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从1368年朱元璋称帝明朝开始到1644年朱由检吊死在煤山上明朝灭亡，曾经盛极一时的明朝最终走向灭亡。对于为何这个曾经强盛的王朝走向灭亡，史学家争论很大。本文试图从军事力量对比，明朝党争危害，自然灾害影响等方面探析明朝灭亡的原因。
关键词：军事；党争；灾害；灭亡
一、军事力量的衰败
明军之所以能对抗如此强大的蒙古军继而，又成功消灭众多的起义军这与明朝鼻祖朱元璋所事事的军事制度休戚相关，而强大的军事实力也是明朝得以兴盛的根本。然而，时过境迁，明朝的军事制度依然跟不上了时代发展的潮流这也是最后明朝覆灭的重要原因之一。
1.明末士兵服役制度的缺陷
明朝自朱元璋时起便确立了军户制这样一个世袭的兵役制度，就是一户人家一旦被编为军户，就要祖祖辈辈从军而不能从事其他职业。明朝政府给军户分配一定的土地，而军户则以服兵役折抵税收以及其他的劳役。明朝初年人民逃散，土旷人稀。耕种者少，荒地很多。因此明初的军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的现状。然而军户制的适应条件是有限的，是需要社会存在大量的无主人的荒地为基础的。随着明朝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上的达官显贵越来越多，同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无主土地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军户制度赖以存在的可供分配的土地基础已经不存在了。随着明朝经济的发展与稳定，军户制的不利之处逐渐显现出来。第一，军户在明代中期以后社会地位逐渐降低，身份十分卑微，十分受人轻贱。而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致使越来越多的军户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而他们又必须承担严苛的国防义务，受到社会的多重压迫。第二，军户因为常年忙于耕种，极少有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因此更像一个农民而不是一个军人，其军事能力十分低下。第三，军户与卫所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军户与卫所长之间的关系在明朝中期以后逐渐演变成地主和雇农的关系，这样的军队战斗力可想而知。
2.士兵素质的低下
随着明朝生产力的逐渐发展，社会上的财富积累越来越多，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愈加尖锐。而随着军户制度的不合时宜，军人的地位也越来越低，人民逐渐不愿意从军，军人成为一种低贱的职业。而当时处罚罪犯特别是政治犯的方式，很多都采取了发配充军的方式，这不但使得军队的战斗力越来越低，也使得军人的社会地位更加低下。要知道军人的素质是决定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这一时期西欧已经开始了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领域的革命性创新，开始进入以各种火器为代表的热兵器时代，无论是军队编制体制和军队的作战样式都和以前发生很大的变化。明朝虽然也在学习和仿制西方的火器，但是军人素质的低下限制了火器的推广，影响了这些先进武器发挥充分的作用。而一味的强调人海战术极少革新军事制度和作战方式，使得明朝军队的战斗力一直得不得很大提升，最终在明末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军队没能发挥重要作用，以至于导致亡国之辱。
3.以文制武政策的影响
众所周知，藩镇之祸是导致唐朝灭亡的直接原因。所以说，到了宋朝乃至到了明朝依然对职业军人保持了很强的压制力。这在明朝的官职上来说就是表现在文官的过于强势，在党政集团来看，一般来说，明朝的武官集团大部分都是文官集团的服用，也就是用于在集团之间争斗的工具。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的军国大事的决定工作以及前线的人事任免工作往往就成了文官的职责。出于各种集团争斗的需求，这种极其重要的人事任免到了争斗的角度就编程了儿戏一般。更有甚者，将文官派往前线指挥战斗，丝毫不懂军事的文官为了一己私利将整个战局毁坏，这对于明朝来说，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笔者在这里要着重强调的是明朝很多武官的职业生涯都是由文官来决定的，很多时候武官常常都要为自己的生命担心，这是由于只要御史言官的一道奏章都可以为他们带来杀身之祸。举个例子来说吧，像是在崇祯二年时候发生的事儿，当时的文官袁崇焕冤枉而误杀了皮岛总兵毛文龙就是典型的例子。明朝拥有极为严格的刑讯制度，很多时候普通人的生死也要经由皇帝来审核。然而对于当时的武将毛文龙，没有上报，更没有经过审讯就直接被袁崇焕处决了，而且到最后崇祯也没有怎么去追求袁承焕的责任。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看出，在明朝军人的地位有多低，其生死是多么的卑贱。从现代军事体制角度来看，军队是应当受到政治的约束当时必须要有其独立而超然于政治的地位，它只能是国家机器，为国家服务更不是收到政治的过渡左右。明朝就是在这方面做的十分不到位，很多军国大事都出现了贻误的情况。
