈莫测的政治派斗，而主要记述他们对文学和正义的追求;(3)少讲新精英的权色交易、婚外情、政治投机，绝不涉及老干部们在文革期间及以后的政治联姻与家族活动，相反，忠诚近于圣徒、温驯近于绵羊、一经冲击便束手就擒的无辜受害者，成为新精英的标准形象。
不可叙述之事和可以叙述之事，由此共同构成了自由主义记忆的故事策略。不过，明眼人极易发现，这是对革命的全面逆袭，逆袭的思想武器、精神能量、斗争经验、运动形式、个人风采等无不来自既有记忆，与其说是革命死亡，不如说更像革命变体。①如果说，革命曾经以统治、利益、邪恶等关键词反复讲述旧精英的故事，那么现在的记忆则把一切推翻重来：过去不可叙述之事现在可以叙述，过去可以叙述之事现在则不可叙述。经此逆转，革命事实上和专制、暴政混同而污名化了，官、绅、资及上层知识分子等则重新获得正名，民国及其体制也走上前台(《南方都市报》最近公开呼吁恢复乡绅制度)，且在大众文化中演化为民国范儿。
二
不可叙述之事和可以叙述之事相互适配的故事策略，是当代文学记忆质疑、否定革命的第一环节。然而革命年代的悲惨故事未必可以构成对革命的否定(《白毛女》等即通过悲惨故事赋予了革命合理性)，记忆所以产生如此效果，其实还有赖于更深层的叙述机制。事出有因(motivation)是任何一种现实主义叙事作品的基本特征，那么当代文学记忆采取怎样的因果机制重组、安排那些合法事实，其实更是一项隐秘技术。其实，每种可以叙述之事原本就附着于一种或多种因果解释惯例，或可以被多种因果关系所解释。因此，把一件件可以叙述之事变成有内在条理的故事，必然面临另一种选择：
就像历史学家从浩瀚的事实海洋选择那些适合其目的的重要事实一样， 他也从大量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因果关系， 也仅仅是这些因果关系才具有历史意义其他的因果关系则被当作是偶然事件加以抛弃，这并不是因为因与果之间的关系不同，而是因为这种关系本身不切题。
那么，当代文学记忆是怎样从混杂的甚至矛盾的因果关系中抽绎出哪种切题的因果关系，并使之成为可以叙述之事合并、重组的内在机制的呢?
对此，一些研究可以提供很好的参考：文革后中国的见证文学展示了无数个个体的真实命运，这些命运的共同真相，就是自由被剥夺，尽管每个自述者的叙述策略不尽相同，叙述内容也有所差异，却都遵循了施难 / 受难的逻辑框架：在回顾过去时，亲历者们完成了一次清晰的历史指认，即非常明确地把自己和历史区分开来：一个是受虐者，一个是施虐者，因而作品多表现为对曾经苦难经历的悲情控诉以及对冤屈、怨恨等情绪的发泄。显然，(革命)施难 (/个体)受难的因果关系，构成了当代记忆的深层机制。那么问题由此而来：革命时代驳杂动荡，其社会事象内含大量的因果关系，何以(革命)施难 (/个体)受难这一自由主义因果关系能够成为今天革命记忆的主导概念，甚至使读者注意不到其他因果关系的存在?这与两种技术手段有关。
第一，短线叙述。在当前革命记忆中，灾祸对于无辜受难者来说，往往突如其来，理由总有点莫名其妙甚至荒唐无稽(如无心踩脏领袖画像之类)。文革如此，反右如此，甚至合作化、土改也往往不可理喻。譬如纪录电影《暴风骤雨》大量呈现土改暴力：批斗，打人，甚至出现杀人比赛。但为何有如此触目惊心的暴力，电影欲言又止，给人的感觉似是工作队有意挑拨农民兽性。这类对革命反人类的暗示，不能说完全错误，但明显是短线叙述不断累积之结果。所谓短线叙述，即是将眼光集中于较短时间内的事件关系，而割断它们与较长历史变动的内在勾联。这样可使大历史内的复杂因果被化约为短线视野内一元论的(革命)施难 (/个体)受难关系。这种做法在史学界是比较忌讳的。