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改革开放是关系到当代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历史性选择
许多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上遭受重创, 甚至亡党亡国, 归根到底就是没能正视历史条件的变化, 创造性地应对时代提出的新课题,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在不断地回应时代的挑战中, 科学地总结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 通过富有创造性的实践而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 在不断地科学把握国际形势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中, 结合中国的实际, 走自己的路。这条道路的实质就是回答由十月革命所开创的、不发达国家通过革命走上社会主义后、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历史课题;这条道路的基本轨迹就是从照搬苏联模式到走出中国特色。因此, 只有真正弄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此前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 才能真正高举这面当代中国进步发展的旗帜, 也才能真正认清改革开放对于当代中国的决定性意义。这里主要涉及对于两大历史探索 (即苏联模式和毛泽东的社会主义道路) 的正确把握, 核心问题是举什么旗、走什么路。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尖锐问题是, 结束文革以后, 中国存不存在一个向何处去的道路选择问题, 如果存在, 又是从什么意义上去加以界定的。无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今天, 都存在着两种偏向:一是根本否定文革前的十七年, 把改革开放视为另起炉灶、改弦更张, 实际上是向资本主义回归;二是满足于十七年的成就, 把拨乱反正视为简单地回到十七年, 看不到必须探索一条没有任何现成答案的新路。这里的关键是科学地评价十七年。从历史的观点看, 十七年的成就是主要的, 它所奠定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是我们此后一切探索的出发点;从发展的观点看, 十七年的探索并没有真正解决以苏为戒、走自己的路这样一个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问题。如果孤立地抓住前者, 就会否定改革开放、固守老路;而如果孤立地抓住后者, 就会割断历史、走上邪路。因此, 不承认改革开放对于当代中国的决定性、革命性意义, 就会走已被实践证明是走不通的僵化封闭的老路;而不承认十七年探索所奠定的社会主义基础, 就会走已被历史证明是走不通的资本主义化的邪路。两者都是在根本道路问题上的迷失。我国的历史发展表明, 道路的选择不仅发生在革命时期, 也贯穿于发展时期的每一重大关头。从党在当代的指导思想看,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是同义语, 没有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没有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都是死路一条。面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种种新情况, 只有坚持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的方向才能加以应对。
那么, 新情况、新形势是什么?邓小平在谈论毛泽东错误及回顾中苏论战的历史有许多发人深省的话。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 基本上是做得对的, 但是有曲折, 有错误。责任不只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 我们这些人也有责任。我们要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1) 为什么大家都会犯同样的错误 (当然责任不一样) ?小平思考的结论是:多年来, 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 到六十年代前半期, 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 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 回过头来看, 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 在变化的条件下, 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没有搞清楚。 (2) 要不讲空话、不僵化教条、不脱离实际, 首先要准确跟踪时代主题和世界格局的重大变化, 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认识和行动。今天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正在成为时代的主题时, 意味着必须对十月革命以来社会主义实践的战略思路作根本性调整。
十月革命是回应战争与和平、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的重大创新成果。它开创了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点打开缺口的外围突破式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 并成为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诞生的主要方式。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 引领世界历史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 社会主义的希望只能在资本主义发达民族的同时行动, 此即中心引导式的社会主义变革。虽然马克思也有过俄国可能通过其农村公社制度的变革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 但这一设想的实现无疑是有条件的, 即有效抵御资本主义入侵, 从而解除公社被解体的危险。 (3) 事实证明, 俄国村社没能抵挡住资本主义的侵蚀, 到19世纪末, 俄国已不可遏制地走向了资本主义。这样, 跨越卡夫丁峡谷的问题, 就变成了在资本主义世界范围内的革命变革问题。东方社会在自身发展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社会因素要得以释放, 也有赖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转向。世界社会主义变革的中心引导式格局没有改变。
当历史进入20世纪以后, 资本主义完成了向帝国主义的转变, 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把世界领土瓜分完毕。 (1) 在资本主义一统天下中形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阶级、帝国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两大民族的基本矛盾。于是, 出现了帝国主义世界链条的薄弱点和焦点, 出现了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历史新特点, 无产阶级革命已经从预备进入了可能。列宁正是据此捕捉到了时代特征的新变化, 作出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新概括, 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在一国首先获得成功的新结论, 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此后几十年, 这种从资本主义最薄弱点打开缺口的外围突破式, 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形式, 由此掀起了波澜壮阔的社会主义运动高潮, 从根本上改变了世界的面貌。
