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人类社会发展在经历工业化大发展和物质生活大繁荣的同时，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矿产资源过度开发等一系列的挑战。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发展的中期阶段，各地经济建设强烈要求区域经济发展转型升级。面临漫天雾霆和资源环境等多重约束因素，国家提出了在科学发展观引领下建设环境友好型与资源节约型的和谐社会发展目标，要求人们必须逐渐养成在可持续发展思想指导下适度消费的生活方式。因而，对墨子节用思想的深度发掘与有效传承，就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又节用思想是墨子经济思想中治理国家贫困的基本主张，庄子与荀子对此都有认同与褒扬。司马谈说:要日强本节用，则人给家足之道也。此墨子之所长，虽百家弗能废也(《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艺文志》讲，墨家贵俭及蔽者为之，见俭之利，因以非礼，推兼爱之意，而不知别亲疏。节用思想是墨子经济思想的理论起点，在中华传统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本文拟在前贤研究的基础上对其节用思想重新评估与转化，力求用现代诠释学考虑其价值诉求，以便对墨子节用思想进行深度发掘与有效传承。
一、研究概况
首先，学界前贤对墨子节用思想的研究成果与权威阐释有颇多论点，以《十家论墨》为例。第一类是梁启超《墨子学案》(1921)第三章墨子之实利主义及其经济学说，用经济学原字economy训话节用以统摄节葬和非乐，认为墨子经济学公例一讲消费，即以自苦为极、凡足以奉给民用则止公例二讲生产，即诸加费不加利于民者弗为、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也公例三讲劳力本位，即赖其力则生，不赖其力则不生公例四要分劳，即各从事其所能公例五得贵时，即以时生财，财不足则反之时公例六看人口，即欲民之众而恶其寡公例七讲分配，即有余力以相劳，有余财以相分，其实利主义范围太窄，而只顾积极的实利，无视消极的实利，强调义务生活，而缺乏趣味生活。第二类是王桐龄蠕墨之异同(1923)第八章结论认为墨家之经济学说是计较生利分利两者之多寡，经济观念以劳力为独一无二之生产要素，主张增加人口，讲求卫生，爱惜时日，经济政策多从积极方面着想。伍非百《墨子大义述》(1933)绪论说奢者多欲，不节其欲则费。费则天下有受其不足者，故节用生焉，用节葬反对厚葬,久服和非乐反对耳目纵乐、声色极好。方授楚《墨学源流》(1937)上卷第五章第四部分讲墨子之经济学说而立足物质生字胃，其方法在节用，而其目标则在利，把梁氏公例二至七归为生产方面，却把节葬,非乐和衣食住行等归为消费方面。第三类是郭沫若《奴隶制时代》(195力墨子节葬不非殉部分，指出节用主张反对物殉浪费而赞成自意识,道义感人殉;任继愈《墨子与墨家》(1956)第五章非乐、非命、节用、节葬《杜国库文集》论墨子指出节用和节葬，主张治国家贫穷，与非乐合为消极、时效的经济政策，原则是去无用之费严灵峰《墨子简编》(1968)第五部分墨子的思想体系及其功利主义归为本、末二类非命、非乐、节用、节葬是治末的理论系统，除非命外都为功利主义一环，而基本原则是节俭，以此讲解节用四法、节葬二术、非乐主张。詹剑锋《墨子的哲学与科学》(1981)第四章墨子的政治学说也有涉及，但他主要阐述兼爱，尚同思想的统贯作用与历史意义。第四类是蔡尚思讲兼爱、非命主义化的经济思想打破亲疏、贫富不平等的余力相劳、余财相分和主张《节用》、《节葬》、《非乐》、《非命》，认为其经济思想是加紧生产，节省消费，自动互助，归纳为生产、消费、分配三方面，指出为圣之道在三相、贫富不均是乱因、经济决定道德和早婚多生育。
