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现代性虽有厚重的哲学意味，但同时也具有非常鲜明的社会学内涵，充分反映了不同阶段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时代特征，体现出社会学特有的理论与实践色彩。现代性与社会学关系密切，本文立足社会理论发展史上的三重视角对现代性进行分类诠释，包含了理性的现代性、类型化的现代性及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等学术概念和实践内涵。在理论反思层面，从韦伯、吉登斯、福柯等社会理论家的思想脉络切入，梳理并呈现了社会学视角下现代性的理性变迁历程，并探讨了现代性自身的危机和悖论。
关键词现代性社会学反思性韦伯福柯
追溯现代性话语的研究谱系，依靠哲学式演进思路进行梳理解读的研究成果占主流，体现出浓厚的抽象化学科特征，与嵌入现代性研究图景中的社会学视角形成鲜明对照，前者明显缺少社会学持久关注的以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为核心的主题内容。二者比较，社会学更能契合“深描”现代性和社会之间互动关系的需要。社会学重点关注现代社会的一个核心问题――如何理解现代性，即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展示现代性的发展脉络与结构特征，这和许多学科对现代性的阐释有了截然不同的论调。因此，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重新反思现代性具有重要意义。通过社会学独特的学科优势和研究特色，有利于厘清现代性的内涵。同时，社会学的学科视域涵盖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断裂”现象及其有待阐释的相关时代议题。
一、融入现代性：思考背景和蕴涵价值
多维多变的时空观创造了一个“新面孔”――现代性，其作为现代社会的思想代言者，在宏观叙事结构层面重新审视现代社会的时代特征，回应了社会结构变动的走向。因此，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需要跨越“断裂性鸿沟”。这种鸿沟不仅形塑了每段社会变迁的时空边界，也引发了日常生活中社会个体的适应性问题。进一步来看，“断裂性鸿沟”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转变，更是社会结构层面的调整，着重体现在文化观念协调、代际关系处理、经济社会地位调整等方面发生的变化，对日常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关于现代性出现后的复杂性，吉登斯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人们对现代性的理解仍然极为肤浅。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迈进一个所谓的后现代时期，而是正在进入这样一个阶段，在其中现代性的后果比从前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加强烈化更加普遍化了”。①
现代社会面临一系列挑战，从宏观社会结构到微观个人日常世界，由于原有社会发展“轨道”出现了变动调整，社会思想认识容易陷入失序状态，这些历史事实逐步投射到社会结构中产生连带影响。随着社会结构形式和内容发生大量变化，直接导致现实生活世界呈现出碎片化的可能，使得社会个体对自身所处时代的变迁无法理解，也想象不到社会发展远景的清晰全貌，更无法指出这对理性产生的深远影响。因而，现代社会的整体架构需要引入新的话语来诠释当下的时代特征及其价值，通过这种方式把现代性全景和个人生活经历整合为一体，有助于厘清时代论题背后的现代社会本质。可想而知，每个转型断裂时代都需要相应的一个评判尺度，以概括当下世界的内外状态，如果不具备相应尺度，会导致现代社会的理性可靠性被质疑。所以，期盼出现更为坚实的理性知识观，清晰地阐述现代社会的思想轮廓和实践经验。
提出现代性的意义，重点在为多变社会转型状态下现代性匹配好相应的社会图景，并与以往曾发生“断裂”的动力机制区别开来。最为重要的是，现代性在现代社会结构中有三个支撑点：一是现代社会已形成了变动不定的时空观。在现代社会日常生活互动格局中，互联网、通讯设施及交通设施等大幅改进和持续创新为认知现代性提供了充分注脚和现实例证；二是全球化演变成为现代性的“民间版本”。全球化目的不是消解异质性，相反保留了特质，消除了地域界限，并为现代性完成推进社会转型和变迁的历史任务不断进行实践层面的努力。围绕全球化的推进力度和发展趋势，仅依靠反思性的个体化力量无法准确把握，需要差异化的社会个体/共同体同步互动交流达成共识，并借此厘清历史变革背后的真实社会秩序；三是当“异化”成为一种常态，技术制度化成为主流话语，现代性时代主题也由此得到进一步确立。当下社会状态已把暗藏的结局逐步展现于人类历史整个视域内，技术与人的同一性为反思该现象作了更为简洁有效的回答。
