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一个经得起窥视的未来
当一个人的名声与经济全部沦陷时， 22岁的蓝蓝选择了堕落。这在外界看来是破罐破摔，可那时的她将这个选择当作人生逆袭的机会――有钱了，就可以给妈妈买有暖气的楼房，未婚而生的女儿就可以上户口，名正言顺地上学。
蓝蓝7岁时，父母离异，成绩优异的她念到初一便辍学外出打工，学过厨师，做过女工，第二次恋情让她成为了一个未婚妈妈。先是陪唱，后来发现歌厅对面的按摩师更赚钱，于是开始学按摩。后来从同行那里得知洗浴中心赚钱更多，于是，她来到了北京一家中档的洗浴中心，成为了一名“小姐”。她的目标是二十万元。很快，她攒够了这些钱，但并没有退出，也不敢大把大把地往家里汇钱，怕家人怀疑。当年年底，终于可以衣锦还乡，却不知道是哪里露出了破绽，家乡盛传着她当小姐这件事，就连比她小许多的同乡成年男孩们，看她的眼神都充满着猥亵。她决定存很多很多的钱，带着女儿和母亲，远离家乡，换一个经得起窥视的未来。
而人生，总有许多拐点，在转角处，不在设计之内。2006年的一天，蓝蓝在工作的酒店门口遇到发放安全套的“北京爱知行研究所”工作人员。她觉得这些人挺有趣，不赚钱地干着劝人注意性安全的活儿，图个啥？可是，一来二去熟悉了，对方邀请她去办公室玩。那是蓝蓝第一次见到“办公室工作”：每人一台电脑，打打字，有人在玩游戏，朝九晚五，每月两千多元钱。噢，这就是办公室生活，她想有一天要是离开洗浴中心，做这个挣点工资，也很满足。
后来爱知行带她以志愿者的身份开会。会议上某学者关于性工作者与艾滋病防治的发言让她愤怒。
“你讲得不对。”她站起来说。
“你凭什么这么说？你怎么知道的？”
“我在里面干过我怎么不知道？！”
全场哗然。
很快，大家发现蓝蓝身上有种异常的亲和力，能打破各种陌生，在台上可以跟学者们讨论，在台下可以跟那些小姐们迅速称姐道妹。于是，爱知行的工作人员做防艾宣传工作时，总喜欢带着蓝蓝――有她在，各种尴尬总会被化解成家常。蓝蓝也很愿意做这些事，刚开始是好奇他们做的事，后来是觉得从他们那里可以学到各种新鲜的词汇，还可以天南海北地开会，穿正装，与人握手，“你好”“谢谢”，让她看到了自己的另一面――原来，自己也可以在这样的场合里游刃有余。
而最终，让蓝蓝放弃“职业”的，是那场宴会。那次，她随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人去海南做培训，她的身份是同伴教员。在海口附近热带雨林的小别墅里，北京来宾们受到了热烈欢迎。县长、秘书长对他们点头哈腰地敬酒，一口一个老师地叫着。“我知道别墅和酒菜都是可以买来的，但那种感觉好不一样啊。”那样的喜悦，她从来就不曾体验过，“长这么大从没被这样对待过，我就见过村长。”回京后她跟洗浴中心的朋友分享这段经历，朋友说她傻：“去海南机票才几个钱，耽误三天能赚出多少个机票钱呐。”蓝蓝第一次发现，自己跟她们，有了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
死而复生后脚下刚好有路
蓝蓝下定决心想离开洗浴中心是在2007年，此时她的公开身份和敢说敢言在公益圈内已小有名气，同类的会议都愿意邀请她来参加。在那样的人群里，蓝蓝有个形象的比喻，觉得自己就像是宴会上，摆在硬菜盘子里的那朵萝卜花，不主流，可是，还是能够摆到桌面上。她喜欢自己语出惊人后，给人留下的那抹惊奇，还有彻底的诚实之后，带来的那种坦然，以及某种智力上的竞争。那是一种与洗浴中心完全不同的气场，她觉得自己好像适合并向往这样的气场。