其次，考察新著。一是《墨学研究》，第三编第二章墨子的经济思想阐述生产观.消费观和认识的价值规律。墨子节用思想论述集中在消费观，其补充体恤民众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氏度消耗资源与适度消费的可持续发展内容，并未展开它内蕴的价值诉求与外现的功能操作。二是《墨学与当代社会》，该书第八章节用节葬与当代消费观分三议题，即节用论、节葬论和俭节则昌，淫佚则亡。节用内涵理解与前述大体相同，古者圣王节用在住、穿、吃、行方面做表率，从衣、食、住、行以及蓄私等方面揭露，当今之主奢靡，其消费包括生产消费与生活消费。节葬论为其辩护没违背仁孝与圣王原则，儒墨论争要点针对厚葬久丧旧习，并从先秦前后类似说法、做法比较与现当代勤俭节约、铺张浪费现象分析，认为节制人的物质欲望以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特别重要和具有深远意义。此著不如前贤分析透彻、系统、有力度，仅在现代学科认知的细化处理与社会发展的特色要求方面作了拓展，停留在经典阐释与现代故事中，未构建合理有效的操作系统与规划长期可行的措施方案。另据清华同方数据库查询，迄今发现相关论文巧篇，除去4篇重复，基本观点与前述无异，仅在理论细节操作上略有不同，补强了其现当代作用意识与意义诉求。
早期前贤开创性系统阐述与近期论著专业性补充说明，多从墨子节用思想的经济观与政治主张来了解其实际作为与意义诉求。为了进一步澄清其思想要素与总体要求，弥补对原文解读的认知障碍和缺陷，深入解析前贤理论方案而检讨其内涵认识迷误，有必要对墨子节用思想重新发掘、探讨。
二、重新认知
上述要点:梁启超的实利主义立场和经济学公例，分解其公例为消费、生产、劳力、分工、贵时、人口、分配，肯定节用思想对节葬和非乐思想的统摄，判析其消极、狭窄、不懂趣味。观点鲜明重实利，原则具体却标准不一，关系复杂却内涵局限。王桐龄等从经济学与节用论讲解其内涵与意义，认为其宗旨是节欲，方法是节用，目标是生利与分利，要素是劳力，立足物质生活考察其生产与消费内容。与梁氏不同之处在于用物质生活划拨生产与消费内涵，突出劳力要素作用和政策规划效力。郭沫若等人从政治哲学看，节用理念下节葬的人殉观违背人道做法非命放进节用、节葬、非乐系列思想重构，确立其原则标准、基本主张、方法方式、逻辑顺序和精神旨趣，在政治作为中肯定为消极、时效、功利的经济政策。主要从国家政治意旨而非经济诉求来阐释，部分涉及了认知局限与经济判断。蔡尚思在兼爱、非命的人文理念下彰显其经济思想，基本观点是生产与消费协调发展而增加合理分配内涵，确定节用、节葬、非乐、非命逻辑认知顺序。经济分析未超出梁氏划定的认知范围与内容，增补方授楚二分法成生产、消费、分配三方面，认知限于墨子政治主张与现代人文理念中，在文献整理与观念对接上做了系统工作。这可概括为二:一是梁启超引领的经济学观念的内涵分析与意义评估，突出生产、消费、分配的有效作为与合理规划，无商业流通环节。其生产主要是农业生产而非传统手工业生产和现代工业生产，消费侧重贵族生活消费而非平民生活消费与大众生活消费，分配付诸圣王之道的格外开恩，而非社会契约的法律规范与政治制度的系统保障。二是任继愈等政治哲学的理论判断与实际分析，按非命、非乐、节用、节葬逻辑认知顺序，明借或暗用兼爱、尚同的最高理念原则统摄，希望破解国家贫困、社会动乱、领导奢靡、政府失策、民众受难的现实困境。其理论判断沿袭传统文化思想的本末观念，或借用西方哲学思想的人文理念，实际分析徘徊在原典经文整理或现代生活诉求中，主旨鲜明，论证充分，诉求合理，为后来研究提供了有效依据与发挥空间。这两种理解顾此失彼，无力、无法对接融洽为中国传统政治经济学，以致当今学人要么选择其经济消费理念而发挥其适度原则的有效应用，要么选择其政治节制理念而发挥其兼爱原则的合理拓展。
就新著讲，其理论重点仍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突出适度消费观念，把生产与分配排解在外，以区别对待生产与消费关系，直接疏远其政治主张，而局限在社会生活的物质欲望上，缩减其理论认知深度与精神追求广度以考量现实动向。虽专门研究墨学现代价值转化，并放在广阔的社会生活、学科视野与理论体系中，着重探讨其思想内涵、原则、价值及指导意义，但其基本视角、观点、论证、结论同前述。除可持续发展理念是新时代特色要求，其他不过扩增现代生活故事情节，重心是墨学的整体学术建构与实际学科应用而非某政治主张的全面阐发。他们摇曳在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的理论挣扎与矛盾困惑中，直接化解在经济消费观上对接现实生活经验教训，淡忘其政治诉求、前提和依据。对此需重新检讨其价值诉求，提出其价值转换的关节点在政治与经济的有效结合上，可赋名墨子政治经济学。其基本原理是政治主张决断经济事务，与西方政治经济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同，不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因而，对其重新认知需先回到政治前提国家贫，提出节用、节葬对治理念，展开到社会生活而制约其经济政策规划和具体事务。由此，不能像梁氏直接由经济学切入谈消费理念的社会影响，应像郭沫若等一样尊重原典从政治哲学入手，最好像蔡尚思以政治为前提阐述其经济思想。蔡氏对政治与经济的内涵诉求、互动关系讨论不多，这里作些努力与尝试。
