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雍正时期；宫廷造办处；矿银；银器
【摘 要】雍正时期，宫中造办处用矿银制作了一些银器，将之用于宫中膳房、赏赐等。此时矿银制器出现并非偶然，它是宫中银器需求增长及用银不敷共同作用的结果。但因为矿银与雍正皇帝炼丹有着密切的关系，乾隆皇帝登基后将之束之高阁，使得矿银制器未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但其在清宫银器史上仍留下了重要的一笔。
提及矿银，清史研究者多会联想到雍正炼丹，对此，诸多学人已有论述[1，2]。但在清m之中，矿银还是造办处制作银器的重要原料，雍正时期，宫中曾以此制作了相当数量的器物。有关这一问题，学界的研究尚付阙如。笔者结合故宫博物院院藏文物及清宫造办处档案等文书，探讨其发展演变及制作情况。
何谓“矿银”
矿银一词出现较早，但至明代方与宫廷发生联系，且有大量矿银输入内廷。
明代矿银进入宫中与万历皇帝有直接关系。为了满足宫中用度需要，万历皇帝派遣矿监到各地督领金银等矿的开采，并令将开矿或抽税所得输纳内府。在此之中，开采银矿所得银两直接输入明代宫廷，这即是明代的矿银，且其数额较大。万历二十九年（1601）二月，湖广税监陈奉进金银内库金银样砂110斤，矿金12两5钱，矿银3000两[3]6663。同年七月，山西矿监张忠进矿银18000两，四川税监丘乘云进矿银16050余两[3]6751。同年十一月，山西矿监张忠再进矿银10539两，江西税监潘相进矿银610两[3]6839。
此外，明代还有一种矿银――开采其它金属矿藏输送的税银，但并未进入内库。洪武末年，明政府取消了采矿的国家垄断，允许民间开采，税额为三十分之二[4]3518。黄仁宇先生将其作为一种具体税目，与门摊税、酒醋税、房地契税、钞关税、竹木抽分、渔课等并列，置于田赋、盐课之外的杂色收入下的工商业收入之中，并认为，16世纪，明政府每年的矿银收入可能不到15万两，并上交工部掌管的节慎库[5]300-318。
总之，万历一朝，矿监所进矿银数额巨大。清人梁章钜曾言，“万历间，岁有进矿税银三百余万两”[6]12。《明史・食货志》更云万历二十五年至三十三年（1597―1605），“诸所进矿税银几及三百万两”[7]1972。此中虽然包含有税银，但亦从侧面显示出矿银所占比之大。
至清代宫廷，其矿银则有着特定的内涵。它是指内务府人员负责开采，并输送至广储司库的银两。据档案显示，其开采时间主要集中于康熙、雍正时期。目前能够确认的开采负责人有康熙时期的喀尔图，雍正时期的舒通阿、来寿、卓敏，他们皆是内务府所属员外郎。其开采银矿的地方则有水东坡、公古岭、大波罗树、蘑菇峪等地[8]，其中，大波罗树与蘑菇峪位置可考。康熙十八年（1679），镇守奉天等地将军安珠瑚密奏开采金银铜矿等事宜时，曾言及青苔峪、蘑菇峪有矿，该二处地方位于盛京[9]5。乾隆三年（1738），喜峰口外东六沟庄头金廷玺曾奏请开采铜、铅矿，其开采之地有白杨峪、白马川、大波罗树等处，皆位于口外东西两河地方[10]。由此可知，二者一在盛京，一在喜峰口外。
与明代相比，清代输入宫中的矿银总体数量不大。雍正七年（1729），宫中存有矿银14901两余[11]。此后陆续应用，至乾隆时期宫中尚存矿银12480两[8]。由于宫中的矿银应用主要集中于康熙、雍正朝，乾隆朝几乎不再使用，且至乾隆时宫中亦未再开采，故这些银两应全是前朝遗存。需要说明的是，康雍时期宫中对矿银的需用数量有限，据笔者所见，最多达到1000余两，更多时只有几百两，少时仅40两。核计雍正一朝，宫中消耗的矿银至多10000余两。因此，雍正朝宫中矿银总量当在30000两以内。
这些矿银输入清宫之后，在清宫生活中，尤其是宫中造办处的银器制造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成为其重要的原材料之一。
宫中造办处的矿银制造
雍正时期，宫中虽有一些矿银用于炼丹，但其存在的时间较短，且用量为数不多。据研究，雍正在皇子时期即与道士有所交往，并撰写有关于道士、道教方面的诗文，登基之后，尤其是雍正八年（1730）至十三年（1735），雍正皇帝更与道教发生了密切联系，在紫禁城等地建造斗坛，并在圆明园炼制丹药[1]。这些丹药多用铅、汞、硫、砷、银等矿物质炼制而成，矿银则因其富含银、铅等物而成为炼丹的重要材料之一。在雍正八年十二月至十三年（1730―1735）间，炼丹计用矿银1330两[12，13]，几与雍正年间制器消耗矿银最多的年份相当。