但是, 外围突破毕竟不能直接引领世界历史潮流, 而只有在其转化为资本主义核心危机时才能根本扭转由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局面。因而这是以推动世界革命为最高追求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以图通过切断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交往、相对自我封闭的方式, 促成资本主义的总崩溃。这条道路要走得通, 前提是核心对边缘的深度依赖。然而当代资本主义进一步演变的新特征, 恰恰在于其减少了对于外围地区进行硬性资本输出的依赖, 而主要通过科技创新上的支配、金融和信息以及话语权的垄断、国际游戏规则的操纵等软控制。维护资本的活力。这样, 通过资本主义外围的政治独立以致随后经济独立的方式, 已不可能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的总危机, 根本动摇资本主义的全球统治。这就是说, 由于二战后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其在经济科技上的优势地位并未丧失, 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主战场已从政治转向经济、从革命转向发展, 相应地, 时代特征也就从革命与战争转向和平与发展。
这首先意味着如果社会主义不能在包括软实力在内的国家综合实力上超越发达资本主义, 就不仅不能引领世界潮流, 甚至连自身的存在权利也将被剥夺。社会主义必须在回应时代主题方面有所作为, 才能获得蓬勃生机和发展空间。这同时还意味着, 社会主义的发展, 除了传统的动力机制 (共同理想的激励、政治工作的保障) 外, 还必须引入新的动力机制, 使其充满生机活力。于是, 改革开放、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等就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其中, 改革开放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性选择。
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突出地摆在面前, 要求我们首先有个观念上的转变, 概括起来就是需要从满足于社会主义的抽象优越性中回到现实, 把立足点从引导世界历史潮流转到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 认真思考在与资本主义的长期共存中, 如何利用资本主义来发展社会主义, 并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所有这一切的关键, 就是推行改革开放。历史经验教训说明, 不开放不行。开放伤害不了我们。我们的同志就是怕引来坏的东西, 最担心的是会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恐怕我们有些老同志有这个担心。搞了一辈子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忽然钻出个资本主义来, 这个受不了, 怕。影响不了的, 影响不了的。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 要意识到这一点, 但不难克服, 有办法克服。你不开放, 再来个闭关自守, 五十年要接近经济发达国家水平, 肯定不可能。 (2) 邓小平从一开始就说得很清楚, 怕社会主义走邪路而不开放, 就不可能发展社会主义;而看不到开放可能带来的消极因素 (最根本的就是西化、分化的后果) 并加以克服, 就不是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把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归结为不问姓社姓资, 肯定是对邓小平理论的歪曲, 因为正是小平自己强调指出:我多次解释, 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 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实行开放政策, 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些有益的东西, 是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一个补充。 (1) 正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开放, 我们经过三十年的努力, 才成功开拓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改革开放是激发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唯一选择
改革开放是中国国情所决定的发展社会主义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的外围首先发展起来, 这和马克思等人关于未来社会主义革命的设想是不一致的。虽然历史地来看, 当时具体的国际国内环境具备了发生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发生是有其客观历史根据的, 认为社会主义是早产儿、甚至是历史的怪胎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科学回答这一问题奠定了基础。但是, 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链条上首先发生, 尤其是战后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和时代特征的新变化, 使得革命取得胜利后的社会主义国家要面对三个绕不开。
首先绕不开的是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的问题。因为革命首先是在资本主义相对薄弱甚至很薄弱的外围地区爆发, 对于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区不能产生根本动摇, 不能产生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这表明, 不可能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暴力革命来推翻资本主义, 社会主义必须要长期与资本主义共存, 并努力在建设的环境中实现竞争, 积累力量以超越资本主义, 这必然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过程。二是市场经济绕不开, 两种社会制度要长期共存, 必须进行经济交往。由于社会主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经济上比资本主义落后, 不可能主导世界经济发展, 因而必须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 才能获得发展的空间和活力, 搞市场经济就绕不开。三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绕不开。从发展的角度看, 在相对落后的区域搞社会主义, 自我封闭没有出路。而要进入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市场, 没有别的方式, 只有通过对外开放和对内改革, 才能打开国门搞社会主义, 改革开放是唯一的出路。三个绕不开说明,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处在一个全新的历史条件下, 没有现成的路可走;不努力面对并迎接挑战, 社会主义就不可能激发生机活力, 开创新局面。