而真正让蓝蓝决定离开的，是另外一件事。职业习惯使然，开会间隙，她和与会的几个男性眉来眼去时，爱知行的人把她拉到一边说：这几位都是艾滋病毒携带者。在蓝蓝想象中艾滋病人应该是头长疮脚底淌脓的样子，原来真正的艾滋病人啥也看不出来。她立即去北京宣武医院做了梅毒和艾滋的化验。结果是阴性，她感觉自己活了过来。
是时候离开了。
蓝蓝去了天津，成立了信爱女性家园，专门为外来务工女性提供健康咨询。她找到几个从事按摩的姐妹做兼职，宣传防艾知识。但那两年，除了从其他组织拿来的一些安全套外，她几乎一事无成。她不知道如何写计划书，那么就没有项目，没有经费。在几乎啃老本的日子里，她也没有想过回头。她知道，回不去了，因为她看到了另外一种生活的样子。
为了不让自己坐吃山空，蓝蓝开始准备后路，默默捺着性子啃了整整一年的书本，又找人办了个假高中毕业证明，考下了导游资格证。把这个通过率为十分之一的证书拿在手里时，她想起了辍学回家的那个上午，她从学校走回家时，内心的那种空洞。那个巨大的黑洞，似乎被这纸证书给填充了，她心里有了种有着有落的踏实感、光明正大感。
当你的眼落着为他人伤心的泪
蓝蓝知道如何跟小姐们打交道。走进她们的工作地点，她很自然地坐下来，放松地伸开腿搭在床沿，就像搭在她东北老家的炕头那样自然。她跟对方保持45度角，侧点身，大约一臂距离。这样的距离和角度是最好的，蓝蓝说：“你一伸手就能碰到她，有时候身体的碰触比你说一些话更有效果，特别是对方身体有异味或者患上梅毒，这时你紧紧握住她的手，让她知道你跟她站在一起。”有时，她会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诉她们如何跟客人相处。最后，她会目光真诚地看着她们，拍着她们的手说：“保护好自己。”
四年间，蓝蓝和这些小姐们成为了老姐妹，除了教会她们认识妇科病，掌握防艾常识，还会将自己在世界各地的见闻带给她们。间或，她说的话里开始有了英文，比如“Sex work is work”，这是她在华盛顿参观时，听到、看到的。一个姐妹听到蓝蓝翻译这句英文时，眼泪流得哗哗的。她握着蓝蓝的手说：“姐，你这辈子，真没白活。”
2014年，蓝蓝和她的团队用一年时间，通过访谈37位在娱乐场所打工的姐妹，完成了《探索70年代生进城女工进入性行业的影响因素》的调研报告。结论写道：低档场所打工人员之所以从事性工作，并非是自己个人的因素主导所致，原生家庭的支持少，新生家庭因为婚姻不幸而分崩离析，社会对贫困的歧视，生存所需的经济成本越来越高，性别歧视等等，这一切的因素夹杂在一起，才让她们选择了这样的职业。
那份报告里，有着最真实的故事，用学者们的话说：真实得让人坐卧不安。之前对这一行业所有的了解都是臆测。
如今，作为NGO负责人的蓝蓝，可以写项目计划书，可以弄懂“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甚至能跟外国女权主义者辩论“赋权”。可是，微薄的工资让她招不到可以像自己一样投入的人，有些姐妹来信爱，为的是帮她的忙。她们大多是餐厅服务员、家政员工，或者保姆，光是让她们学习使用Excel就花了蓝蓝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为此，她不止一次在家里喝酒，郁闷抓狂得号啕大哭。有人劝她：“于你，这是事业。于她们，这不过是一份工作，犯不着不断地拔高自己，难为自己。”这话，让蓝蓝的眼泪再一次泛滥，以前，再苦再难时，她觉得那是自己的选择，没有哭的资格。可是，她为自己今天可以为这些似乎与己不那么相关的事情，哭成这样，而感到高大上――她终于可以拍拍当初那个辍学的自己，对她说：小姑娘，一直朝前走，总会找到理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