现代性立足于现代社会的制度化和结构化演进路径，其特征正不断走向明晰化、透明化、具体化。正是由于现代性源自现实的现代社会，要贯彻反思性就得深入到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的每段实际发生过程，感受来自现代社会一系列实践中的反思。所以，现代性的真正价值在于重建现代社会所带来的思想历程变化。在实际重建过程中蕴涵着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性反思主题，现代性内容在反思作用下通过自我解构的方式呈现于人前，并在现代社会的真实场景里得到见证。现代性产生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体的反思能力，现代性和反思主体总是徘徊于传统与现代社会互动的边缘，双方通过概念、特征的再理解、再解释，互换观念加深认识。当反思主体进入现代性世界后，如果没有深入观察社会变迁、社会转型等带来的冲击和后续效应，必将自我迷思和茫然。当然，现代性也需要以反思主体作为互动载体，充分展示现代性在不同类型社会的存在形式、实践状态和个体影响。
由此，现代性通过对现代社会进行全方位 “扫描”，影响现代社会的理性行动者――现实世界生活中有自我行动能力和认知意识的个体。与此同时，理性化的现代性又引导着现实生活中的社会个体，完成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结构的生成和秩序塑造，从容地把现代性知识镶嵌到社会的理性视角中。进一步来看，要深入理解现代性带来的现代社会结构化变革，并对其所处的变迁/转型时代进行理论判断，依靠新的社会理论反思和解构方式重建及解读现实生活世界的社会结构特征，同时提出新的概念框架建构和巩固现代社会的观念根基和运转逻辑，消解那些在理论层面上原本无法应对的现代性多重困境，远离现代性“认识误区”和“理论陷阱”。
二、现代性的概念化梳理
现代性可以理解成对各种理论进行批判、反思、解构及再建构的变化过程，历史进程中的社会理论家和社会学家主动承担了这一重任。他们各自认同的概念范畴差异很大，相互之间时有观点争执抑或态度冲突，但这也为厘清现代性提供了进一步对话交流的场域。现代性的概念解释虽纷繁复杂，但通过比较分析其不同关注点，可以归纳出一系列典型特征。
解读现代性可基于社会学研究的三重视角展开，分别为理性的现代性、类型化的现代性及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就理性的现代性来说，在观察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社会个体更多的是以理性为中心逐一探讨、对话以及梳理影响现代社会形成的“前因后果”，并在对理性的反思与批判中确定其范畴变化，同时注重体现理性对整个社会结构整合与离散的形塑逻辑；着力体现时空发展阶段、社会形态特征、社会反思性等研究主题，关注这些领域十分契合类型化的现代性对象指向要求，它试图在社会整体与社会行动个体之间寻求理论思考和观点互动的张力；解构和批判的现代性则重在与现代社会、现代文化等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走向紧密结合起来，社会个体以一种反思、批判的态度对待现实社会乃至处理二者之间认同或背离的关系状态。就此来说，无论现代性在理论和实践中涉及到哪一类具体的对应领域，都能挖掘出它与时代精神变化、社会发展变迁历程之间互动融合的“亲密程度”。
第一，理性的现代性。以现代性产生的历史背景作为研究的主线，与之相关的如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理性启蒙时期，到工业社会开辟新天地，这些都为其诞生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孕育土壤。特别是，理性占据着相对拥有丰富内涵的现代性内容，甚至横跨从古典社会理论到现代社会理论中有关现代性的诸多论述，“理性”这一中心概念凝聚着涂尔干、齐美尔、韦伯、马尔库塞、哈贝马斯等学者对现代性所持的学术立场和社会情怀。[英]尼格尔・多德：《社会理论与现代性》，陶传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理性化的现代性，在社会学理论指引下，凝结成“思”的状态，言说着正处在社会转型时代理论扩展和社会发展实践的空间。