与炼丹不同，宫中的矿银制造则几与雍正朝相始终。清宫出现矿银制器至迟应不晚于雍正三年（1725）。雍正三年十一月初一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郎中保德交银暖锅一件，铜火夹一分。奉旨：着照样做银暖锅四个，比此样略放大些，微收小些的每样各做四个，不可用矿银打造。钦此。”[14]475该档案显示，继位之初，雍正皇帝必然对矿银有所了解，且知晓宫中有矿银制造的成例，但雍正皇帝并不满意，否则，他断然不会强调此暖锅不能用矿银打造。那么，有无造办处奏请使用矿银制造的可能，而被雍正否定呢？笔者以为这种可能并不存在。清宫造办处制作之物，主要是承皇帝旨意置办，其需用人工、材料亦经常需奉特旨，交由专人使用专项材料成做。更为重要的是，此谕旨当是雍正皇帝阅看暖锅之后所即发，这更证明了此旨是雍正皇帝本人的真实意见。当然，这种禁令仅是偶然为之，此后的矿银制造在雍正一朝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直至雍正末年方趋于弱化。
雍正一朝，其矿银制造主要集中在雍正七年（1729）至十一年（1733）。在此期间，宫中造办处制作频繁。
雍正七年（1729）三月初六日，郎中海望持出金奖武牌2面，重九钱六分，银奖武牌2面，重一两九钱二分。奉怡亲王谕：“此牌样式不好，另画样予我看。准时做十五两的一样，重十两的一样，重五两的一样。遵此。”三月十八日，首领太监李久明将原样金奖武牌2面、银奖武牌2面，持出交怡亲王。至二十六日，圆明园来帖，内称：做得红铜台錾满汉字钦赐令牌样2件，怡亲王呈览后，奉旨：“此牌边栏字样不甚真楷，做时务要楷。钦此。”事后，怡亲王令海望安排工匠照此铜牌式样用矿银制作奖武银牌。其中，三十两字样的做100个，二十两字样的做200个，十两字样的做300个，五两字样的做400个，1000千个为一份，做二份。成做完毕，“量其牌做匣盛装”。四月二十七日，造办处做得矿银钦赐令牌一份，呈进。六月二十一日，造办处再次做得矿银钦赐令牌一分，计1000个，随黄杭细口袋盛装合牌……交大将军公富尔丹收讫[15]256-257。此次成做银牌数量多达2000件，为笔者所见矿银制造数目最多者。但如此数量的银牌，其所需矿银数量亦应甚巨。由于档案并未揭示此次制作所耗费的矿银数量，我们只能根据奖武银牌的形制进行推测。乾隆六年（1741），内务府曾存有康熙时期的奖武银牌4242件，共重3970余两，每面重一两上下不等[16]。其后，造办处亦经常制作奖武银牌，其分量与此基本相同。乾隆三十年（1765），内务府库内存有奖武银牌9000面，其中，一钱重3000面，三钱重4000面，五钱重1000面，九钱重1000面[17]。当然，此类银牌也有一两重者，但总体观之，其分量基本维持在一两上下。由是观之，雍正年间造办处此次成做的奖武银牌分量应未超出此范围。粗略估计，其重量应在2000两以内。 雍正七年（1729）闰七月二十日，礼部请铸造户部堂印。二十一日，呈怡亲王，奉王谕：令员外郎傅参监看，用矿银制造[14]198。
雍正八年（1730）七月初二日，据圆明园来帖内称：“太监贯进忠交来银球罐一个，重十八两，说总管太监张尔泰传看，用矿银照样打造一件。记此。” 于七月初九日，造办处做得银球罐一件，并原样银球罐一件，催总胡常保持出，交太监贯进忠持去讫[14]352、512。
在这些年份之中，雍正九年（1731）、十一年（1733）是宫中矿银制造的高峰年。
雍正九年（1731）三月十五日，为成做皆字一百十六号活计，活计库备用矿银150两[12]164。四月初一日，为佳字一号活计，活计库备用矿银100两[12]168。十二月初一日，为做妍字六号活计，活计库备用矿银500两[12]204。十二月十一日，为做妍字一百十一号活计，本库备用矿银300两，翠雀100个，红素氆氇一个，长二丈三尺[12]207。统计一年支用矿银1050两。
雍正十一年（1733）六月初七日，造办处累丝作为做备用活计暂领矿银160两[13]122。七月初三日镶嵌作为成造备办活计领用矿银270两[13]170。九月二十五日，“累丝作为做备用活计三件，净重三百十九两三钱，折耗三两九钱，火耗十九两六钱一分，共用过矿银三百三十四两五钱一分，暂领矿银四百三十两，除用下剩回残矿银九十五伤那九分，交还本库。”[13]225统计一年用矿银764两5钱1分[13]303。