三、价值转化
基于上述认知，墨子节用思想价值转化可能在政治与经济的有效结合上。韦政通认为，目前新经济形态逐渐成长时缺乏相应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传统中国社会经济思想、政策、形态与其价值观念相作用，以儒家经济观阐述其道德、政治问题的决定作用。墨子节用迁就匮乏的经济现实，不惜牺牲文化的上层建构，传统经济成就最少，问题最多，且障碍是政治上抱残守缺与社会方面墨守成规，应及早准备应付这场国际经济大战，练好自身内功。传统社会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制约经济思想、政策和形态，这与墨子政治经济学理念不谋而合，但其对墨子节用评述过于轻描淡写，且现在怎么办也没有更多说明。我们据最新观点说明墨子节用思想价值转化的可能途径与意义诉求，求证其政治主张的经济指导功能。
这些观点有:程有为试论墨子的社会和谐思想就其节用、节葬、非乐等主张，提出反对贵族奢侈浪费，节制社会消费陈延斌认为《墨子》的兼爱、非攻和节用思想启迪我们必须构建和谐世界以普世伦理的支撑宋赛花说节用、节葬是节用惜财、戒奢崇俭，节用有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梅良勇等认为节用经济观是墨子和谐世界思想的实践;程梅花分析其十论成立依据是治国者之志、治国之功与治国方略三者的内在联系，治国之功由治国方略决定，治国方略的是非优劣取决于其治国之功与治国之志的关系薛柏成有机对接墨家节与儒家的俭，让俭以养德的精英文化与兼爱、尚同的平民文化有效融合;安继民以非攻、非乐、节葬、节用为题解读非攻是伟大的和平诉求，非乐是反对贵族统治者的淫乐享受，节用是以人民利益为基点而积极生产发展，节葬是以变革社会习俗和腐败风尚为要旨而洞悉宗教哲学问题的关键。他们在解读方式与意义诉求上略有区别，尤其程梅花逻辑推证的政治思想联系与安继民哲学分析的人类文化议题，可证墨子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基础与文化内涵。其他如节制社会消费、普世伦理支撑、节约型社会建设、儒墨文化精神有机融合，也为墨子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实践、伦理支持、生活消费与文化建设提供了具体思路。再从论文摘要看，沈玉梅认为墨子节用思想的启迪要求我们在全社会形成节约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基础的共识，政府及其官员应当自觉成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主体，扬弃墨子节约观形成与当前国情相适应的新型节约观刘蕴莲指出毛泽东的勤俭节约、火葬、和平共处与墨子节用、节葬、非攻有一致诉求，为积极促进低碳经济和维持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一个把政府、官员当成节约型社会主体，塑造新生活观，助推小康社会建设;一个用政治领袖比对其一致性，增益人类可持续发展，二者都选择政治立场评述其社会生活价值，但区别在于前者是社会节约的经济权衡作政治实践的考虑标准，接近经济消费观来影响政治社会建设而有西化因素;后者是政治人物的思想观念成经济发展的指导力量，关注政治哲学观引导经济持续发展而含传统因子。这是中西政治文化互动、互融的双向选择路径。由此可知，墨子节用思想诉求有社会和谐、消费、伦理、建设、发展、管理、理想等方面的意义。