改革开放之所以成为焕发社会主义生机活力的源泉, 就在于它以一系列崭新的矛盾关系推进了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创新。一是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和国际性的矛盾关系。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差异极大的国家, 不可能沿用统一的模式, 必须走符合本国国情的道路。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 独立思考, 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 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 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 各自的经历也不同, 所以要独立思考。 (2) 社会主义要特色化, 马克思主义要民族化, 能否成功解决这一课题, 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但是另一方面, 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国际性、世界性事业。之所以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就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超越和代替资本主义, 就在于只有社会主义才代表了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 代表了世界历史的发展方向。因此,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两面作战:既反对用社会主义的国际性抹杀中国特色, 又反对用现实社会主义的多样性、民族特色抹杀社会主义。两者的有机结合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这一矛盾关系的不断解决, 形成了我国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经验, 即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是向资本主义学习和批判抵制资本主义的矛盾关系。我们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是低水平的社会主义, 必须善于向世界上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所有国家学习, 而如何在这一过程中不被西化、分化, 则是社会主义面临的又一大挑战。我们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 但是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 决不学习和引进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1) 从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经验看, 要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发展壮大社会主义, 而不是引进资本主义瓦解社会主义, 一方面要以我为主, 渐进式改革, 有序地扩大开放, 另一方面必须坚守社会主义的底线。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始终坚守的三大底线是:第一, 基本价值不认同。我们学习资本主义, 主要是在工具理性层面, 一般不涉及价值理性层面, 尤其是核心价值方面。我们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全过程, 不断建设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弘扬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精神, 批判抵制资产阶级核心价值观及其生活方式, 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第二, 基本制度不照搬。中国的改革开放, 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因此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决不照搬资本主义制度, 而是不断沿着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奠定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继续前进。经过30年改革开放的实践, 我们已经大体上完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构建, 这就是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依托的主流意识形态, 以四大制度 (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 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为特征的基本经济制度等。第三, 发展道路不重复。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发展问题有一个基本的判断, 即中国的发展和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现代化, 但是, 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代价巨大、发展迟缓、痛苦和灾难深重, 而且会导致民族分裂、国家衰亡, 因而行不通。我们之所以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 就是要避免西方走过的那种通过制造社会严重阶级对立、激化社会矛盾、破坏社会和谐的发展道路, 避免西方走过的那种片面追求经济效益、扭曲人性、牺牲环境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发展模式, 落实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总之, 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相结合, 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又一基本经验。
