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构一种符合社会转型期的伦理价值体系，促使现代市场制度趋于完善，在当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运用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逻辑梳理方法，试析韦伯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动因的探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探讨韦伯经济伦理思想的独特性和局限性，及其对当代社会的借鉴意义;并基于韦伯经济伦理观的启示，提出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当代中国伦理与价值体系方面的设想。
关键词：韦伯思想;当代中国经济伦理;建构
一、从《新教伦理》的逻辑梳理入手
解析韦伯伦理思想的独特性
韦伯用毕生精力考察研究“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在深入探讨世界各国民族精神与其社会发展之间互动因素的基础上，通过对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兴起内在联系的剖析，揭示宗教等非经济因素促进资本主义产生、发展的作用。
在《新教伦理》中，韦伯探究了近代宗教派别与社会分层问题，提出了资本主义精神和路德的“职业”观念;并由 “职业”观念演绎出“天职”命题，即由上帝安排工作;进而将此“天职观”[2]58作为整个伦理分析的逻辑起点。然后，以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宗教伦理观为基础，阐释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的关系，指出“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的资本主义精神，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2]141。可见，探寻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根源，正是韦伯伦理观研究的逻辑终点。
在类比各宗教派别的伦理观时，韦伯把宗教的理性化程度看作社会行动与社会组织的理性标志，认为从逻辑起点到终点，论证“理性化”过程至关重要。在他看来，所谓“理性化”，就是要求人们通过理性的推测，自由地选择合适的手段来实现目标理想，包括国家管理的理性化，以及个人观念和经济组织的理性化。正是这种“理性化”潜移默化的作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于西方国家。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虽然有传统而独特的宗教文化，但还没有达到西方社会宗教的理智化程度，“理性化”仍然停留在经验主义的直觉判断上。所以，资本主义精神难以在东方国家产生。
韦伯在《新教伦理》的前言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的产生，不仅仅源于经济、政治、法律、技术等诸多因素，更重要的是源于西方独特的理性主义精神。”正是这种富含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促使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然而，以往人们把资本主义兴起的动因主要归结于经济发展或马克思所阐释的历史进化论。前者侧重于从经济等因素入手，论述资本主义的产生;后者强调西方资本主义产生，源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与阶级斗争，以及科技进步等因素。依据宏观社会经济环境的变迁，对资本主义兴起和发展的动因进行上述两种解释，韦伯是认同的。不仅如此，他有其独到见解，认为资本主义更具有其内在的精神特性，而不只是一种经济活动方式;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独特的理性主义精神”，即资本主义精神。
上述可见，韦伯伦理思想的独特性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精神及其内在特质的深刻阐释。韦伯认为西方特有的“理性主义精神”，主要源自于加尔文教的“上帝预选说”和“天职观”所倡导的禁欲精神。“上帝预选说”摈弃了天主教的“普遍恩宠论”[2]58，认定自古以来上帝以命中注定的方式安排某些教徒获得永生，或者遭受永死;若要得到解脱或救赎，必须倡导禁欲精神，忠实于“天职观”，在现实世界“增加神的荣耀”[2]82。这种“理性主义精神”，反复强调要尊崇那种“特定的讲求方法的理性的一种生活样式”[2]58。
从宗教伦理视角出发，韦伯率先系统地阐述宗教文化与经济发展互动关系。但他在具体阐释资本主义精神时，受唯心论的局限，形而上学地将其产生原因单纯地归结于宗教改革。可是，他主张将经济、政治与宗教文化三者结合起来探析资本主义发展动因，同时开创性地提出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特质，确实难能可贵。正如经济学家R・H・托尼为《新教伦理》撰写的英文版序言所说：在韦伯之前，还没有人以他那种独特的哲学视野，对资本主义发展与新教之间的联系进行考察与论证。
二、从马克思唯物史观视角看
韦伯伦理思想的局限性
从批判宗教、国家和法着手，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强调实践的社会科学，不仅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也就是“物”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而且还强调了作为主体的“人”对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
而韦伯则是以宗教伦理为切入点，抓住“理性主义精神”这条主线，探究资本主义社会变迁和经济发展的动因。他指出：“在富兰克林的出生地，资本主义精神是先于那儿的资本主义发展”[2]35。他认为，资本主义精神对人们的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有着深刻的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之所以会迅速发展，正是靠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推动。 在韦伯看来，“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生仅仅是宗教改革的某些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是宗教改革的造物”[2]67。可见，他对资本主义精神产生根源的认识有缺陷。对此，韦伯在相关注释中作了说明：经济发展对于宗教思想的命运所产生的影响具有一定意义。然而宗教思想本身“有自己的固有法则性与不可抗的力量”，不可能由“经济的物事演绎出来”，也就是说宗教文化观念的改变取决于自身因素的改变，而宗教之类的上层建筑并不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依赖于经济基础。
在《世界宗教的经济伦理》一书导论中，韦伯指出：“不是思想，而是利益（物质的和思想的）直接支配人的行动。但是，观念创造出的‘世界图像’，时常像扳道夫一样决定着由利益驱动的行为的发展方向。”[3]他所阐述的信仰和价值观念，把源于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看作推进资本主义前行的主要动力，与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相悖。
从韦伯相关的论述中可以看到，他排除战争、海外殖民以及资本原始积累等众多因素，认为这些因素不可以与资本主义精神相提并论。他推崇的资本主义精神，总是与理性、勤俭、积累这几个词语相关联;并将“上帝预选说”、“天职观”等新教伦理观，作为阐释资本主义精神内核的理论基础。
