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近代经济思想家把“师夷”与“变法”紧密联系，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从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我国近代关于“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内涵、主要特征和目标演进，可以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借鉴：“以开放倒逼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开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作用；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释放市场活力。
关 键 词 以开放倒逼改革 近代经济思想 倒逼式 建构式 并列式
作 者 赵玉蓉，上海社会科学院博士生。（上海 200041）
“以开放倒逼改革”可谓是中国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性创造。从建设经济特区、开发开放浦东新区、加入世贸组织到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经历了四次“以开放倒逼改革”式的发展。然而现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相关研究偏重于应用型研究，着眼于阐述和思考国际贸易、金融体系和跨国公司发展等开放型经济发展对改革的推动作用，缺少思想层面的研究与历史观照，且在关于改革与开放的经济思想研究中，鲜有“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专题性研究等。本文希望另辟蹊径，通过回顾中国近代有关“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深化演进，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提供经济思想的理论支撑与现实推进的借鉴。
近代经济思想中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
在近代经济思想中，残酷的现实使经济思想家们产生强烈危机感。不同于古代的内部式变法，近代经济思想家开始以开放的思维，把“师夷”与“变法”紧密联系，赋予改革新的内涵。从魏源的《海国图志》、洪仁的《资政新篇》、马建忠和薛福成的改革思想，到康有为的“大同”思想、严复的改革变法、谭嗣同的变法维新，再到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不仅蕴含着许多先进的有关对外开放和改革的思想，也初步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改革与开放的辩证关系。
只能寄希望于对外开放，通过引进西方技术提升国家军事力量，通过改革来保证政权的稳固。同样深刻认识封建旧习实质的还有严复，他指出封建势力之所以反对变法的原因是由于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国家承平既久，则无论为中为外，举凡一局一令，皆有缘法收利之家。曰法久弊丛，则其中之收利益愈益众，一朝而云国家欲变某法，则必有某与某者所收之利，与之偕亡。尔乃构造百端，出死力以与言变者为难矣。是故其法弥敝，则其变弥不可缓；而亦其变之弥不可缓，则其欲变弥难”[3]，“此变法之所以难，而维新之所以多流血也”[4]。
2.建构式：主张以开放引进西方制度体系，建构国内新的经济社会制度。这部分经济思想认为，通过编写纲领、计划以建构起全新的经济社会制度，融合了改革与开放相互促进的思想。洪仁在《资政新篇》中指出，英国由于“法善”而成为“最强之邦”，美国“礼义富足，以其为最”，太平天国必须“立法为准”、“教法兼行”，学习西方富强之国的“邦法”、“技艺”，“兴宝藏”、“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并提出各种社会经济改革主张。郑观应通过对日本的经验研究，主张学习欧洲的政治经济体制，他认为“考日本效法泰西，从本源上讲求，重教育，设公塾，立宪法，兴实学，士农工商均有专门之学，人才日出，技艺日精，上下相顾，情如一体”[5]。康有为认为，中国变法的目的是“再立堂构”，通过改制立法建立一个宪政制度，坚持主张“全变则强，小变则亡”，要对科技、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各方面进行变革。他在戊戌变法中提出了相当完整的改革纲领，包括“钞法”、“铁路”、“机器轮船”、“开矿”、“铸银”、“邮政”六项富国主张和“务农”、“劝工”、“惠商”、“恤穷”四项养民主张。谭嗣同则以更激进的方式主张“尽变西法”，“铁路、轮船、钱币、枪炮与夫务材、训农、通商、惠工诸大政，固无一步应规仿西法”[6]，他坚信，采用西方式政体中国贫穷衰弱局面即可根本改变，“一旦衔勒去，民权兴，得以从容谋议各遂其生”[7]。孙中山提出“废除专制，创造共和”的口号，并以《实业计划》一书，具体而完整地阐述了他关于修建大海港、修建铁路网、整修通航水道、修造公路网、建立农业基地、开采矿藏建设等宏伟计划。
3.并列式：以开放争取和平外部环境，以改革增强国家实力。这部分经济思想主要倾向于开放和改革同步并进，两者并驾齐驱服务于两种不同的目标，认为改革旨在增强国力，开放旨在维护与他国关系，争取和平外部环境。李鸿章的“变法自强”是洋务运动的旗号，认为使国家自强的唯一办法和途径就是“变法”，“外须和戎，内须变法”，对外“力保和局”，争取一个和平外部环境，赢得变法自强的时间；对内大办洋务，使中国早日进入世界强国之列。1871年他给丁日昌的信中说，“自强之策，当及早变法，勿令后人笑我拙耳”[8]。面对危机和困局，李鸿章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等措施，兴办新式民用工业、引进和仿造“制器之器”，真正把师夷长技付诸实践，取得现实成效。
上述关于开放与改革辩证关系的三种模式各有特点：倒逼式的经济思想，把开放作为一种外部压力推进改革，希望通过开放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引进西方的资金人才，建立与国外常态化的通商关系，从而冲击改变国内官僚体制腐化堕落的局面。建构式的经济思想，把改革置于一个较为宏大的改革或变法革新基础上，设定完整的发展蓝图，试图放弃中国既有的政治体制而全盘学习西方的政治架构和体制，但是缺乏现实支撑，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时代背景下难以得到推进。并列式的经济思想，把开放与改革列为两种路径，开放仅一味朝着提高军事能力的方向，未能注意到开放与改革之间形成的整体合力，与体制改革的相关性不强。总体而言，开放与改革辩证关系的三种模式并没有清晰的界限，基本都意识到对外开放的重要性，并希望通过开放来实现国家的强盛。 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主要内涵
主张开放倒逼改革的“倒逼式”经济思想，其实已经认识到了开放与改革的必然联系，并且把开放对改革的促进作用理解得较为透彻。
