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四川、陕北、河西本土汉晋以西王母为主神的天门图像、长江流域汉晋佛像和犍陀罗弥勒天宫等，促成了敦煌第275窟北凉弥勒天宫图像的出现，在敦煌北魏洞窟流行并影响云冈。中土早期弥勒天宫图像的形成是犍陀罗佛像与汉地西王母神灵信仰传统的契合，也是佛教艺术中国本土化的早期例证。
关键词：天门；汉晋佛像；敦煌第275窟阙形龛；弥勒天宫
Abstract： The iconography of the Heavenly Gate as the abode of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from the Han and Jin style in Sichuan， North Shaanxi， and Hexi regions， Buddhist images of the Han and Jin dynas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basin， and the Heavenly Palace of Maitreya in Gandhara together led to the creation of images portraying Maitreya’s Tusita Heaven in Mogao Cave 275 of the Northern Liang dynasty. This new image was not only popular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caves of Dunhuang， but also influenced the Yungang Grottoes. Early images of Maitreya’s Heavenly Palace in the Central Plains derived from the convergence of Gandharan Buddhist sculptures and Chinese belief in the Queen Mother of the West and present some early examples of the Sinicization of Buddhist art in China.
Keywords： Heavenly Gate； Han and Jin Buddhist Images； niches in the form of a traditional Chinese gateway in Mogao Cave 275； Maitreya’s Heaven Palace（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我国早期石窟的开凿自然是受到印度影响的结果，但是，已有学者注意到早期石窟中存在的本土因素。例如，王洁和赵声良注意到敦煌第275窟出现阙形龛，他们敏锐地意识到它与东汉时期的“天门”有关：
在四川的另一件画像砖上，阙门的上方还刻有“天门”字样，表明当时人们的一种升仙思想。以人间的阙来象征天国之门。那么，在佛教艺术中以阙来象征佛国世界，可以说是把中国传统建筑形式与外来佛教思想相结合的表现。[1]①
一 东汉天门图像的类型和特征
张勋燎指出：
一件铜牌的画面本应包含三件铜牌的画面内容，有时可以省去其中一件或两件铜牌的画面内容，无论使用其中任何一件铜牌，它所象征的内容都是一样的。[5]150
因此，可以认为后两种图式是天门的简化表现形式。根据以上西王母、双阙和璧不同的组合图式，即使没有“天门”榜题，由西王母、双阙和璧等要素图像的组合，仍然可以在众多的汉代画像中辨识出天门图式。以上四川、重庆等地东汉天门图像的三种图式中的基本要素是：“西王母+双阙”或者“璧+双阙”。