回顾现代性在传统社会/古典社会理论时期或向下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前移几步，不乏理性主义者的身影晃动，包括齐美尔、韦伯、哈贝马斯等人。相对哈贝马斯而言，齐美尔和韦伯更像是理性的现代性拥护者中坚守传统主义的一员，他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存在着更多交集，如理性化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核心特征，都极为重视工具理性与现代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理性增长带来的双重后果，尤其关注经济因素在推动现代社会发展进程中的角色塑造，这可以从齐美尔对“货币哲学”孜孜不倦的探索，韦伯对宗教、伦理及经济活动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中探知清楚。而哈贝马斯将齐美尔和韦伯的理性主义思想向前再推进了一步，强调理性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突出理性运转逻辑的双重性特征：工具性和沟通性，治愈“现代性的病理”，顺利走出现代性的历史循环困境。
在涉及到类型化的现代性相关内容的社会学家们眼中，现代性本身带有鲜明的现代社会时代特征。如吉登斯谈及晚期现代性，指明现代性与技术、制度等消融在一起，意味着与工业化的凭证或代言人纠缠于现代社会图景中。现代文明的特征多样性更多体现了现代性的存在意义，工业化世界在不断从片段输入到整体的过程中证明了现代性的象征符号内涵。再看鲍曼重视的流动的现代性，看到现代性本身在动荡中成长，多维多变的特征预示着其性质的不确定性，通过对现代性自身性质界定其定义，发现了全新的维度和视角――动态化的现代性。与前两者相比，贝克则开辟了截然不同的另一条现代性思考道路――自反性现代性。在贝克的理论构建历程中，自反性现代性是第二次现代性，是对第一次现代性的积极质疑和有效回应，他着重阐释的自反性带有双重特征：自我消解和反思。其中，自我消解的自反性是站在与现代性相对立的位置上，形成“自我对抗”、“自我抗拒”，导致部分冲突性的社会后果出现；反思的自反性与自我消解的自反性区别明显，而自反性的反思特征实质上是现代哲学对现代性所依附的哲学思想传统的适度批判和理论建构。
三、现代性与社会学同行
现代性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除了在社会学的学科范围内成为一类流行的讨论主题，也有逐渐转变为一个属于通用范畴基本分析单元的趋势，还在哲学、人类学、文学等领域内多姿多彩地演绎变化着。一般来说，社会学对现代性的阐释是把其还原到现代社会的真实语境下去重新解读的结果，并对其多维的元成分内容进行再组合建构出来。
不少社会学家认可现代性成为现代社会的驱动力，并指出社会学崛起对现代性后果的意义。社会学研究背景其实就是现代性，社会学从古典阶段向现代阶段转移的内在驱动力实质是对现代性不断寻求在社会层面予以解读的结果。某种程度上，社会学作为关注现代社会制度性转变过程的学科，其产生与现代性的衍生规律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社会学是现代性的伴生物。同时，社会学属于一类分支领域庞大且复杂的学科体系，从学科演进史看，其经典理论视角全面、观点多元，兼具宏观、微观分析角度。因此，外界很难用一套完全相同的方法重复多次地论证社会学的存在性和价值性，而且，面对社会学“浩如烟海”般理论体系分布，任何尝试简化社会学的意图都是不切实际和难以实施的。然而，通过梳理社会学学科体系中的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及后现代社会理论相关内容，从中挖掘出以现代性为主题的分析要点和显著特征，并相应抽离出一系列参照概念解读现代性：“第一个概念涉及到对现代性作出制度性诊断，第二个概念与社会学分析的基本焦点‘社会’有关，第三个则是社会学知识和这种知识所涉及的现代性特征之间的联结点”。[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第9页。
上述从社会学学科视角引出了现代性三个概念，实际上是基于现代社会的制度维度，现代社会结构中以社会为核心主题的角度以及现代社会知识观三个方面，严格界定了二者交集范畴，明晰了社会学和现代性的真实关联程度及互动方向，因此，现代性也成为理解社会学“社会”内涵起源地的重要一环，这是以追述“社会”为线索，呈现两者正在同行的完整过程。但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与社会学的“携手同行”充分反映出现代性的历史命运和社会学的时代变局，因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的“最强音符”，支持和推动着现代社会的种种变迁和转型。现代性多变和不稳定特征也颠覆了经典社会学理论结构，创造并诠释与现代性相容的成长空间，顶着社会学符号的现代性坐标也会随之发生转变，它以往展示人前的“整体面貌”正在闪烁不定，失落、缺失并不是现代性理性化的后果，但之后到底是什么尚无法完全确定。