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提出长时段理论，认为历史大体可分三个层次：一是短时间内的历史事件，它们有如爆炸迸发的短促光亮，虽然往往被视为重大事件，但其实只是表面现象，不能反映历史深处的本质;二是在十年、五十年甚至百年视野内才能观察得比较清楚的态势或周期性波动三是长时段历史，即从数百年甚至千年视野看，历史可能呈现出某种促进 / 阻碍社会发展的决定性结构。提及布罗代尔不是要把简单事情复杂化，而是当代文学记忆太易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它们对革命的记忆不仅无涉结构或态势，甚至连事件都有意残缺。《旧址》、《暴风骤雨》(纪录电影)提供的有限信息，只能使人从疯狂、变态等角度推测革命暴力。但实际上，即使在事件层面上，革命暴力也未必是施难 / 受难因果机制能解释的。属于老革命家回忆范围的《李新回忆录》可提供更完整的信息。李新回忆了土改中令人惊悚的活剐场景：她站上去，从怀里掏出一把磨得十分锋利的刻刀，先敲了一下宋品忍的脑袋，然后利索地抓住他的右耳，嚓的一声，刻刀落下，这只耳朵被齐齐地切了下来，鲜血飞溅，这时全场激动，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等我们走到行刑处，人群已散，宋品忍的尸首只剩下了很少的几根骨头。①如果李新回忆像见证文学那样到此为止，那么这幕活剐场景一定会激起善良读者对革命的终生憎厌。然而李新还讲到乡绅宋品忍何以遭此惨祸：
第一个上台去诉苦的那位老太太，她在宋品忍身上反复打量，本是想把他的下身割掉的，只因从腰到腿，被几展绳索牢牢捆住，无从下手，才站到垫上割下了他的耳朵，她为什么如此心狠呢?原来，她的女儿和媳妇被宋品忍强奸了，宋嫌她媳妇不肯和他配合，没有让他过瘾，就用刀把她媳妇砍死，并用刀把阴部和乳房挖出来，一刀一刀地剁碎;她女儿被强奸时瞪了宋一眼，宋除施以对她媳妇一样的暴行外，还把她女儿的双眼挖了出来，狠狠地骂道：看你还敢不敢瞪我!
在法律并不真正保护穷人的国家，类似宋品忍这样残忍、无人性的精英并不稀见，至于黄世仁那种挟经济优势霸占下层女性的成功人士就更多不胜数。所以，暴力的前提可能正是暴力，反人类的前提可能正是反人类。遗憾的是，当代记忆往往只讲半截子事件，较长时段的态势或结构无从谈起。譬如土改，若以长时段观之，它又何尝不是人口、资源矛盾周期律的表现呢?若将视线继续拉长，它又何尝不是中国社会结构的重要创造呢?邹谠、黄仁宇等学者认为，通过土改，中国共产党使农民及贫苦大众下层阶级都变成政治生活的重要角色，最高层的政治领袖也以他们为参考群体，还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甚至文革，也未必不含有遏制官僚集团、防止社会再等级化的努力。当然，强调长时段观察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短线叙述。后者的可贵在于把观察点牢牢锁定在(新旧精英)生命的尊严与自由上，弊在遮蔽了更长时段的历史和更大面积的生命。所以，历史有时的确呈现为施难 / 受难景象，有时则可能呈现为生命与生命、正义与正义的冲突。而当后者酿成失控的社会动荡时，就会有诸多无辜者付出尊严甚至血的代价。这是中国革命无可名状的悲情，它需要文学以宽广的人性包容力去呈现，而非以施难 / 受难的自由主义逻辑去简约。