陕北地区汉代画像石没有发现“天门”铭文榜题，根据四川、重庆地区东汉天门图像“西王母+双阙”或者“璧+双阙”的组合规律，同样也可以辨识出天门图像。
四川、重庆西王母出现较早，西王母均为坐龙虎座的正面偶像形式，一直是天门图像中的主神[10]；陕北则是西王母、东王公图像呈对称分布，尤其是鸟首人身、牛首人身取代前者，位于天门之上方，成为富于陕北地方特色的图像。因此，可以将东汉天门图像分为四川、重庆和陕北两大类型。第一大类型：四川、重庆“西王母+双阙”或者“璧+双阙”。第二大类型：陕北“西王母、东王公+双阙”“鸟首人身、牛首人身+双阙”或者“鸟首人身、牛首人身+双阙+连璧”{1}。
上述图像组合可归纳为“主神+双阙”“主神+璧”“璧+双阙”和“主神+双阙+连璧”四种图式。其中，“主神+璧”和“主神+双阙”影响到了汉晋佛像图式的形成。
二 从天门到天宫
――东汉天门图像对汉晋佛像的影响
四川茂汶出土的一件摇钱树枝叶，是西王母坐双兽座（龙虎座的变体）位于璧之上方，两侧有双阙，这是一幅更为完整的天门图像（图5）[11]。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西王母位于璧上的构图特征对于刚刚进入长江上游的初传佛像产生了影响，使外来佛像进入天门图像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长江下游地区吴晋时期的魂瓶。
（一）长江上游天门图像对佛像的影响
四川安县、资阳和陕西城固的东汉中、晚期摇钱树枝叶出现佛像，坐于璧形之上方，璧下侧向外伸出一龙（图6）[12]。这与上述茂汶摇钱树西王母枝叶与璧的构图非常相似，但佛像两侧双阙消失。这三例佛像占据了摇钱树枝叶原本属于西王母的位置，可见佛像被视为西王母那样的主神。这反映出刚刚传入中国的佛像，就已经开始挤占传统西王母主神的位置。
西王母坐龙虎座是长江上游地区西王母图像的造型特点。值得注意的是，龙虎与璧的组合，也出现在彭山东汉晚期陶座佛像之下。彭山陶座贴塑一坐佛，头上有束发式螺髻，身穿通肩袈裟，右手施无畏印，两侧站立二胁侍；坐佛下方有一璧，左龙右虎（图7）[13]。该龙虎与璧组合的现象颇有意味。龙虎一般为西王母坐骑，璧寓含天门{1}。符合上述“主神+璧”的图式。由此，佛像虽然取代了西王母，亦蕴含其主神功能。
（二）长江下游地区吴晋魂瓶佛像天宫的形成
长江下游地区吴晋时期流行魂瓶佛像，出现佛像与双阙的组合。例如，江苏吴县狮子山3号墓（图8）和南京甘家巷魂瓶，一尊佛像坐于楼阁建筑前面的双阙中间；金华魂瓶，一尊佛坐于双阙之中，两侧站立吹乐胡人；上海博物馆收藏魂瓶，一尊佛坐于双阙之中二层重楼上面。这与长江上游东汉西王母位于天门的情况相似。另外，上虞魂瓶、丁宅乡魂瓶均一尊佛像位于阙身[14]。上述魂瓶佛像符合“神灵+双阙”的图式，因此，这很可能昭示佛像同长江上游的西王母一样居于双阙天门之上。与长江上游天门图像不同的是，吴晋魂瓶天门图像除了佛像之外，还有重楼建筑，双阙天门只是高层建筑的组成部分之一，其中还有飞鸟、异兽等，天门之上的图像内容比长江上游丰富了很多。与长江上游天门造型多为浮雕、线刻相比，魂瓶是立体雕塑，这类天门图像更为写实。
东吴赤乌十年（247），外来僧人康僧会抵达建业，设立建初寺传播佛教，他站在佛教的立场提出了“天宫”的概念。在回应吴主孙皓的暴戾和对佛教的不恭之时，他劝诫道：“行恶则有地狱长苦，修善则有天宫永乐。”[15]上述魂瓶佛像有的位于双阙之间或者之上。南京甘家巷出土的吴晋黑釉魂瓶，佛像甚至已经进入顶部上层的楼阁之中[14]66。这可能表明，包括佛像在内的天门（双阙）和楼阁建筑就是一座天宫。康僧会“设像行道”，使用佛像传播佛教。长江中下游地区东吴晚期佛像镜和魂瓶等陶瓷佛像的出现，与此有关[16]。很可能在康僧会“设像行道”宣扬的“天宫”观念的启发下，吴地工匠吸收了长江上游地区的天门（双阙）形象，将其与楼阁和庭院式等建筑组合在一起，再将佛像置于其中。因此，由佛像、双阙和高楼组成的新图像已非长江上游地区东汉“天门”图像可以概括，这是更为丰富、生动和具体的天宫图像。
