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详细阐述了清代宫廷演戏机构发展变革过程。清初顺治时期的教司坊，人数较少，管理简单；康乾时期的南府和景山，见证了清代戏曲由兴旺到繁盛，其组织规模前所未有；道光后的升平署开始了宫廷戏曲由盛转衰。清代宫廷演戏机构的变革同时也反映了清代社会由盛到衰的发展变革。
关键词：演戏 机构 清代 宫廷
中国戏曲发展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传统，中国的戏曲起源于原始社会的歌舞，经过汉、唐到宋、金才形成比较完整的戏曲艺术，明清进入繁荣时期。而在中国戏曲的发展过程中，民间的勾栏瓦舍、神庙戏台的这种演出方式一直是戏曲流行和传播的最佳途径。然而直到明代以后，这种“野生”的状态受到了政府的直接干预，制定政策、设置管理机构来进行管理，戏曲进入了宫廷，于是就有了官方和民间两种发展路径。戏剧艺术的发展成熟，激发了清代宫廷对戏剧演出活动的热情。尤其四海清明、物华富庶的康乾盛世，皇家对宫廷戏剧演出活动的大规模经济投入，成为有清一代最独特的文化现象，这种示范效应客观上也促进了清代戏剧演出市场的繁荣。
一、清初的教司坊
清代初期，沿用明代体制，仍以教坊司负责宫廷中的奏乐及演戏任务。“顺治元年定， 设随銮细乐太监十有八人， 凡巡幸与亲诣坛庙祭祀， 内传承应。又定， 凡宫悬大乐， 皆教坊司奏之。设正九品奉銮一人、左右韶舞各一人、左右司乐各一人。协同官十有五人、徘长二十名、色长十有七名、歌工九十八名（ 旋裁协同官五人， 徘长无定额） 。凡宫内行礼燕会， 用领乐官妻四人， 领教坊女乐二十四名，于宫内序立奏乐。”[3]至顺治十年（1653年），乃设乾清官执事官及直殿局。十一年（1654年），裁内务府，置十三衙门，其中就有钟鼓司。十三年（1656年）又改钟鼓司为礼仪监；十七年（1660年）改礼仪监为礼仪院，并设郎中以下官。十八年（1661年）二月罢十三衙门，礼仪院改隶属内务府。康熙十六年（1677年），改礼仪院为掌仪司，“掌宴筵、祭祀礼仪、乐舞之事”[4] 。钟鼓司在清朝虽曾设置，但时间不长，其职能也逐渐变成了分掌礼仪乐舞的机构，而不再参与宫中戏曲演出事务。而教坊司则除了管理宫中奏乐外，还承担了演戏事宜。
二、康乾时期的南府和景山
随着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日渐繁荣，从康熙朝开始，宫廷中的戏曲活动便日益发展壮大起来。康熙朝除了由教坊司承应演剧外，另外还成立专门的戏曲承应机构――南府和景山。从此演剧成为内廷典礼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一年四季的各个节令、宴会、帝后万寿及各种喜庆事如皇子诞生、大婚等时承应。南府最早见于记载的，据现今所能看到的资料，是康熙二十五年六月二十日的满文档案“郎中费扬古等为宫廷用项开支银两的题本”。内云：“糊南府（ 音译） 所用戏台架子（ 音译） 及戏子架子（ 音译） 六， 又糊杨村府内正房三间之棚，用白福地蓝纸（ 音译） 一千零五十张， 此一张以一厘五毫计， 银一两钱七分五厘； 黑福地蓝纸（ 音译） 九百张， 此一张以五毫计， 银四五分；山西毛头纸四百五十张， 此一张以一厘三毫计，银五钱八分五厘。……”[5]。另外据《养吉斋丛录》中记载“康熙年间即有南府之名。”据此可以断定， 清代宫廷演戏机构南府的建立应是在康熙二十五年之前。
根据清代吴长元《宸垣识略》中记载，南府在明代名为灰池，是种植蔬菜的地方，清代改名为南花园，在此种花、种树，培植从苏杭所进的盆景。康熙时改名南府，为梨园弟子所居。所以，乾隆初时有“南花园今改名南府” 之说。[6]
景山是根据康熙南巡时所带江南伶人回京安置之所命名的。因为购买的江南伶人属外籍演员，不能与太监同居，所以循例安置于景山之内。“景山内垣西北隅，有连房百余间，为梨园供奉所居，俗称苏州巷。总门内有庙三楹，祀翼宿，前有亭为度曲之所。”[6]
乾隆十六年（1751年）乾隆皇帝首次南巡之后，对南府、景山进行了扩充。扩充后的南府、景山机构、人员很是庞大。据《清升平署档案》所纪：其中分为六部，即内三学、外二学、中和乐、十番学、钱粮处、跳索学。在此六部中，除钱粮处系经理剧团的经费以外，其余皆系戏剧及音乐的专科。如内三学、外二学、跳索学，皆属于戏剧部门；中和乐、十番学则属于音乐部门。？所谓内三学者，即内头学、内二学、内三学的总称。此种内学，皆系就原有宫内学艺太监编制而成，故曰内学。所谓外二学者，即外头学、外二学的总称。此种外学，则系征选民间子弟编制而成，故曰外学。所谓跳索学者，即系传习翻筋斗及其他武打的专科。此种翻筋斗及武打的技艺，在乾隆时代，尚为戏剧中之一独立的科目。当时有专翻筋斗人一百名以供演剧之用。此外属于音乐部门之中和乐，则系就原有属于教坊司之中和乐队编制而成，此种乐队在康熙、雍正间即开始学习中和韶乐，其职务原系供奉朝廷典礼，后并入南府，加入舞台的演奏。十番学者，即传习十番鼓的专科，系由江南征选而来。总观南府剧团的各科，除中和乐，跳索学系宫廷原有的科目，其余都是来自民间。虽内三学亦由原有宫内学艺太监编织而成.但其教授，皆系由苏、扬、皖、鄂各地征选而来的人。
南府和景山有严格的官阶等级制度。景山与南府隶属内务部，设管理事务大臣。南府设官阶为六品的大总管一人，演员构成中包括内署教习、学生、太监和外班艺人四大部分。南府习艺太监的级别分内头学、内二学、内三学；外传进来的教习与伶人称外三学，伶人称为“学生”，少数技艺优异者带七品、八品官阶。景山的成员除了苏州、扬州籍伶人之外，还有旗籍。景山规模要小于南府，分外头学、外二学、外三学，钱粮处。执掌习艺太监乐器演奏、演唱、舞蹈、行头切末制作的教习各司其职，职责分明。伶人的住房安置、钱粮发放、演出管理均有对应的管理部门。组织内部教学与演出遵循严格的垂直管理模式，序列完整，等级分明。