造办处成做的一些矿银制品，仍为后朝应用。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内务府查核御茶膳房金银器皿的磨损情况，其中有两件矿银制作的银铞，原重51两[18]。而在故宫博物院众多旧藏银器中，即有两件大小、形制相同的矿银制银壶。此银壶通高10.2厘米，口径3.2厘米。壶扁圆形，鼓腹，平底，短流。通体光素，洁净光亮。壶口上有弓身螭形提梁一，其盖与口间有按钮相连，轻轻按压按钮，即可开启壶盖。壶底正中篆书竖刻“大清雍正年制”六字款，款左竖刻“矿银成造”铭文（图一）。当然，雍正朝制作并为后世继续使用的矿银器物肯定不只这两件，但是在日常生活的使用过程中，一些银器磨损严重，根据清宫制度，内务府需要将其熔毁，重新制造，以致部分矿银制作的银器被毁，但仍有部分得以幸存，这是我们今天能够得以亲睹矿银制造的根由所在。
雍正朝矿银制造评析
雍正朝造办处的矿银制器在宫中处于重要地位。在矿银制造的同时，宫中还有纯银制造。二者相比，雍正时的矿银制造占有相当比重。据统计，在矿银制造的高峰时期，即雍正九年（1731）和雍正十一年（1733），矿银使用的数量都在770两以上。而这两年纯银制造的器物则数量不多，档案显示，雍正九年宫中制作银盒6对，雍正十一年则制作银耳挖30个。此外每年还制作年例所用银八宝240个，银钱80个。这些银质物品体量较小，分量较轻，其总重量当在百两以内。根据清宫规制统计，其分量更小。雍正三年（1725），造办处为雍和宫制作金银八宝各160个，金锞、银锞（每个重1钱）各90个，共用金19两3钱，银19两[12]674。以此观之，矿银制造所占比例尤重。即使在一般年份，宫中的矿银制造亦占有相当比例。雍正八年（1730），宫中打造矿银银罐一，重18两，而该年纯银制造只有银耳挖36件，银里`罐1件，以及年例银八宝、银钱等。显而易见，耳挖和银里`罐分量都较轻，即使统计银八宝等物，矿银制造所占比重也应在二分之一左右。
问题在于，是什么原因促使矿银走入宫廷，并在雍正朝的宫中银器制造中占据了这一重要地位呢？
首先，宫中银两不敷是其根本原因。因为常年遭受战乱，国家经济衰退，人民极度困顿。而清朝宫廷机构庞大，人员众多，需费甚巨，但宫中经费有限，这对清朝皇帝是重大考验。清初各皇帝，尤其是康熙皇帝非常注重节俭，尽量缩减宫中用度。康熙四十九年（1710），玄烨曾言及宫中用度情况，“光禄寺供应宫中用度，每年用银七十万两有余，朕渐次节省，不使滥溢，一年止需七万两矣”[19]405。当然，康熙此言或许有所夸张，但宫中开支因此减少亦应属实，但即使如此，其所需银两亦非内务府所能承担，故不得不取资户部。至雍正时期，内务府的境况亦未有根本改变。雍正三年（1725）九月，内务府即领取户部银40万两，而此后的四年中，宫中入项仅为白银134万余两[20]，每年约合33万余两。雍正十二年（1734），内务府领用此款银20万两[21]38。在这种情形之下，宫中无力应对大量的银器造办需要。
面对宫中用度不足的现状，内务府积极寻求新的财源。康熙时期盐政与织造即向内府解交盈余银两，康熙皇帝还将宫中富余人参等进行变价。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开采银矿也是其探索的办法之一。内务府人员有开采矿山的经验。早在努尔哈赤时期，产金银的矿山等即由最高统治者控制。1623年，后金方面拟组织“淘金官丁六百人，炼银丁一万人”[22]414采矿，以“年征金三百两，征银三万两”，且当年就“送来公差挖的银九百三十两，金六两六钱”[22]449。在清朝统一全国后，这些人员中部分成为内务府属员，为矿山的开采创造了条件。康熙五十六年（1717），总管内务府所属笔帖式三人，“携众来皇乐园地方采矿”。镇守直隶古北口等处总兵官保柱知晓之后，立刻奏闻。接到奏折后，康熙皇帝对此表示知情[8]1189-1190。当然，此处矿源并不能确定是银矿，但这充分说明康熙后期内务府开矿的存在。或许，矿银正是开始于此时，并延续至雍正朝。
内务府人员开采的矿银，其成色不足，不能作为纹银流通，但其含银量较高，又是其它金属所不具有的优势，在宫中需用银器甚多，而宫中银两不敷之时，其逐步被宫廷接受，并成为雍正时期宫中制作银器的主要材料之一。
若从这种意义上来讲，矿银制造出现的时间可能更早。从前文知晓，矿银出现于康熙年间，且其最初的目的是解决内府经费不足的问题，但其成色不足，大大限制了其作为货币的功能。若没有其它的替代功能，以节俭闻名的康熙皇帝必然禁止内务府继续开采，以防止虚耗经费。结合雍正朝宫中银器的情况，我们有理由相信矿银制造发端于康熙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