通过现代社会的结构特征和整体状态可以重构现代性的结构领域，同时促使其自身不断反思社会学知识以及对现代性起作用的行动范式。现代性有时无法用一种明确而准确的说法来描述或定义，这种状态等同于现代性所承担角色不断转变的过程。吉登斯曾经恰如其分地指出这一点：“社会学起源于现代性（modernity）的来临――即起源于传统社会的分解和现代社会的巩固与发展过程中”。[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6页。在吉登斯理论话语的诠释下，对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认知不断获得强化。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为现代性增添了“孕育”其产生的时空背景和来自社会变迁、转型的经验事实支撑，而从古典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理论到后现代社会理论的观念演进变化，则为现代性的思想内容提供了不可复制的多元化观点。因此，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双重视角聚焦，摆脱了以往社会学各种视域传统限制，把现代性最为真实的一面呈现于现代社会空间内，有助于全面理解现代性的内涵、特性、指向及局限。所以说，现代性和社会学特征的密切程度用二者同行来表达恰如其分，社会学思想的巨大影响力在追问现代性定义中一步一步走向真实的“自我”。
同时，现代性成为社会学及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关注的焦点，整个社会理论体系、分析概念和实践路径都频繁地与现代性进行直接或间接互动，以此来建设甚至“规训”现代性理论内容和行动策略。而且，社会学与现代性的关系建构产生了双重效应：其一，塑造了社会学视域中的现代性，把社会学想象力加入到现代性日常活动中，可以说现代性的社会学色彩浓郁，其社会学思维、行为特征明显；其二，现代性“改造”了社会学所能覆盖的对象空间，传统“残留”的社会学功能作用领域正在被扩大，即现代性重塑社会学的可及性日趋明显。因此，现代性与社会学在现代社会结构中的对接结果，为其赢得了社会信任和各方支持。
吉登斯有关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性与社会学相互纠缠的特性，明确指出了二者同行在社会学语境下的解读和被解读的现状，现代性进一步成为反思对象，尝试用一种学科思维的方式，即依靠带有社会学学科特征的分析立场阐释问题和提供解决方案。现代性命运变化更趋复杂，而现代社会变迁带来了社会学思考立场的转换。可以说，现代性已深深嵌入到社会学的学科知识生长和理论逻辑演进的历程中。
基于上述分析，社会学和现代性具有内在的关联发展逻辑，无论抽象价值还是社会事实都会体现在被社会学日常关注的主题之中。同时，社会学与现代性正处于互构共生的状态之中，社会学的诞生被现代性的内在特征打上了牢牢的时代印记，而现代性也紧接着嵌入到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
四、现代性理论反思与再实践
由于现代性与社会学的“纠缠互构”特性，社会学的理论源起及其发展同时涌现出现代性的几个阶段性特征：第一个阶段是古典时期的现代性，韦伯提出“理性化”概念为其确定了发展方向；第二个阶段是现代时期的现代性，“现代化”作为主题取代了他题，成为不同学科领域学人共同探讨的题目；第三个阶段是当代时期的现代性，吉登斯批判和再反思现代性，打破了现代性的内在结构和原有秩序，现代性产生了断裂。由现代社会向全球社会发生转型的时期就是现代性的再分裂时期，即进入全球化的现代性发展阶段。与此同时，对现代性重新认识过程即是对生活中的自我进行反省的过程，也是对现代性结构和机理再梳理更新的过程。 与古典社会学时期其他著名社会学家相比，韦伯对现代社会的看法极为悲观。他认为，社会发展进步和物质丰富改善都离不开“扼杀”社会个体的活力和能动性，同时伴随着科层制不断扩展膨胀，导致现代社会的发展存在着令人疑惑不解的地方。更出乎人意料的是，任何社会个体都无法预判到现代性的未来走向，令人担忧它会不会“反噬”现代社会，现代性没有完全示人的另外一面值得高度关注。就此来说，经典社会学理论有其局限性，而这些局限性对现代性展开的诠释，却为人们展示了现代性的其他面向。