三是共产主义理想科学性和激励性的矛盾关系。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的发展程度远低于发达资本主义, 因而它与马克思在《哥达纲领》中的设想不同, 并不直接就成为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 而是一个相对独立、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 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 才能为实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我们过去长期存在的一个错误, 就是产生了共产主义的急躁情绪, 总是过高地估计了社会主义的现实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三十年后, 党的十七大关于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判断, 使得我们对于共产主义的实现有了更为科学的认识。但是, 对于共产主义的科学把握并不能自然转化为理想信念上的坚定, 相反, 共产主义实现的长期性客观上冲淡了其作为理想的现实激励作用。这样, 我们在需要继续防止急躁情绪的同时, 又面临着如何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考验。因此, 我们必须结合新的历史条件, 充分阐发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现实基础和价值依据, 共产主义的最终实现不过是这一现实基础的历史展开和必然结果。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证明, 只有在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 努力培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才可能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总之, 通过改革开放应对时代新挑战, 才能激发社会主义的生机活力, 走出一条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三、改革开放是在不断排除各种错误干扰中的正确选择
中国的改革开放, 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崭新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虽然是在毛泽东等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开拓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进行探索, 却不是原先道路的简单重复, 更不是照搬任何现成社会主义模式。至于对资本主义的学习借鉴, 对于我们而言, 从来就不是从道路和发展方向上的意义说的。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决不走回头路 (即不回到任何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方式上) 和决不走邪路 (即不照搬西方、搞全盘西化) 的实质。这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拓过程, 聚焦到党的指导思想上, 就必然是围绕着改革开放、解放思想, 不断地排除左和右的错误干扰的过程。从习惯和感情偏好上说, 党内容易出现认同老路的倾向, 因此左始终是干扰改革开放的一大障碍;但是, 由于西方在当代世界的优势地位和西化、分化我国的图谋始终存在, 力图把改革开放引向资本主义化的倾向也就始终存在, 并必然反映到党内。因此, 邓小平指出:解放思想, 也是既要反`左, 又要反右。三中全会提出解放思想, 是针对`两个凡是的, 重点是纠正`左的错误。后来又出现右的倾向, 那当然也要纠正。黄克诚同志讲, 有`左就反`左, 有右就反右。我赞成他的意见。对`左对右, 都要做具体分析。 (1) 改革开放也是如此, 同样要不断排除错误倾向的干扰, 同样要做具体分析。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原创性估计不足, 就容易走老路。毫无疑义, 最早提出以苏为鉴、开始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取得宝贵经验的是毛泽东, 但是, 从时代主题、国情判断、基本道路及发展大思路等等看,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坦率地说, 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 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 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 (2) 为什么很早发现而没有解决好?这不仅因为苏联是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革命是以俄为师的产物, 因而很自然地会产生一种路径依赖, 更重要的是新的时代特征没有充分显现, 无法从总体上突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大阵营对垒的世界革命图式。这样, 党的工作重点就无法真正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党的执政基础就无法真正建立在以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义上, 党的思想基础就无法真正达到解放思想、求真务实, 而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 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如何建设党, 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和如何发展这些重大问题就始终不是很清楚。因此, 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角度, 从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以及共产党执政规律新认识、新发展的高度, 才能真正深刻认识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确实是从邓小平理论才真正开创的。而左和右的错误思潮之所以发生了共同的误判, 就在于它们都以某种现成模式 (苏联模式或瑞典模式) 为参照系来评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承性估计不足, 就容易割断历史而陷入西化的邪路。我们在坚定地以现代化建设为中心、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同时, 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其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 而不是西方发展理论, 即所谓的发展主义意识形态。 (3) 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把发展归结为经济增长和科学技术的运用, 否定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选择的意义, 实际上把资本主义以至某国资本主义 (例如美国) 的道路视为人类的共同道路, 通过发展和现代化维护资本主义的一统天下;而我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道路, 决不认为社会进步是经济增长和科技创新的自然结果, 相反,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从政治上思考和观察问题的结果, 没有一个善于从政治上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政党, 就不可能面对并解决后发展国家的众多社会矛盾, 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科技进步也就难以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就更是无从谈起。邓小平非常明确地指出, 他所提出的包括改革开放、三步走发展战略等, 都是从政治上思考的结果。在经济问题上, 我是个外行, 也讲了一些话, 都是从政治角度讲的。比如说, 中国的经济开放政策, 这是我提出来的, 但是如何搞开放, 一些细节, 一些需要考虑的具体问题, 我就懂得不多了。今天谈这个问题, 我也是从政治角度来谈。 (4)