二、明末党争的影响
1.明朝党争的表现
明朝党争持续不断，就那明朝末期的党政来说就持续了五十年之久。一直到明朝覆灭，党争的情况都还存在。系统上来说，这五十多年来的党政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一是从万历中期到天气初年这一段时间，在这个时间里明朝的党争主要围绕着两党展开，这就是五党集团和东林党集团，这两个集团的争斗也正是拉开了明朝末期党派斗争的序幕；第二个阶段代表人物则是东林党和阉党。这要追溯到了天启年的中后期了。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段时期也是明朝末期党政最为激烈的时间；到了第三阶段，也就是崇祯逃到南明弘光建立小朝廷的时期，就在这动乱的时期当政仍未停歇，东林党和阉党之间还在持续不断的争斗。从这个角度来看，明朝某期党派倾轧严重，整个朝局都不是十分稳定。当时发生的京察、三案等等时间都是这个情况最好些早。从党派斗争开始，明朝的内部开始被撕裂，国家机构也不复存在，以至于后期民怨沸腾，农民不断起义，明朝直接覆灭。
2.党派斗争加剧了政治的腐败
到了明朝后期，很多党派都纷纷建立，这对于明朝来说意味着国家机器被党派瓜分，本该拥有实权的皇帝而被架空。各大势力持续不断的争斗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倾轧和敌视。这对于明朝来说是个非常不好的现象。从这个角度出发，明朝从末期就开始岌岌可危。我们会过头来看当时著名宫廷斗争的三案，这段历史也被后人拍成无数的电影和电视剧来反映。这个当时著名的事件被明朝的党派党当作武器一样来打击政敌。到了熹宗的时期，他所宠信的东林党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大。于是乎借用三案，东林党又开始了对当时的其他武当进行了惨无人道的打击，这也使得五党在实力上有了非常大的削弱。当时的东林党，独霸整个朝局，成了当时这个党派的最鼎盛时期。然而，时过境迁，五党的残余势力勾结魏忠贤成立了新的党派也就是当时著名的阉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阉党又借用三案来打击东林党，从这个事件之后阉党的实力达到了顶峰。到了崇祯继位，崇祯对阉党开始了打击，这也是由于阉党的势力过于庞大已然严重影响了崇祯的地位和权力。崇祯给三案做了系统性的平凡彻底剿灭了阉党。然而，我们跳出整个事件来看，无论是哪些党派之间的斗争三案只不过是他们用来争夺自我地位和权力的重要工具，这对于他们来说没有丝毫的价值和信息。于是乎在明朝后期不断的党争之下明朝的政局日渐腐败，这是明朝覆灭总重要的根源之一。
3.党派斗争激化了阶级矛盾
其实到了明朝末年，朝廷内部党派之间的相互斗争使得当时的政治极度腐败，可是总体来说最终还是表现在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处于水深火热当中。而当时，商品经济理念发达，大多官员都对于物质财富过度追求。这就是明朝末期朝政极度腐败的最根本的原因。当时的官员大部分都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对追寻更多的财富。拥有了共同目标的他们就更加肆无忌惮继而拉帮结派重度剥削人民，从这个角度来看阶级矛盾就更加激化了。而且明朝的官员大肆的中饱私囊，导致了国库空虚，国力也日渐衰弱。特别是一些皇亲贵族，他们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疯狂征敛土地，农民们没有了土地变得流离失所，而他们又制定高额的赋税使得城里的手工业者连基本的温饱都保持不了，无可奈何的走上了对抗朝廷的道路。当时的民变可谓是频频发生，而这些官员还只是忙于争斗，对于人民的生死置若罔闻。当人民开始不断的揭竿起义，从众多地区出发就构成了明朝最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浪潮。在当时的起义军中最为的著名的就是李白成和张献忠。而当时的明朝政府没有对这些起义军丝毫的安抚而是坚决的进行了镇压行动。在崇祯十七年的时候，李白成依然打入当时的京城。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这标志了明王朝的覆灭。
