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梁廷（1796―1861），广东顺德人。鸦片战争前亲身参与禁烟运动，是广东士绅中热心抵抗外侮并留意时务的人。鸦片战争后著书立说，主要有《海国四说》，《夷氛闻记》等，《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是《海国四说》中的一篇，本文从时代背景入手，探讨耶稣教的内涵，分析梁廷对耶稣教的看法，并站在时代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角度上对其观点进行评价。
关键词：梁廷；《耶稣教难入中国说》；文化惰性
耶稣教在华传播自唐代开始，据陈垣考证其在华传播经历了唐代景教、元也里可温教、明清天主教、近代新教四个时期。但由于中华文化强大的同化作用，耶稣教在中国并没有产生很大的影响。而晚清时期，尤其是1840年鸦片战争后，通过不平等条约中国大门被打开，耶稣教日益渗入中国，并不断发展。晚清学者梁廷对耶稣教的看法，体现了当时耶稣教在中国传播面临的困境，当时的士大夫对清政府弛禁天主教很恐慌。对于士大夫的恐慌，梁廷是怎样看待的，其基本观点是什么，梁是依据什么作出的论断？搞清这些问题，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即便是睁眼看世界的中国士人对汹涌而来的西方文化的认识及其原因，对今天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外来文化也不无裨益。
关于梁廷的耶稣教观的研究，比较零散，廖毅的《梁廷基督教观研究》[1]是系统研究梁廷基督教观的文章。廖文对《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当中的“耶稣教”所指为何进行了分析，认为梁廷并不很清楚天主教与新教的区别，他所说的“耶稣教”笼统地包括了天主教和新教，本文认为梁廷所说的耶稣教主要指天主教，同时还包含刚到中国拓展教会事业的基督新教，例如伦敦布道会；廖文对梁廷基督教观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和自身因素作了比较详细的考察，在介绍《耶稣教难入中国说》的文章结构的过程中，简单的归纳了梁的耶稣教观，但文章对梁廷的耶稣教观的具体内容及其评价没有涉及。因此，本文主要分析梁的观点并对其进行评价。
梁廷认为耶稣教难入中国，且必将为圣道所化，提出了“无足虑也，听其自存一教”的观点。梁的思想中体现了文化的惰性，但在其对基督教的看法中又主张文化的交流，有积极进步的一面，“然自求厥福，不为民害。如听其自存一教，亦昭柔远之义” [2]。“无足虑”是梁没有意识到西方国家工业文明（海洋文明）的优势，站在自己民族的角度上作出的判断，同时认为基督教在华夏可以“自存一教”是将其作为柔远的一种手段。梁廷做出这样的判断受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影响。
华夷之辨的观念和地域文化影响梁的观点。孔子作《春秋》曰：“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中国入夷狄，则夷狄之”。允许传教士到内地去传教，使很多士绅感到惊恐，有人感叹，中国数千年文明礼义之邦即将沦为夷狄之国。但梁廷认为，西方人仍是唯利是图，锱铢必较不文明的人，在与中国文化交流中必将为中国化，认为“夷狄入中国，则中国之”。自清乾隆时闭关锁国的政策导致中国与世界的交流减少，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梁廷、林则徐等地主阶级士大夫开始睁眼看世界，其思想具有进步性。条约制度下，一部分士大夫开始关注西方异族文化，但还是站在自己文化优越性的角度上去看待西方文化。但其自幼为中国传统文化滋养和培育，又决定了梁的观点既具有进步性又具有局限性。其观点体现了封建士大夫在面临外来文化时的惰性。
基于这样的认识，梁廷认为基督教渗入中国，不足以恐慌和忧虑，具体观点有以下几点：
其一，基督教急切的传教行为带有文化的侵略性。“递为劝引，往往不遗余力，非若中国圣人之在宥，群生闻风自起也。是故，先之以言，不入则资之以利，不入则竟劫之以威。[3]”梁认为“盖其人生长荒裔，去中国远，不观圣帝明王修齐治平之道，不闻诗书礼乐淑身范世之理”“夫是以始终墨守旧行之教，递相传述，辗转附益。不知所考，则信奉愈坚；不知所疑，则触发无自意。”[4]由此可见，梁认为基督教在西方盛行，是因为蛮夷不通礼仪，不学圣人之道，基督教的教义起到约束的作用，而华夏礼仪之邦是不会被“为言浅，为事虚”的基督教吸引的。可见，梁是站在华夷之辨的角度上考虑的，同时他指出基督教徒传教的手段和急切心理，“不入则资之以利，不入则竟劫之以威”，看到基督教的宗教侵略性。