因此,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 根本在党, 而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 核心是思想路线。西方意识形态则不遗余力地要从世界观、历史观上消解党的思想路线, 其中最根本的就是否定工人阶级和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在它看来, 与虚构的猜测相反, 工人们与其说是胸襟宽大的, 毋宁说是不宽容的, 与其说是国际主义的, 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的, 对待自由党人与其说是热爱自由的和开放的, 不如说是批判的和寻求保护的 (1) 。不但工人阶级如此, 随着人们对工人阶级的真正的意见和态度产生失望, 接踵而至的是人们对工人运动组织的幻想的更大程度的破灭。对绝大多数人来说, 在代表这种大的意见一致的政党中, 哪一个政党, 从根本上讲, 并不十分重要。 (2)
毫无疑义, 在马克思看来, 没有谁 (包括任何阶级、政党、个人) 是天生的革命者或领导者, 只有在领导群众不断进行胜利的斗争中才能实现领导权;没有谁 (含任何阶级、政党、个人) 具有天然的免疫力, 面对权力可以自发做到拒腐蚀、永不沾, 而只有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 才能保持先进性。就此而言, 确实没有一个特殊的阶级、一个特殊的政党。但是, 谁也不能否认, 站在不同的阶级利益立场, 对于社会问题的真理性认识和实践态度具有决定性意义;谁也不能否认, 不形成特殊的既得利益 (其根源是生产资料私人占有) 是在改造客观世界过程中能够自觉改造主观世界的前提;谁也不会否认, 任何阶级的群体, 其自发的日常意识及其表现和本阶级的阶级意识及其追求总是不会直接等同的;谁也不能否认, 在当今世界, 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力量分布仍然是不均衡的, 仍然存在动力和阻力、先进和后进的分野。既然如此, 马克思主义关于先进阶级和先进政党的观点就仍然具有生命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思想运用到新的历史环境, 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 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坚持以理论创新引领各方面创新, 我们党就能领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
四、改革开放是应对利益格局大调整、始终代表人民利益的有效选择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以革命方式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政权及其基本制度, 遇到了日益明显的社会利益分层的挑战。这种挑战的复杂性来自其是两类矛盾的交叉、两种趋势交织:一是一部分当权者逐步形成的某些既得利益, 使其原有的理想信念日益淡薄, 而对于现行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心怀不满, 大卫科兹称之为物质利益纽带的断裂 (3) 。另一是广大群众虽然还愿意保持革命时期的精神状态, 但是对于物质利益诉求日益强烈, 不断改善生活和调动积极性的内在关联日益明显, 利益格局和利益机制的自觉调整已不可避免。很显然, 前者的利益诉求是非法的, 因为其违背生产力和历史发展的要求, 而后者的利益诉求是正当的, 因为其体现了生产力和社会前进的要求;前者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问题, 是执政党如何防止自身的腐败、防止既得利益集团和特权阶层的形成、如何在制度和体制建设上把物质利益和共产党的宗旨紧密联系的问题, 后者则是其执政职能的发挥问题, 是其如何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并实现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问题。正因为这一挑战交织着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因而是对于党的执政性质和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执政的共产党如果满足了第一种利益诉求, 就意味着蜕化变质, 意味着被资本主义西化、分化 (1) ;而执政的共产党如果不能满足第二种利益的诉求, 同样意味着不够格、不合格, 意味着领导作用和领导地位的丧失。问题还在于, 决不满足第一种利益诉求和必须想方设法满足第二种利益诉求结合起来才是真正代表人民意志, 否则人民还是不满意。
毛泽东的教训就在于片面关注了不让第一种利益诉求得逞, 而严重忽视了第二种利益的诉求,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为第一种利益诉求的同盟军, 即视为资本主义自发势力。 (2) 实际上, 尽管反腐和改善民生都是人民的利益表达, 但执政党在处理两种利益诉求的问题上, 放在第一位的必须是满足人民群众改善生活的利益诉求, 并在这一过程中才能有效地防止党的蜕变, 也就是说, 只有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 才能有效地改造主观世界。我们党执政, 首要任务就是带领人民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3) 脱离发展去反修防修, 愿望再好, 也难有成效。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一个重要经验, 就是牢牢地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位,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同时注重利益的公平分配, 让人民得到实实在在的利益, 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加强党自身的建设。正如邓小平在谈及改革开放时所反复指出的:我们现在的路子走对了, 人民高兴, 我们也有信心。我们的政策是不会变的。要变的话, 只会变得更好。对外开放政策只会变得更加开放。路子不会越走越窄, 只会越走越宽。路子走窄的苦头, 我们是吃得太多了。如果我们走回头路, 会回到哪里?只能回到落后、贫困的状态。中国现在实行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政策, 有谁改得了?如果改了, 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的生活就要下降, 我们就会丧失人心。我们的路走对了, 人民赞成, 就变不了。 (4)
但是, 利益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 尽管党内和执政者的特殊利益诉求不合理, 然而建立一个既能为人民所接受又能稳定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同时与共产党人的理想宗旨可能协调的分配制度和利益机制, 是和平环境下长期执政的党所必须面对的挑战, 这个度如何确定, 则只能通过改革开放的探索。由于社会主义必须和资本主义长期共存, 使得原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观面临新挑战:原先预计可以很快消亡的国家将长期存在, 因而面临着正规化建设的新课题;原先预计可以通过平等化方式消除官僚阶层和官僚主义 (如马克思所称赞的巴黎公社、付给普通工人工资、随时可以撤换等原则) , 却因为专业化、职业化的需求而必须保留相应的等级和收入差别;原先预计是最有觉悟的群体 (代表人民的执政团队) , 却成为最容易受到资本主义腐蚀的对象;等等。所有这些, 都表明在长期和平执政的条件下, 理论上原先不存在的共产党自身利益问题开始突显, 并成为不可回避的挑战。