三 河西地区魏晋壁画墓的天门图像
在长江流域流行汉晋佛像的同时，河西地区佛教已经传入，敦煌悬泉出土东汉初期简牍出现了“小浮屠里”的记载[18]。西晋竺法护世居敦煌，从师西域取经，“自敦煌至长安，沿途传译”[15]33。但是，河西地区目前并没有发现这一时期明确的佛像。不过，魏晋壁画墓出现了受到来自陕北和四川、重庆地区影响的天门图像。
综上所述，河西地区魏晋墓天门图像是融合了四川和陕北天门图像的结果，为敦煌石窟北凉时期第275窟阙形龛的出现提供了图像来源。
当然，河西地区魏晋壁画墓天门图像与四川和陕北也存在着差异：河西缺乏四川、重庆鎏金铜牌那种由西王母与双阙、璧与双阙组合的天门图式，也缺乏画像石棺和连璧图像；河西天门图像虽然与陕北更接近一些，但是，砖室墓高耸的照墙却是河西特色，并且照墙的图像内容比陕北墓门更为丰富，如伯牙弹琴、射虎骑士、力士、天马、熊、鸟、神兽等题材。这些差异是时过境迁的结果。四川和陕北东汉天门图像传入河西地区后，这些母题被当地工匠消化吸收和改造，形成新的天门图像，但是仍然保存了汉地天门图像的内涵――死者灵魂升天观念。之所以如此，与当地雄厚的汉文化积淀有关。从西汉开始，汉武帝在河西地区设置敦煌、张掖、酒泉、武威四郡，屯兵于此。魏晋延续，前凉和西凉政权为汉人所建，大量汉人和汉文化聚集于此，这是该地区吸收天门图像的基本前提{1}。不仅如此，河西地区魏晋壁画墓的天门题材更为丰富，具有较强的包容性，除以上内容外，还包括零星出现的佛教题材。
四 从天门到弥勒天宫
――敦煌北凉第275窟阙形龛图像
敦煌第275窟南壁和北壁上方各有两个阙形龛。各龛双阙用砖砌成，突出于壁面，阙两面对称，分别一大一小，为子母阙，母阙高耸，子阙较低，在两个子母阙高度之间由屋顶连接，阙顶和屋顶均为五脊；阙身以红、蓝、黑色为地，绘制图案，阙上部以白色为地，斗怼⒋枋和檐口绘以红色。交脚弥勒菩萨坐于两阙之中的方座上面，头后有圆形项光，背有倒三角形靠背，两侧有执拂天人，头顶有三面日月宝冠，上身半裸，胸佩璎珞，披帛绕颈后经两臂下垂，下穿短裙，交脚赤裸（图10）。
（一）敦煌第275窟阙形龛特征
敦煌石窟中以阙来象征弥勒所居的兜率宫，阙形龛中的交脚菩萨就是指居于兜率天宫中的弥勒菩萨。[35]
当然，阙形龛是汉式“兜率天宫”。
再次，第275窟阙形龛与弥勒菩萨的组合图式继承了东汉以来各地天门图像的主要特征。如上文所述，东汉以来各地天门图像主要特征为：四川、重庆是“西王母（胜或璧）+双阙”图式，陕北是“牛首人身和鸡首人身+双阙”图式，嘉峪关1号墓是“牛首人身和鸡首人身+双阙”图式，佛爷庙湾133号墓为“胜+双阙+祥瑞（包含白象）”图式。
佛像传入中国后，开始代替西王母主神进入天门，在长江上游东汉摇钱树形成“佛像+璧”图式，长江下游吴晋魂瓶是“佛像+双阙”图式。
（二）敦煌第275窟弥勒造像的佛典依据和犍陀罗艺术来源
当然，敦煌第275窟弥勒造像题材来源于佛典，造像特征来源则与犍陀罗艺术有关。
刘宋沮渠京声译《观弥勒菩萨上生兜率天经》云：
今于此众说弥勒菩萨摩诃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此人从今十二年后命终，必得往生兜率陀天上。尔时兜率陀天上，有五百万亿天子……以天福力造作宫殿，各各脱身钐茨δ岜冠。
…………
若有往生兜率天上，自然得此天女侍御。亦有七宝大师子座，高四由旬，阎浮檀金无量众宝以为庄严。座四角头生四莲华。……一一宝出百亿光明，其光微妙化为五百亿众宝杂花庄严宝帐。时十方面百千梵王，各各持一梵天妙宝，以为宝铃悬宝帐上。时小梵王持天众宝，以为罗网弥覆帐上。尔时百千无数天子天女眷属，各持宝华以布座上，是诸莲花自然皆出五百亿宝女，手执白拂侍立帐内。持宫四角有四宝柱，一一宝柱有百千楼阁。……尔时十方无量诸天命终，皆愿往生兜率天宫……时兜率陀天七宝台内摩尼殿上师子床座忽然化生，（弥勒）于莲华上结加趺坐……其天宝冠有百万亿色，一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诸化菩萨以为侍者……弥勒眉间有白毫相光，流出众光作百宝色。三十二相一一相中有五百亿宝色，一一好亦有五百亿宝色，一一相好艳出八万四千光明云。与诸天子各坐花座。[37]