三、自然灾害的影响
1.自然灾害的表现
相关历史统计资料显示，明朝从万历四十七年开始一直到崇祯的十三年的期间，明朝中几乎年年都有自然灾害，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当时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不小的冲击。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崇祯年间发生的自然灾害，当时自然灾害类型主要有，旱灾、蝗灾、涝灾、风灾、雹灾、震灾、雪灾等等。在这些自然灾害中最为经常发生的就是旱灾了，这对于当时的农产业造成了非常大的冲击。据统计，崇祯年间的旱灾使得测当时很多地方都在闹饥荒，而这样持续多年的闹饥荒在历史上也十分罕见。明朝末期的动乱是从陕西开始的，其实陕西是当时受到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区域。当人民生存不下去的时候，而明政府又不管不顾，人民只能揭竿起义了。以至于当时李白成也打着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的旗号来起义。从现代角度来看，陕西的地理位置比较特殊，天灾频发，其中旱灾最为严重。记得当时崇祯年间，陕西持续大旱，整个省份是民不聊生。不完全统计，自万历四十七年始至崇祯十三年，年年有灾，无灾不饥，无饥不大，给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带来巨大影响。下面以明朝末期崇祯一朝为例，试以一斑以窥全豹。综观崇祯一朝十七年间发生的自然灾害主要有旱、蝗、涝、风、雹、震、雪等几种，其中旱灾发生频率最高，对农业生产的危害也最大。连年大灾使得崇祯时期频闹饥荒，持荒之久、波及之广、灾害之重，为历代所仅见。明末天下大乱，首先是从陕西开始，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陕西的受灾之早，受灾之重。民不聊生无以延命，只得起身反抗，所谓“天降奇荒，所以资（李）自成也。”由于陕西受特殊自然环境的影响，常常发生天灾，尤其是旱灾。万历在位十七年间几乎连年灾荒。天启七年，陕西发生大旱，次年即崇祯元年继续大旱，其中陕北受灾程度最重。崇祯三年，灾区扩大到全陕。到崇祯六年，旱蝗霜三灾并至，全省大饥。河南在崇祯年间也是无岁不苦荒。从崇祯三年起就有旱灾的记载，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菜根、木叶充饥者，有夫鬻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有鹑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泥门担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残食者。”
2.全国范围的大面积灾害对农业生产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
首先是灾后物价上涨。明末连年大灾，给农业生产造成严重影响，粮食歉收导致粮价飞涨。陕西以前的米价每石不过一两银子，到灾后增加了好几倍。其次是加派与人口逃亡。明朝本已有专供御辽军费之用的“辽饷”，到天启年间又有关税、盐课的加派及杂项的增加。甚至在灾情惨重的地区，政府已经派遣大臣前往赈灾，而州县官吏仍向民众征收。吕维祺《请免河南粮疏》中描述了人民的悲惨境况：“野无青草，十室九空，？？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民众逃徙之后土地荒废，官吏仍责令现存的民户代纳所欠。民众怕被荒田之税所累，索性连熟田也抛荒不耕了。吴焕在《请抚恤三秦疏》中证实，陕西的很多州县，如耀同、宜中、宁真等县人民，“自遭大荒、大乱、大疫之后，死亡逃散十分已去六七。”最后必然导致地方行政的瘫痪。万历、天启年的政治腐败积习已久，加上崇祯时的连年大灾，使生产力遭到极度摧残和破坏而降到最低点，社会经济陷入绝境。陕西、山西、河南、湖广的加赋都较重，人民早已不堪重负，再加上重灾的影响，民变之所以发动于陕西、山西，继盛于河南、湖广即是由于此因。不容置疑，自然灾害的大规模群发严重削弱了明朝的国力，可谓是“禾稼不登，人皆相食，或食草根树皮，饿死者十之九。兼以流贼纵横，土寇劫掠，百姓皆弃田土而去，榛芜遍野，其城堡乡村居民甚少――明之国势已如此矣。”可以说，是自然灾害这一看不见的强大敌人，在多种因素作用之下，拖垮了明朝的社会经济，为清军入关创造了“大树自扑”的必要历史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