在乾隆时期，当时南府人数约在一千四五百左右，景山人数不详，但亦当在千人左右，南府、景山两大机构的学生合计当在两千以上。再加以民间教授，则两个机构的人数.当在三千人左右。如此大规模的皇家演戏组织，存中国史上，可以说是开历代未有之局。
嘉庆朝虽然直接继承了乾隆时期对戏曲的管理机构，但管理模式则大不一样。戏曲膨胀发展的势头得到了遏抑，南府、景山的民籍学生仅存300余人，不到乾隆朝的一半。
三、道光时期及以后的升平署
道光朝是清廷对戏剧的管理机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道光皇帝即位时， 清王朝的国力与康乾盛世的颠峰时期相比已削弱了许多，道光皇帝的节俭作风正适应了当时的经济状况， 体现在戏剧管理方面， 则是对宫廷演出机构的调整。
道光七年（1879年）二月六日的一道谕旨则又使改革力度更进一步：改南府为升平署，南府民籍学生176名全数令回原籍。并且规定了升平署管理人员的名额： 总管1名， 首领6名，副首领3名，太监头等30人，二等30人， 三等40人。此时， 道光帝的宫廷戏剧改革达到目的， 缩减人员， 降低宫廷用度， 其规模到道光九年只相当于乾隆朝鼎盛时期的十五分之一。
咸丰皇帝沉迷于戏曲，为了满足宫廷演戏的需要，咸丰六年（1856年）又有民籍学生入宫承应， 同时民间的戏班也经常被传入宫中演出。1860年英法联军侵占北京， 咸丰帝携后妃等逃往热河避暑山庄， N平署太监、学生等也随即分二拨被陆续传去演戏。同治二年（ 1863 年） ， 慈安皇太后、慈禧皇太后发懿旨， 永远裁革了咸丰十年所挑选
入宫的民籍伶人。这其实是对爱看戏的慈禧太后的一种折磨。同治年间N平署的规模始终处于被压制状态。
光绪朝， 由于慈禧太后迷恋皮簧腔， 清代宫廷戏剧发展的第二次高潮也随之到来。但此时的升平署其演出规模和水平受到了很大的限制。酷爱皮簧腔的慈禧太后为此专门成立了以长春宫太监为主的戏班，即所谓的本家班、本宫班、普天同庆班。他们向教习学习排练外间剧本，不向升平署支钱粮，戏目则由升平署分派。同时，还常把外班招进宫内演出，给予重赏。这样，光绪时的宫廷演剧就有长春宫戏班、升平署内外学和民间戏班三种类型的人员来承担。前者大致负责吉祥戏，中者负责承应戏，而后者则负责流行新戏的演出。
宣统在位虽然仅有区区三年，除国丧期间不演戏外，其余在短时期内仍经常演戏，而且升平署也仍在履行职责，宫中演戏也仍由内学民籍教习、学生和太监及本宫太监共同演出，主要角色也由民籍教习和学生担任。[9]
辛亥革命后，升平署内改驻袁世凯总统卫队，把升平署的档案、道具等迁入景山观德殿。此后，档案、剧本、道具等物品散失殆尽，内学、外学人员大部分被裁减，只留少数人准备岁时奏乐演示。清逊帝溥仪结婚时，因署内所余人数无几，只得传外班人员承应演戏。溥仪出宫后，小朝廷覆灭后，升平署自行解散。
随着政权巩固，天下太平，清代的皇帝大都酷爱戏曲，在宫中及行宫建戏台、编剧本、以至登台表演，并逐渐完善了宫廷演戏的机构。由清初人数较少，管理简单的教司坊，发展到康乾时期规模宏大、体制完善的南府和景山，见证了清代宫廷戏曲极度繁荣的阶段。到道光以后升平署，清代的宫廷戏曲发展由开始盛转衰。清代的宫廷演戏机构这种由兴到盛，再由盛而衰的变革，正是清代社会发展的缩影，见证了清代社会由盛而衰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清） 张廷玉等. 明史.乐志[ M ] . 清武英殿刻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2]（ 清） 张廷玉等. 明史. 职官志[ M] . 清武英殿刻本，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 卷五百二十四.乐部. 职掌）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清） 张廷玉等. 清朝文献通考. 卷八十三. 职官七[ M ] . 民国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十通本
[5]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 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满文档案选编（ 宫廷用度类） [ M] .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1.
[6]（清）吴太初.《宸垣识略》卷十六[ 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
[7]（清）庆桂.《国朝宫史续编》[ M ].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
[8]恩赏日记档[ Z] .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9]朱家滔.故宫退食录[M1.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