把上述要点和观点组合起来:一是严灵峰非命、非乐、节用、节葬的理论认知体系，属无神论、唯物主义、科学理性的政治观念，有实际指导经济生活功能。二是任继愈非乐、非命、节用、节葬的现实认知体系，抵制享乐主义、命定论和消费主义，不要文化情趣、高贵品质，却尊重社会劳动与爱惜民众财力，它符合墨子思想诉求而成节制社会消费的动力源泉。三是蔡尚思节用、节葬、非乐、非命的经济认知体系，突出经济学观念、社会消费理念与日常生活运作，适量生产与适度消费以综合权衡，为近现代研究者青睐而成就节约型社会事业。四是詹剑锋兼爱、尚同、节用、节葬的政治认知体系，有宗教信仰的博爱情怀、政治理想的统一诉求与社会生活的节俭要求，让大家团结、友爱、互助、合作、自律地过群体生活，为民众认可而成和谐社会建设的基础。五是安继民非攻、非乐、节葬、节用的理想认知体系，讲和平主义、群众利益高于一切等，希望政府决策充分考虑民众诉求。这五种认知并非提出者或使用者论证完成，更多体现了我们对墨子政治经济学的认识总结。内含政治前提为:理论指导是科学发展观而对其作科学理性分析，社会现实是适度消费观而对其作适当权衡把握，经济发展是节约经济观而保证其绿色环保、低碳建设，政治诉求是普世伦理观而指导其社会建设与幸福生活，理想追求是和平发展观而求信念坚守与命运庇护。这成为墨子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原则、社会现实措施、经济发展要求、政治普遍诉求和理想社会追求。
可见，有效转化墨子节用思想价值，应先证其政治经济学而作理论分析与实际说明。下面对这种理论构想作诠释推理。
四、诠释推理
伽达默尔认为理解首先总是对文本或作为行为、实践和社会规范的文本对话的可能有效性的历史境遇的理解，导论末尾指出实证主义科学方法客观性成果并不比它预设的前见更正确，都是知识系统发展的可能视角局限在历史变化和主观解释中。刘笑敢说以王弼《老子注》为文本性取向的外化代表，简称之顺向诠释的代表作，以郭象《庄子注》为自我表现性诠释取向的外化代表，简称之逆向诠释的代表作。伽氏倡导文本对话的历史境遇与经验理解的现实可能而保持开放性意义关注，刘氏重推证历史文本的经典创构与现实理解的规范操作而坚守传统性意义说明，一个尊重不定向的意义选择，一个强调定向的意义传承。我们认为，对墨子节用诠释，应先不定向诠释以证立其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观念体系，再定向诠释而巩固发展其价值成果落实在社会活动中成指导原则。
以节用为认知原点可推其关联性政治主张诉求兼爱的节用是大爱而博施众生福利，非攻的节用是和平而善待世界万物;尚贤的节用是贤明而高效运作政麻尚同的节用是统一而统摄天下势力;天志的节用是民意而充分听取言论明鬼的节用是认宗而借鉴祖宗教训;非命的节用是力行而发挥生命潜能非乐的节用是简朴而节制生活欲望;节用的节用是权衡而可持续发展节葬的节用是自然而任命运洗礼。这十论五组，第一组涉及世界众生的普遍爱护，第二组关系人类成员的组织运作，第三组意味前生今世的主体诉求，第四组表达个体能力的希望成就，第五组落实社会成果的共同分享，构成墨子政治经济学的普遍爱护、组织运作、主体诉求、希望成就与共同分享。
以梁氏七个公例推导其具体原则。一是消费原则，即严于律己、足用民生，针对官员消费提出要求，有助当前政府行为规范。二是生产原则，即利民作为、有效生产，是社会生产调控的合理把握与原则要求。三是劳动力原则，即充分肯定个体劳动潜能，个体能力培养与发展是劳动创造财富的基本依据。四是分工原则，即适当分工、合理使用、各尽所能，是对社会专业生产与职业生活的要求，有利于社会专业划分与生活职业规划。五是时限原则，即适时生产、因时制宜，按时间变化来安排社会生产，与据社会经济空间布局变化来决定生产需求不同。六是人口原则，即支持人口数量发展而未考虑人口质量提升，是传统多子多福观念的实际体现，与现代社会有矛盾冲突而需改进。七是分配原则，即同舟共济、互助互利，是社会群体共存与共同发展的保障，为当代继续坚持发扬。这些原则按当代重排序，则人口第一，为社会存在的合理基础，体现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劳动力第二，是社会发展的有效保障，体现唯才是举的政治要求;时限第三，综合考察社会生产必要条件，体现随机应变的政治智慧;生产第四，全面推广劳动创造成果，体现劳动致富的政治原则;分工第五，精心研究生产系统活力，体现合作互助的政治体系;分配第六，公正配置社会财富福利，体现有效调控的政治手段;消费第七，适当规范个人生活权益，体现合理需求的政治欲望。
显而易见，墨子政治经济学内涵有普遍爱护、组织运作、主体诉求、希望成就和共同分享理念，具体推证其人口原则的合理基础、劳动力原则的有效保障、时限原则的必要条件、生产原则的文明成果、分工原则的系统活力、分配原则的福利共享与消费原则的正当权益。政治理念诉求与经济事务要求有一定生活基础、文化传统、逻辑联系与实效范围，不能孤立、单纯、超越地抽象理解其思想内涵与意义诉求，要系统把握其整体政治原则与具体经济操作而对其价值正当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