第二，封闭叙述。其实，即使在短线范围内，同一事件也可能内含数种因果机制。研究者所以经常能得出暴政、迫害等简洁、明快的结论，另与封闭叙述有关。譬如文革爆发后周扬被捕入狱的遭遇，初看的确证明了任何一种有悖于意识形态的思想与言行，都会遭到无情的整肃的判断，完全属于(革命)施难 (/个体)受难因果机制的解释范围。舒芜也认为周扬之事实乃兔死狗也该烹了，是专制主义发展的例证。但周扬案实情很复杂。1961 年后他屡屡非议、曲解《讲话》，其原因与党内高层政治矛盾有关。周扬在政治斗争中的立场或许决定了他后来的命运，而非意识形态问题。又如丁玲被划右派，诚然有当年野百合花事件的旧因，但她在胡(乔木)、周(扬)之争中的深度卷入也是重要导因。可以说，派系斗争(权力之争)是这些事件中与自由主义机制并存的运作动因。甚至，为了权力、利益而利用意识形态修辞，也是革命年代的普遍事实。在此情形下，施难 /受难机制实际上就面临捉襟见肘的巨大尴尬。故韩少功呼吁打开视野：一种分辨率更高的理性透镜有待出现，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广义的无利不起早仍是行为逻辑的核心，说到底仍是一个关于利益的寻常故事，不过是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故事披上了一件新马甲，失去这一涉嫌庸俗甚至不无铜臭的视角，差不多是原版马克思甚至亚当斯密的视角，历史分析就变得无从着手，也必然误讹纷起，故他认为，即使在文革时代也往往愚忠是表;利己是里;失态是表，庸常是里;被意识形态玩的是少数，玩意识形态的才是多数。所谓被意识形态玩，正是所谓施难 / 受难故事，遗憾的是，玩意识形态恐怕才是过去、现在中国大概率的真实。可惜，由于封闭于持异见者的自我想象，当代记忆容纳不了这类复杂、诡异的事实。
以上两种手段，从纵的方面切断了个体创伤经验与大历史的复杂纠葛。客观地看，革命是中国社会人口、资源矛盾大爆发引发的大乱与大治，建国后诸多运动则可能是内抑豪强的治术的一部分。在这段混杂历史中，官、绅、资等旧精英是社会动荡(黄仁宇称为社会的自我调节)必然的摧毁对象，而革命斗争中的部分老干部和掌握话语资源的知识精英，也曾经被视为现实的和潜在的豪强。当代记忆中的种种受难，实多与此历史态势有关。但记忆往往切断事件与态势的关系，使种种受难成为不可理喻的施虐。同时，当代记忆还从横的方面割断了受难事件与多重势力博弈的现实的关系。胡风、丁玲、周扬等受难，与意识形态冲突有关，但同样是古老势力斗争及相关心理 - 行为模式的结果，然而在割断了的记忆里无从发现后一层面的信息。所以，经过纵、横切割，当代记忆便成为(革命)施难 (/个体)受难因果机制的专属之物，革命则成为一切灾难的源头。马可布洛克说：历史学中单一原因论的迷信通常只是一种阴险的研究形态。但这种万恶归一(革命)的做法在当代记忆中不断复制并自我繁殖。甚至，一些与自由无关之事也被安装上了此种机制。譬如《往事并不如烟》把吃西餐(康同璧家吃次西餐要用 200 多只盘子)、穿旗袍等生活细节与不甘苟活联系起来，多少是将缅怀上流生活的遗老情怀嫁接到泛滥了的施难 / 受难机制之上。
不过，对施难 / 受难因果机制在当代文学记忆中的主导性，学界主流意见是乐见其成。何言宏认为：当代记忆创造了历史真相，建立起我们这个民族关于文革真实可靠的公共记忆的同时，还在对文革的理解和对人道与自由的价值确认方面，取得了最为创痛的经验和最基本的共识，(这)是文革后中国的历史实践最应明确和最应遵循的精神基础与价值准则。故从目前看，怀疑并反思这种公共记忆和价值共识似乎不合时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