其二，周孔圣道优于浅虚之耶稣教，耶稣教义有疑而未安者。“是盖圣教普施之渐之，有以发其机而操之券，又安有人心风俗之足害也哉？”[5]梁认为随着中西交流的加深，西方人会被周孔圣道所化。由此，当时的士大夫知识分子对中华文明的高度的自信。而且梁并不反对耶稣教入华，甚至还认为中西文化交流能使西方人被中华文明所吸引。“今耶稣明明与人同生死，乃既名以天主之尊，更实以分之体……天分其体，礼拜谓何？”[6] “宇宙内亦安得有如许广大复员，载此开辟至今如恒河沙之众？”梁以自己现有的价值观为基础，从形式逻辑上对耶稣教义进行批驳，体现了其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观点。
其三，教义与世俗人性，社会现实和民族性格不符。审判复活之说与世俗乐生畏死，免祸求福之心相入；教义与佛教类同但视佛教为异端；一夫一妻制与中国的一夫多妻制相悖。“孝父母止在能养，而必不以不劝入教为不孝，又以一夫一妇居室，同于始生人类之男女，而以娶妾传嗣为犯天父之诫，虽听绝嗣而不许人有妾媵。”[7]这在无后为大的中国是很难被接受的。孝道在传统文化已经深入人心，对于基督教义中与其相违背的地方，这些道学夫子们进一步地发挥说，仔细考察一下便会发现，西洋人实际上禽兽不如。首先，禽兽不管对父亲如何不孝，尚对母亲有感情，而耶稣甚至不认母亲。[8]礼拜在中国不切实际，只拜耶稣不拜祖先，日月星辰，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异。梁廷指出“又风雹、水火，瘟疫、动戕百万生灵，有事后之赈恤，无事前之防范，此又在圣道治化之外”“至于人死，则魂升天而魄降地，子孙以时举祭，则魂魄一聚，所谓合漠也”。梁廷认为泰西人只知尊天而不知尊地，举国无贵贱皆入堂礼拜在中国是不实际的。
其四，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吸引力，士林文化的核心仍是儒学。“唐虞三代以来，周公、孔子之道，灿然如日月丽天，江河行地。……然则，今日欲以彼教行于中国，闻予言其亦可以返思矣。”“皇朝正学昌明，风俗醇厚。”梁廷站在中国人的角度上，站在中国文化的角度上，认为西方耶稣教难入中国，必将被中国所化。中国士大夫间有晚年遁入禅悦，也不是真心归佛，而是精神调剂。士大夫中士很少有人真的相信六道轮回之类佛说的。所以耶稣教虽较佛教近于人情，也能使一些信佛之人转而信耶，但不能征服中国士林缙绅。梁准确地看到，中国士林文化的核心仍是儒学，儒佛之间，不是儒被佛征服，而是佛为儒所用。
梁廷对耶稣教的看法，表明近代早期士大夫对外来宗教的严重警惕，他认为耶稣教难以在中国扎根，主张中西文化相互交流的同时，将基督教同化。士大夫们在中国被纳入世界体系之初，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还有着高度的自信，高度自信是文化中心主义及文化惰性的体现，影响了士大夫们对外来文化判断的准确性。随着历史的发展，在东西方文明的不断冲突和碰撞中，中国逐渐走向现代化的道路，蕴含真善美的基督教势必被一些中国人所接受。
参考文献：
【1】梁廷著《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
【2】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3】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4】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5】陶飞亚著，《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6】吴泽主编，《陈垣史学论著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7】陈旭麓，方诗铭，魏建猷《中国近代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年版
【8】顾卫民，《中国天主教编年史》，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
【9】田涛主编《清朝条约全集》影印本（第一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版
同上
梁廷著《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序，第1页。
梁廷著《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海国四说》序，第2页。
梁廷著《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海国四说》序，第3页。
梁廷著《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序，第3页。
梁廷著《海国四说》，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43页。
费正清著《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895》（下卷），1985年版，第21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