与上述佛典记载完全相同的弥勒兜率天宫图像迄今尚未发现，但是，借助佛典的描述仍然是我们判断弥勒形象和弥勒天宫图像的重要依据。最早的弥勒形象和弥勒天宫图像发现于犍陀罗和迦毕试地区。宫治昭总结这两处“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有三种图式：其一，华盖之下，右手掌心向内、左手持水瓶的交脚倚坐，有游牧民供养者及天人；其二，在有华盖的狮子座上结跏趺坐，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持水瓶，四周天人；其三，拱形及梯形龛内结转法轮印，交脚倚坐，四周天人[38]。
敦煌第275窟阙形龛中的交脚弥勒菩萨两侧有执拂天人，其中，南壁交脚弥勒菩萨肩部两侧绘高举白色拂尘的“宝女”[35]74，与《观弥勒经》“手执白拂侍立”记载一致。迦毕试“兜率天上的弥勒菩萨”也为交脚坐，两侧有天人手持拂尘浮雕。不过，弥勒菩萨外面为拱形或梯形龛，龛下为立柱。拱形或梯形龛是采用古印度建筑表示兜率天宫。敦煌第275窟采用阙形龛表示兜率天宫的形式与其不同。
但是，肥冢隆认为除了敦煌第275窟主尊为弥勒菩萨外，包括阙形龛在内的所有交脚菩萨均为供养者。其主要依据是，只有第275窟主尊宝冠有化佛，与《观弥勒经》“其天宝冠有百万亿色，一一色中有无量百千化佛”记载相合，因此才能比定为弥勒菩萨[40]。此说较为片面，因为佛典记载与造像并不完全一致。例如，上述第275窟阙形龛交脚弥勒菩萨肩部两侧绘手持白色拂尘，与佛典相合；然而在第275窟主尊背后就没有，我们不能因此否定主尊是弥勒菩萨。最重要的是，第275窟阙形龛继承了中国本土自从东汉以来“主神+阙”的组合方式，通过中国本土阙形（天门）与外来佛像相结合的图式，构筑了崭新的特定空间――天宫，规定了其中的交脚弥勒为主尊的属性。另外，根据与佛典记载相符的某些相关图像细节，如白色拂尘，可以认定阙形龛主尊为上生弥勒菩萨。 五 结 论
赵声良等指出，敦煌早期石窟顶部是表现佛教天国的地方：
在北凉第275窟就已出现了以汉式城阙的形式表现弥勒所居的兜率天宫。按中国古代礼制，阙是规格很高的建筑，通常用于天子的宫门。以阙表现天宫，反映了古代中国人对佛教天国的理解。
他们还注意到西魏第249窟覆斗形顶除了表现佛教须弥山外，还描绘了西王母、东王公等中国传统题材，他们由此认为，这：
反映了古代中国对天、对宇宙的认识观念与印度传来的宇宙观交融的现象[43]。
不仅如此，敦煌北凉和北魏石窟两侧墙壁上端开凿阙形龛以表现弥勒上生兜率天宫，是表现中、印天国观念融合的另一种方式，而且在敦煌石窟中出现最早。另外，我们注意到河西地区壁画墓对敦煌早期石窟的影响存在阶段性和滞后的现象：魏晋壁画墓的双阙天门图像，影响了敦煌第275窟和其他北魏石窟阙形龛的形成，阙形龛在北魏以后消失；酒泉十六国墓的西王母、东王公图像则影响了敦煌西魏第249窟。其原因耐人寻味。
因此，魏晋十六国的佛教“天宫”图像实际上是中印观念交融的结果，即汉代以来的天门观念与外来佛教天宫观念相结合，导致最早在长江下游吴晋魂瓶出现佛像“天宫”，然后在敦煌第275窟阙形龛出现弥勒兜率天宫。概言之，敦煌的阙形龛弥勒天宫图像的形成，是外来弥勒天宫与汉晋天门图像的契合，它成为印度佛教艺术中国本土化的早期重要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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