“社会学自身的基础是建立在现代性内涵之中的。因此，关于现代性特征的描述和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的产生与发展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背景下，伴随着对社会学知识特征与地位的哲学与方法论之上的争议，现代性问题自然也成了社会学话语中的中心议题”。文军：《现代性、全球化与社会学理论的演变》（代译序），载于[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文军、赵勇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5页。
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学家们对现代性内涵做了自我界定：理性化（韦伯）、反思性（吉登斯）、启蒙理性/权力关系（福柯）等。要从社会学角度阐释现代性，韦伯必然是一个首先要直面的人物。韦伯认为，站在客观立场，现代文化依靠思想“祛魅”过程加上理性化的扩张，为现代性的出现提供了解释框架，由于有自身的理性分析逻辑和价值目标，对非理性化工程做出反思性理解，现代社会成长的基础在于理性化追求，理性化类型的行动推进了现代社会的发展速度，韦伯论题也就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驱动力。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祛魅”的过程是把思想符号化，构建理想类型的象征，同时也会造成精神的“铁笼”，导致思想、文化、价值等不断地被剥离和排除。
在吉登斯视野中，现代与传统结合紧密，反思性能够在理性基础之上界定现代性的特征，也构成了断裂时代的行动因素。传统社会局限为研究过去领域的思想，反思理性的不确定性特征构建了思想知识世界，在这种环境中对必然性知识的质疑进行回应。社会世界并不会因为经过知识的反思就会立即实现现代社会深刻内涵的理性化，由于不确定性价值观不停地变化，知识在反思中得到强化输入和再生产。现代性和反思性就被吉登斯较好地联系在一起，并借此重新渲染了现代性的理性色彩。
比较而言，福柯拥有更为强烈的理论批判特质，深刻把握现代性极端化的外在形式，不断地质疑现代性分析框架中的制度和技术等固有因素。他一再提及知识再生产和知识产生权力的理性判断，并指出放弃个人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心化主体的地位，围绕疯癫、身体、性、权力等颠覆性的解读，批判以往的术语，摒弃传统历史的轮廓。他通过描述启蒙理性在历史分析中凸显的作用，慢慢弱化规范意识，引导他人进入他的自我世界，尤其在强调启蒙方面就是为了批判的目标指向。
对比三位社会学家的思想，可以发现存在一条基本概念分界线。韦伯不仅建构了社会学理论的基本内容，还把相应的理论贯彻到社会实践中。吉登斯、福柯与韦伯所处的时代差异很大，社会背景差异导致他们的思想成长轨迹会有较为明显区别。前两者更多地关注国家状态和全球社会，并将其作为自身的天然使命，后者关注社会个体同时也把目光投向国家和社会，但这种目光来源是有时代印痕的，可以此作为比较重点，这也是入手分析现代性在社会学这门学科中的存在意义。吉登斯等人或多或少地都强调过这两个概念，它们并不是完全孤立的，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其实可以在社会宏观叙事的历史结构中去寻找，两者属于同一种历史状态，但能否延续或何时进入社会理论家的视野，需要我们加以认真探讨。社会学历史上的三位思想大家为后现代性的诞生铺垫了社会建构与知识再生产的工作，后现代性不是为了取代现代性而出现的，但二者由于自身所特有的时代背景早已为今日的争议埋下了伏笔。总之，社会学语境下两者的意义就是要指出社会需要它们的历史价值何在，无论是社会学的古典阶段还是现代、后现代阶段，现代性的定义都表现出一股强烈的时代气息。
综合来看，从韦伯、吉登斯再到福柯的现代性思考中既有令人收获感十足的内容，也有使人疑窦丛生的地方。首先，应关注三大著名社会学家/社会理论家对“理性”的自我诠释已然成为勾勒和呈现现代性思想轮廓的最初出发点，这些触及到“理性”的理解实质上是一种“求同存异”式的解读，虽然彼此之间存有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使用略带差异的话语进行表述，但透过“理性”概念的历史变化痕迹，还是可以相应发现现代性各种观点的修正过程及其与现代社会结合的松紧程度。如果截取一段由韦伯出发到福柯为止的理性演绎过程及其回应现代性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到在社会理论不同时期这些社会学家对现代性议题所坚持的“真知灼见”。