3.引进外资外才，以对外开放实现强国目的。晚清思想家的觉醒，使“睁眼看世界”的对外开放不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更提升至制度、思想层面，把学习西方及赶超战略融于对西方技术、人才、资金、理念、制度的全方位借鉴运用。魏源极力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技术增强军事力量，“欲制夷患，必筹夷情”[23]，认为“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24]，建议设厂制造，“请与广东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聘请法国、美国各来头目一二人，分别带来工匠，在厂内帮助中国制造船炮。同时选广东、福建“巧匠精兵以习之，工匠习其铸造，精兵习其驾驶、攻击”，“延西洋柁师，司教行船、演炮之法”[25]。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批评洋务运动，认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26]，中国只有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方式，才能振兴实业、发展经济，“今欲急求发达，则不得不持开放主义，利用外资，利用外人，皆急求发达我国之故，不得不然者”[27]。
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经济思想的目标演进
近代关于改革、对外开放的经济思想，其方式路径各有不同，但其最终目标终是强国、富国以及富民。
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经济思想，无论是强国、富国或是富民的目标，都是把国家利益、人民利益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希望通过国家的强盛来维护国家的利益，以富国强国的实力来增进民众的整体福祉，在他们看来，养民问题将会自然而然地在富国进程中得到解决。是故，最为典型的整体主义思路正如孙中山所说，“准国家社会主义，公有即为国有；国为民国，国有何异于民有！国家以所生之利，举便民之事，我民即共享其利”[40]。
“以开放倒逼改革”之于当下改革开放的启示
近代的对外开放与改革之间始终处于一种持续的紧张关系，开放的外部条件有了改变，内部经济体制却没有及时变迁，使得开放与经济改革在很多方面不能保持步调的匹配，在没有适度体制变革的支撑下，开放未能促使经济发展产生可持续的内生动力。
1.“以开放倒逼改革”需要一个良好稳定的环境。近代有关“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思潮都是在连续不断的战争冲击下而形成，这就使得这些思想有局限性：一是缺乏长期发展思路。在接连不断的战争状态下，各类经济思想的主张都是在共同抗敌的应急情况下产生，有强国、富国共同愿望，但偏重于进行整体性防御安全，缺少对经济如何发展的长期考量。二是缺少制度延续性。接连不断的政权交叠使得制度延续性缺乏，即使战争后实现了革命成功、政权转变的目的，其最终结果也是不可预期的。在不能确保获得长期利益的状态下，官僚资本、民间资本、民族企业家的行为都是短期行为。三是经济社会平衡被打破。当外资在近代大量输入中国时，“最少数之极富阶级，全属外国人，而吾国民则属于最大多数之极贫阶级”。外商控制市场，中国“既无商会，不能相联”，而“西商厘窥而情实，阴持短长，任意涨落，故延时日以老我师”[41]，各类利益集团、企业、行业协会的博弈规则被强势改变。
2.开放只有通过改革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持续的作用。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的根本在于制度变迁，若把改革或变法维新称为制度变迁，则对外开放是一种外部变量。当对外开放与国内制度安排、制度变迁达成某种程度的倒逼、促进关系，并建立或健全与对外开放相配套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就能打破国内的既得利益格局，形成新的竞争机制和利益格局，促进制度变革，实现经济增长。如果仅仅实行对外开放而不对国家体制作出相应改革，经济增长则是未知数。日本明治维新后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中国清政府的戊戌变法形成鲜明对比，最主要的区别在于重主朝政的明治天皇在开放条件下锐意改革，殖产兴业，文明开化，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打破僵化体制，实现维新改革，使日本迅速成为亚洲强国。相比而言，中国近代的改革断断续续，清政府出台了一系列促进工商业发展的政策，但是没有制度变迁上的支撑，对经济有所冲击却无长远效应。
3.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释放市场活力。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主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观念，政府始终是主角，各类企业和企业家的作用未能凸显，制度变迁的方向只是政府形塑的管制方向，对于发挥个体和经济组织的激励性不强，没有释放市场的活力。梁启超指出，“我国方今为列强竞争之目的物，终已不克闭关自守，而有安能人自为战？故所望于强有力之政府者，对内所关犹小，而对外所关乃巨也”。在此判断基础上，近代经济思想家大多主张国家干涉主义，“干涉论者，以国家主义为其基础者也”，“然以今后大势之所趋，则干涉论必占最后之全胜，盖无疑矣”[42]！洋务运动后兴起的工业发展多以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为主，商业行会与政府官员之间利益共容，压榨了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空间，导致市场活力难以被激发。
以史为镜，我国在1978年坚定地选择对外开放、融入开放的世界，坚持和平发展两大主题，积极参与国际分工合作，通过引进技术与引进外资产生“溢出效应”，激发市场活力，倒逼相应体制机制的改革，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之路。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更要借鉴近代“以开放倒逼改革”的经验教训，正确把握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用开放形成倒逼机制，用开放促进新一轮改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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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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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梁启超全集.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19.
[42]梁启超全集（第三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1867-18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