基于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的逻辑局限，韦伯在对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生活样式作比较说明时指出，为凸显其某些特征性区别，“使用‘理想型’概念来加以说明”。然而，这种所谓“理想型”设计出于逻辑演绎的需要，难免缺乏经验事实基础。丹尼尔・贝尔说：“这种‘理想类型’的好处是便于勾画我称之为轴心原则和轴心结构的主要轮廓――以免历史变动模糊了我们对特定社会领域的观察。但理想类型因其静止性质无法展示事物的本源和未来发展。”[4]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重要作用的理论探究，其学术思想价值应当肯定。然而，如果将资本主义局限于所谓“合理”范围，就有掩盖资本主义剥削实质之嫌。同时过分强调精神作用，机械地理解社会领域中的因果联系，把资本主义精神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也就无法摆脱唯心史观的思想桎梏。
三、解析韦伯伦理思想在当代的现实意义
尽管韦伯过于夸大新教伦理的理性传导作用，而忽略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作用，思想认识上存在一定的片面性，但他在社会伦理学等领域提出的一些重要命题，迄今仍然具有理论创新研究的借鉴意义。
在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曾经流行的“经济决定论”，即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绝对化，认为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就是物质基础，这是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式的曲解。那种认为唯有“经济决定论”，而社会文化、宗教等非物质性的因素，似乎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毫无关联。这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观的。
1991年，英国学者特纳在新版《韦伯社会学文选》的序言中指出，把马克思与韦伯截然对立，是“激进社会理论中存在的一种错误倾向”;当代学术界“已不再接受把马克思与韦伯截然区分的做法。反而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认为，他们两人都是以批判的眼光来分析资本主义，也都属于更普遍层面上的对现代性现象的一种考察”。这一评判比较客观，而且显得宽容。所以重新解读韦伯的研究方法，有助于领悟韦伯思想在现代社会理论与实践中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
韦伯提出重新思考和审视宗教与社会发展，以及宗教与现代化关系这个命题，应当引起关注。借助韦伯经济伦理观，可以启迪我们从伦理、宗教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发展史，开阔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进而深入思考有利于转型期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变迁的各种动因。
解析韦伯伦理思想的核心要点，就在于他明确提出：经济和伦理对应着人的两重需要，也就是说经济对应着人的生存需要，伦理对应着人怎样生存的需要。在他看来，经济行为的选择如何符合人的尊严和价值驱动，关键在于必须找到一种合理的有效的调控机制。当前，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范畴虽然已为人们所领悟，但经济行为本身在伦理道德上是否合理，需要在经济活动的实践中取得验证。只有当经济行为从整个伦理道德体系构架中找到合理性的论据，才会被社会大多数乃至全体成员所认同与接受，并使其中的社会道德秩序得以长久维持。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体制机制的弊端必然会日渐凸显。在现阶段，如果没有中国伦理价值体系建构作前提，找不到一种合理的调控机制，那么缺乏现实伦理价值基础的经济活动，也是难以持续健康运作的。
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对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动因的深入探究，韦伯伦理思想的研究热潮再度兴起。研究韦伯思想，尤其是他强调理性的经济伦理观，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有助于我们思索如何从传统文化中挖掘促进社会现代化的合理因素，同时借鉴西方文化健康因子，建构当代道德伦理价值体系。唯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理解与运用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全面地思考精神文化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不至于陷入教条主义的泥坑。
四、韦伯伦理思想对建构当代中国伦理的启示
针对中国经济社会与现代管理中文化缺位或缺失的普遍现象，基于韦伯伦理思想和他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注重当代中国伦理与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建构，在当前显得尤为紧迫。
第一，探究当代中国伦理的新构架。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历来认为，尽管精神依赖于物质，但人的精神气质对其社会活动的影响作用是不可忽视的。韦伯的新教伦理正是以一种社会文化精神和人的价值追求，营造“理性推动”的竞争氛围，为资本主义发展鸣锣开道。
韦伯认为，理性化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最主要的特征。他注重对科学的人与行动的人之间关系的研究，明确指出“行动的人在现实中在手段和目的、责任和信仰之间做出忠于行动的选择，是因为他遵循行为的理性。当科学的人献身于科学的严肃性和客观性时，他所遵循的乃是科学的理性”[5]177。韦伯所主张的这种理性与现实紧密结合的研究方法和注重行为价值取向的理性抉择，对于探究建构当代中国伦理的科学内核，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理胜于情是欧洲文明的特征，而情重于理是东方文明的鲜明特质。中国传统上不具有西方国家的“理性”优势，但重情重义这一传统的优良美德，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民本情怀，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的充分体现。我们认为，先进的社会意识形态不仅来源于现代社会孕育产生的伦理道德与价值观念，不仅来源于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而且也直接来源于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因为任何一种文化传统都具有本民族自身传承的内在价值及其规律，都持有观察世界、看待社会和人生的独特视角。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真、善、美相统一的人生境界和刚健向上的人生哲学，和谐包容共赢的集体主义意识和积极进取的创新精神，以及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人道主义，都是中华文明宝贵的精神财富，都应当在新时代继续弘扬光大。