围绕现代性主题，理性在韦伯、吉登斯、福柯眼中分别被认为是“理性化”、“反思性”、“权力关系”的代名词，这些不同的概念事实上都成为了学者们解读和认知现代社会发展和存在的核心特征。其次，韦伯、吉登斯、福柯看到的“理性”状态是一个动态的、不断获得新的知识积累的“理性”积淀的结果。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主轴和影响因素调整变化，围绕在现代性周边的有关观点层出不穷，恰如“理性化”、“反思性”、“权力关系”等概念的出现，表明可能存在着一种近似的、相对清晰的现代性衍生变化动向。这一组概念展现了背后的演变逻辑：赋有理性的、能动的社会个体被某种力量“裹挟”进现代性与现代社会互构的历史进程中，他们无论挣扎与否都不可能改变现有的知识-权力、理性-惯习等能产生重要吸附力的社会结构关系，一定程度上，几者之间的冲突融合反而为现代社会的“进化”提供了发展动力。在这个过程中，一直伴随着社会个体的主体性与社会整体取向之间的消减与增长博弈关系变化。最后，人类社会的种种发展轨迹显示，总有一种试图通过现代性的理性核心特征影响现代社会走向和结局的潜在力量，但是也总会遇到现代文明中“非理性”的一面，二者形成了一种互相掣肘关系，由此来看，现代社会的发展努力似乎有些力不从心。针对这些方面如何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结局尚令人存疑，也为现代性危机潜在爆发留下了隐患，这不仅是现代性的命运，也是现代文明的命运。
五、结语：现代性危机及其回应
现代性危机实为潜藏着的现代社会矛盾或现代性悖论。因为现代性是一类结构化的社会整体单元，对其理解必须经过社会行动主体――个体化的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化过程，这也是现代性自我“救赎”和反思的过程。现代性悖论是现代社会发展逻辑中已有内在矛盾冲突升级后的具体表现，这一有待解决的悖论成为现代性的日常思考主题：应对现代性思潮的元成分进行前期描述和深化解释，推演现代性后果在现实社会生活中所能产生的反响和实践效应，孕育和生产出新的社会学范式，扮演好一种方法论角色，有利于摆脱和解决社会发展中的困境与“沉疴”，较好地回应现代性危机所带来的挑战及潜藏的问题。
苏国勋曾明确指出现代性危机的软肋之处：“韦伯在上世纪与本世纪之交以其睿智和洞见深刻揭示了现代人的这种尴尬处境，他一方面深刻批判现代文明的反文化、反人道特征，另一方面又强调作为现代人的命运，现代文明注定是不可避免的――这就是现代性的悖论”。苏国勋：《“韦伯热”及其三种形态――苏国勋研究员访谈录》，《中华读书报》1998年4月15日。据此对现代社会发展实际展开反思，一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不是类似以丰裕社会为目标的发展，不少时候夹杂着各种表象，如经济数量规模化、经济质量结构优化、社会物质生活丰富改善等与现代性成长相对应的现实结果；而另一方面现代性亦会导致社会个体被赋予难以摆脱的“理性计算”、“行为工具化”等社会现象症结关联性表现，围绕市场与社会关系处理，经济需求与人的精神追求关系协调，合理解决社会问题、矛盾、冲突等而提出的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行动策略和推进政策，现代社会与社会个体就在这种对立互动所形成的张力过程中逐渐向前“演进”，现代性也从中获得了冲破理论和实践局限的最大可能性。
社会学视野中现代性产生的驱动力正好来自于现代性悖论。在现代社会整个塑造过程中，理性的种种冲突与“挣扎”充满着这一社会变迁转型的前后阶段，它甚至可以看成是一条“规训”现代性变化历程的主线。同时，在这一悖论话语体系中，理性视域下的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共同构成了其指向内核和阐述形式。整体上看，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既相互依存又存在着一定“碰撞”空间的二元张力，两者经过不断调适、消解及融合，为现代性发生“争议”和存在危机时提供合理解读。导致现代性危机的原因本质上来自上述二元张力的影响，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恰好演绎着相应的角色：它存在于社会科学多个分支领域中，通过理论对话、实践总结、观点分享、解读诠释，甚至具体到解构现代性在现实生活中推进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的程度和方向，以尽量避免出现现代性危机不断被“发酵”、升级、扩大的趋势变化。