我们并不都赞同大卫科茨的下述观点, 但它无疑值得思考。他说, 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也会有或长或短的经济危机甚至大萧条时期, 但是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从来没有怀疑过资本主义这个制度, 每逢危机来临, 他们总是千方百计的投入到拯救社会的危机中。这是因为, 私有化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层, 是财富多者的代言人, 他们的联系是以物质利益纽带为基础的。如果社会崩溃, 他们的个人利益就会受到损害, 可以说, 整救社会就等于拯救自己的物质利益。而前苏联的领导层, 多是以所谓的精神利益纽带为联系, 宣称信仰所谓的共产主义而结成的团体。但是, 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 精神则是虚无的, 任何人也逃不脱物质。一旦物质利益受损, 以精神利益为纽带的关系就会受到伤害, 而产生动摇或者分解。苏共的领导层里某些人, 显然不想在社会主义这一棵树上吊死。 (1) 我们既不认为精神万能, 也不认同精神虚无同样, 我们既不忽视物质利益, 也不认同钱能通神。但是,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 就是战争时期没有或不明显的革命者自身的利益问题, 成为不可回避的、必须以制度方式加以解决的问题。高薪养廉不可取, 低薪养廉也难以为继, 建立合理的公务员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薪酬制度, 需要改革的新思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基本实践, 就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 两手都要硬, 价值导向和利益导向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思想建设和制度建设统筹协调、完善配套, 对合法个人 (包括党员领导干部) 利益的保护和对各类腐败丑恶现象的坚决打击并重等等。总之, 应对物质利益上各种新问题、新矛盾的挑战, 并不断地加以解决, 只有在坚持改革开放中才是可能的。
注释
1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第10页。
2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第380页。
3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291页。
4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 第160页。
5①列宁指出:如果必须给帝国主义下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 那就应当说, 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这样的定义能包括最主要之点, 因为一方面, 金融资本就是和工业家垄断同盟的资本融合起来的少数垄断性的最大银行的银行资本;另一方面, 瓜分世界, 就是由无阻碍地向未被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占据的地区推行的殖民政策, 过渡到垄断地占有已经瓜分完了的世界领土的殖民政策。 (《列宁选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第649页)
6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90页。
7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181页。
8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60页。
9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168页。
10①《邓小平文选》第2卷, 第329页。
11②《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60261页。
12③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本质上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变种, 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 其奠基者是〔美〕W.W.罗斯托及其所著《经济增长的阶段》。二战以后, 发展主义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向发展中国家兜售美国模式及其价值观的手段, 它提出, 经济增长是发展的动力, 只有充分的市场化和自由经济才能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 最终会带来社会和政治的积极变化、社会的更加富裕、中产阶级的壮大、民主化的实现。参见霍华德.威亚尔达:《新兴国家的政治发展第三世界还存在吗?》,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3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77页。
14①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第101页。
15②米尔斯:《马克思主义者》, 第101102页, 第146页。
16③以研究苏联解体原因而著称的美国学者大卫.科茨的调查表明, 在1990年, 已经有将近10万前苏的中上层领导开始背弃共产主义。这些苏共的领导层在面临经济困境的情况下, 把一切责任都归结到社会主义制度上, 认为这个制度存在先天缺陷, 要求彻底改变制度以拯救国家。大卫.科茨将此现象归结为物质利益纽带的断裂。参见大卫.科兹:《苏联解体的原因》, 载于《当代思潮》2000年第5期, 第31页。
17②最为典型的是毛泽东把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 在1962年为调动农民积极性, 想找到一种将集体经济利益和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责任制形式的努力, 视为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刮单干风而给予严厉批判。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 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第137140页。
18③《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干部学习文件选编》, 第62页。
19④《邓小平文选》第3卷, 第29、59页。
20①参见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总结》第七章党国精英与亲资本主义联盟, 曹荣湘、孟鸣歧等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1 美国中情局档案里披露:在里根上台后, 成立了一个专门研究共产主义者弱点的学会。有社会学者, 心理医生等等。这些学者普遍认为, 在共产主义者诞生初期, 基于其脱胎于赤贫者的本质, 为了生存而必须要战斗, 所以生命力比较旺盛。这也是麦克阿瑟在朝鲜战败的原因。但是随着社会财富的慢慢增加, 生活的逐渐安定, 共产主义者的斗志会逐渐消磨。更重要的是, 在苏联这样的国家, 分配制度的平均主义, 使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纽带弱化。精神利益纽带就会变得相当不牢固。从领导者到被领导者, 他们的物质关系相当简单, 就是从社会主义制度中提取等份的生活必须财富, 他们不需要为别人和社会承担责任和风险, 于是, 一旦生活里出现不足他们要埋怨的只能是这个供养他们的社会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