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主要依据是从“叶子戏”和牌的形制和打法一致上来断定的：
中国的“叶子戏”是以天文历法为基准，牌分四类，“以象四时”，西方的桥牌也有类似说法，四种花色象征一年中春夏秋冬四季。西方桥牌共52张，而“叶子戏”在明代就已经明确分为40张了，清代则产生了60张一副，四人共打的纸牌样式。
特别是斗叶儿时，唤作“发张”，以大小较胜负，牌未出时都反扣着，不让他人看见，出叶儿后，一律仰放，斗者以所仰之叶测未出之叶，以施斡运，这简直是和桥牌中打法相差无几了。至于“叶子”与桥牌的图像，都是以人物形象为主。形状，“叶子”与桥牌均为长方形……总之，从门类、张数、花色及对牌义的解释来看，“叶子戏”和桥牌都是非常相像的。
倘若追溯这一惊人的相似之处的源头的话，则要从中国的唐代说起。因为目前国内外所能看到的最早的纸牌的前身“叶子戏”的记载，即人们都非常熟悉的那条史料，出自唐人苏鹗《同昌公主传》：
韦氏诸宗，好为叶子戏。夜则公主以红琉璃盛光珠，令僧祁捧之堂中，而光明如昼焉。
为了玩“叶子戏”，公主竟让人掌上珍贵的“夜明珠”来照明，以通宵酣作，这反映出“叶子戏”是相当吸引人的。在唐代以后的郑樵所编的《通志略》中，还有四种“叶子戏”著录，其中《击蒙小叶子格一卷》，注明为唐五代李煜妃子周氏所撰。这确凿地表明“叶子戏”在唐代中后期有很大魅力，也是很时髦的。
唐代“叶子”的真面目究竟怎样?欧阳修在《归田录》中曾认为：唐代书籍用卷轴展示不易，人们便用纸制为叶子状，上书以备检用的称谓、提要等。可以说最初的“叶子戏”即以此为源头。既然可以在纸叶上写上文字，怎么不可以绘以图形?从中国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唐咸通九年(868)《金刚经》卷首扉画、唐五代后晋开运四年(947)曹元忠所印《大圣毗沙门天王像》来看，它们都印刷得十分精美，或侧面配以文字，或下面配以文字。这样的一页雕版印纸，可以看作是“叶子”的面目，也就是说在麻纸上印上图像，印上文字，分为一叶一叶，可充作纸牌玩赏娱乐。
“叶子”在唐代是否传向外国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唐咸通九年(868)，日本高僧宗睿返回故乡时，带回去中国经卷、历书、字书、韵书134部，这就使我们有理由作出这样的推断：有图文的“叶子”，作为中国雕版印刷品的一种，极有可能在这个历史阶段就开始传向海外了。
到了南宋，在临安都城的市场上，有专门出售“扇牌儿”即纸牌的店铺，如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的“行市”中就有这一行当，可见纸牌在南宋众多的娱乐玩具中已是有相当可观的独立地位。在伎艺节目中，有艺人竟将猴子训练成为“斗叶猢狲”，为观众表演．在饮食中，也有了“斗叶”食品，而且多在年终向市民推荐的“消夜果儿”中出现．若不是“叶子戏”十分普及，显然不会有这样的社会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