另外，作为社会个体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直接“拒绝”或者单方面改变现代性危机的到来，对现代性危机的刻画在时代差异和思想碰撞中逐渐深化，社会行动个体需要主动地置身于这类危机中，不断感受并揭示出内在悖论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但令人吊诡的是，做出任何选择都有可能造成对现代性阐释的简单化、片面化甚至是极端化，因为现代性悖论的动态特征早已造成危机中所有的社会结构呈现出转移状态，从“观点争执”阶段进入另一个极端状态，却不知未来走向如何。这样看来，现代性研究社会变迁、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诸种现象，应以思想批判和实践印证为基本的逻辑基础，对现代性的理解要去中心化、去主体性，加强社会层面的自我反思和理性塑造，这不失为突破现代性危机的一种可选方案。
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学危机也存在着某种内在联系，对现代性危机的本质反思体现在“现代性自身所具有的潜在危机也演变成了社会学理论研究的潜在危机。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随着现代性与现代社会危机的日益显露和严重化，社会学理论研究面临的困境与挑战也越来越大，正如现代性的危机只能用超越现代性的方式来解决一样，滞留在现代化研究范式之上的社会学理论研究也只能用超越现代化研究范式的方式来予以解决”。文军：《逻辑起点与核心主题：现代性议题与社会学理论的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这一论断框定了现代性危机的思考边界，它需要社会学理论的“自我突破”和“实践创新”，依靠社会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其提供理论和实践维度的“滋养”，最后，在现代性视野中，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等学术话语的凝练为化解危机拓展出更多的理论融入社会实践的机会和空间。
综合来看，现代性的未来结果归根结底是走向消失还是融合抑或其他的趋势选择？由于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规律使然，现代社会发展有其相对固定的节奏和方向，毫无疑问，现代性思想脉络肯定会为自身寻找到“栖身之地”。对于现代性亟待阐释的核心要旨，关键在于慎重地、理性地处理好现代性断裂后对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过程的再梳理和再反思。事实上，关于现代性前景的答案总会在不断争论中得到多方澄清和相互印证，既可能是原有状态自我复制的同一体，也可能是戴着面具的他者，现代性是否已转变成后现代性状态？目前看来，这还是一个悖论。面对这些疑问和挑战，对现代性危机破题还可以尝试现代社会转型时期在社会化个体与社会共同体之间建立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互动类型，并保持二者的动态平衡和协调同步。一方面现代社会的个体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同时个体化也是一种最明显的社会关系变迁，王春光：《个体化背景下社会建设的可能性问题研究》，《人文杂志》2013年第11期。不同社会群体有着不同利益取向，社会个体间跨越需求差异才能获得共识，不可忽视的是，要实现这些个体的良性互动已成为一个超出原有社会变迁目标预计的步骤，因此，如何与社会共同体形成互构状态这一结果其实并不具有确定性，大多时候处于游离的关系状态；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变迁和发展转型离不开社会共同体的效应发挥，因为社会共同体不仅承担着连接个体与社会关系的纽带角色，也打破了社会宏观与微观层次相对分离的存在状态，更起到整合社会建设、社会治理等政策思维和发展思路嵌入现代社会发展实践的作用。现在看来，现代性的走向更像是一个对现代社会结构不断自我阐释和持续再生产的过程。由此，可以说任何时代的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都需要置于现代性情境中予以定位和反思，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社会及其个体独自有能力完成对其走向的理性预判和现实引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