诚然，中华民族精神和传统文化，是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象征，也是人类历史文明成果的结晶。然而，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没有孕育出类似现代西方的制度文明，儒家传统文化为什么会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出现新的热捧，这不能不令人深思。那么，提升现代哲学辩证思维的能力，吸收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剔除其糟粕;同时西学东渐，中西融合，学习西方先进的意识形态等，都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随着当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出现了诸多新问题新矛盾。究其根由，关键在于理论、思想、观念问题，以致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出现一些错误导向。比如，由于长期受粗放型、外延型经济增长理论的影响，导致经济增长方式的决策错误，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实施以资源为主的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高增长方式。又如，由于一些人理想信念淡化，机会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思想滋生蔓延，因人生观、价值观扭曲而导致道德伦理失范和消极腐败现象严重。所以，必须“从倡俭治奢”入手，完善法规制度，杜绝奢侈浪费现象。[6]
因此，解决诸如此类问题，应当重视韦伯所言，必须遵循“行为的理性”和“科学的理性”。从根本上而言，探究科学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伦理，应当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大力弘扬与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可贵的民族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聚合社会正能量，激发人民的创造精神、创造热情和创造活力。
第二，着力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体系。
韦伯强调，“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也就是说新教伦理导致了西方世界文化的“合理化”，进而催生了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推动”。
毋容置疑，韦伯所推崇的资本主义精神与新教伦理自然契合，并与实际相联系所产生的行动定力，对资本主义发展起到伦理价值体系的强力支撑。他对资本主义精神的诠释，为建构当代中国新的伦理价值体系提供了参考。但应当看到，由于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其固有的局限以及赖以形成的历史条件，决定了它根本不适合中国国情。所以，当今只有顺应时代发展，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才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需要。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体现的新时代精神，反映了国家的本质规定和当代中国伦理的根本要求，为每个公民提供了基本的道德伦理规范和行为准则。将制度伦理转化为内在伦理，要求每个公民不断提升思想道德境界，妥善处理个人与社会、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自觉地确立理性求利和理性消费的观念，培育和塑造自立、自强、自尊、自律精神。当涉及国家主权和国家核心利益的重大问题，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还必须挺身而出担当所承载的社会责任，坚定地维护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最高利益。
在构筑承载民族精神公共平台的同时，还必须从世界潮流的视域出发，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应对全人类的公共责任。应当看到，面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价值观较量的新态势和新挑战，凝聚和建构当代中国伦理价值体系，是现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不可否认，只有当中华民族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内化为全体公民的共同认知，并且外化为国际符号被国际社会普遍认同，才能促使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得以提升，从而形成巨大的精神力量。
第三，注重培育具有“天职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
韦伯所阐述的新教伦理是以“天职”观念作为桥梁的，通过伦理道德和经济活动有机结合，依靠资本主义精神的理性推动，哺育了具有“天职精神”即为职业献身精神的劳动者和管理者，从而形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国家得以迅猛发展的巨大动力。
在论述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过程中，韦伯特别强调了人的教育和改造问题，即人的理性化对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先决作用。他认为，经济的发展取决于人的发展。韦伯这一经济伦理观告示我们，必须重视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正确的职业道德观，树立崇高的爱岗敬业精神;否则，经济的发展是难以想象的。因此，应当进一步加大政府投入与补贴，有效整合各类教育资源，大力发展教育。同时积极构建公共教育平台和学习型组织，鼓励社会力量办教育，拓展多元化办学渠道，确保义务教育和职业道德素质教育全覆盖。唯有如此，才能全面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和能力素质，培育一批又一批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与智力支撑。
从组织管理的研究角度，韦伯明确指出，“只有理性和法律的权力（合法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的基础”。他认为，现代的行政组织存在着一种正式的管辖范围的原则，这种管辖范围一般是由法律或行政规定来确定的。要以理性的、正式规定的制度规范为权力中心实施管理，也就是说具有明确的职权领域和执行等级系列，避免滥用职权和权力行使的多样性，依靠科学合理的理性权力实行管理。因此，只要建构制度伦理，完善规章制度，健全组织协调约束机制，按照人的才干来选拔高素质的管理者，并按照法定的程序规定来履行职责和行使相应权力，就能保证经营管理的连续性和合理性，进而保证组织的健康发展。
无疑，在市场经济的运行中，必须通过建立严格的法律制度，强化以人为本的价值观管理以及全方位的科学把控，同时采取经济和法律的手段，双管齐下，不断创新市场制度，对市场经济行为进行必要的约束、引导和伦理规范，确保市场经济能够持续高效运转。因而，当下必须破除体制机制的弊端，厘清利益固化的症结，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破除体制机制的弊端，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