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播州杨氏土司在历史上为维护西南边疆统一做出了一定贡献。其末代土司杨应龙品行恶劣，但本无逆反之心，最终促其作乱并招致覆灭的主要因素，一是土司制度固有的弊端，二是明廷措置失当。平播之役和杨氏土司的覆灭充分说明，土司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础是土司能够与中原王朝保持一致。合则存，分则灭。
关键词：播州；杨应龙；万历
中图分类号：K878.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7）01-0036-04
作为“万历三大征”之一的平播之役，翦除了影响西南地区七个多世纪的杨氏土司。其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万历朝48年里的军事行动中并不多。作为末代土司，杨应龙从顺应朝廷到与朝廷决裂的巨大转变，反映出其个人品行的不端及播州土司制度的巨大隐患；而明廷对杨应龙所采取的军事行动，确有其失当之处，并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朝廷与杨应龙之间的矛盾，但总体来看，平播之役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正当之举。
一、杨氏久治播州之因
播州杨氏自唐末进入播州，历经五代、两宋、元、明，其世系历时之久，影响之大，在西南诸土司中，罕有可匹者。究其长治久安之道，似并非土司制度之优越，因土司制度自元方始，唐至两宋只有羁縻之制度。但若以羁縻制度优越为因，似又无法解释同为羁縻之地之其他民族首领世系为何难以久续。
从唐至明，播州土司在长达725年的时间里世系不绝，屹立不倒，与其始终与中央王朝保持紧密关系密不可分。值得注意的是，每当王朝更迭之时，杨氏传人不再为已亡的旧王朝效命，很快投入新王朝。新朝为笼络地方豪族土酋，迅即授予职衔，又不吝封赏，给予荣宠，表明双方确立了新的君臣关系。杨氏传人这种在政治上顺应历史潮流的明智选择，是其历久不衰的重要因素。
此外，杨氏历代传人世世守臣节，尽守土之责。进入明朝后，在杨应龙叛变前的200年里，杨氏传人仍忠实于明廷，频频献贡。据《明实录》统计，从第21任土司杨铿开始至第29任土司杨应龙，共向明廷朝贡137次。其中，杨应龙叛前，即万历元年（公元1573年）到十六年（公元1587年），还朝贡10次。其中仅万历元年就朝贡两次，以贺皇帝登基。杨应龙进贡的“方物”，数量极多，又多属名贵，如楠木、战马等。除此，杨氏土司还利用皇帝立太子之机或以其他名义额外进贡。这都是西南其他土司无法相比的。在发生战争时，杨氏传人也会毫不犹豫地出兵助战，屡立功勋。
二、杨应龙作乱始末
杨氏土司为何会在杨应龙这一代走向终点，原因有很多。本文姑且将平播事件分为三个阶段，逐一加以分析。
（一）第一阶段：“罪在嗜杀，非叛也”
杨应龙在初期虽无反叛朝廷迹象，但其在播州的统治却显露出诸多问题。在正史中，我们很难发现杨应龙在播州具体如何行事，但在平定播州之乱的主将李化龙所写的《平播全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杨应龙益横，所居饰以龙凤，僭拟至尊：令州人称己为千岁，子朝栋为后主，益选州人子女为绣女、阉人。”[1]此为一人之词，不排除有夸大之处，不可全信。《明实录》载：“贵州巡抚都御史叶梦熊疏论播州宣慰杨应龙凶恶诸事……巡按御史陈效则历数杨应龙十二大罪，而复次其怙凶阻勘之状”[2]。然而，到了《明史》中，同一事却变成了“巡按陈效历数应龙二十四大罪”[3]。众知《明实录》早于《明史》，“十二大罪”缘何到了《明史》中数量翻了一倍？这断不可能是誊抄之误，似有意夸大其辞，放大杨应龙的错误。在朝臣弹劾杨应龙的同时，四川按臣李化龙认为，松潘战事吃紧，对杨应龙应“疏请暂免勘问，候征兵御虏之后再为议处”[4]。而叶梦熊、陈效仍坚持认为：“（杨应龙）其所辖五司与土同知俱背之来归，愿属重庆。众叛亲离，何至有不测之虑？”[5]，并主张改土归流。然而，杨应龙“嬖妾田屠妻张氏，并及其母。妻叔张时照与所部何恩、宋世臣等上变，告应龙反。梦熊请发兵剿之，蜀中士大夫悉谓蜀三面邻播，属裔以什伯数，皆其弹压，且兵骁勇，数征调有功，剪除未为长策。以故，蜀抚按并主抚。朝议命勘，应龙愿赴蜀，不赴黔”[6]。杨应龙被囚于重庆，后因愿出兵参加援朝战争，被释放，然而未及启程，战争便已结束。四川巡抚王继光继续追查杨应龙，“应龙抗不出”[7]。于是，王继光与总兵刘承嗣进攻娄山关，杨应龙佯装投降，却统苗兵进行抵抗，大败官军。王继光上奏：“乞会同贵州抚臣相机酌处，止擒首恶，不及无辜。”[8]此建议得到万历帝赞同。杨应龙得知自己惹下祸事，上奏云：“何思之澹七姓之词，皆属仇陷，乞戴罪立功。”[9]然而并未得到朝廷允许。
此阶段为平播战争的序曲。总体情况为杨应龙“罪在嗜杀，非叛也”[10]。杨应龙因不堪忍受朝廷的审问，故而加兵泄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叛乱。朝廷面对这样的情况，依然保持“如应龙父子悔祸，许自缚请罪，即与奏闻定夺，否则罔赦”[11]的宽大态度。
（二）第二阶段：“非真有叛状而遽请用兵”
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兵部侍郎邢d任贵州总督，“檄重庆知府王士琦诣綦江，趣应龙安稳听勘”[12]。杨应龙得知消息，“面缚道旁，泣请死罪，愿执罪人，献罚金”[13]。并缚献黄元等12人抵斩，请纳银四万两助采木赎罪，但仍难免革职的处罚。不仅如此，杨应龙以长子杨朝栋代行土司之职，将次子杨可栋留在重庆作为人质。不久，杨可栋死于重庆，杨应龙“促丧归不得”[14]。悲痛不已的杨应龙拒绝缴纳赎金，并明确表示：“吾子活，银即至矣。”[15]随后，杨应龙“分遣土目，置官据险”[16]，并利用自己的威望调动苗人出兵，于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袭掠余庆、大呼、都坝，焚劫草塘二司及兴隆、都匀各卫，围黄平，戮重安长官家。二十五年（1597年），流劫四川江津、南川诸邑，袭击贵州洪头、高坪、新村诸屯，并侵扰湖广48屯。至此，杨应龙与明廷彻底决裂。
分析这一阶段的史实，不难看出杨应龙最后反叛，在很大程度上是明廷步步威逼的结果。杨应龙在朝廷的重压下，认罪态度良好，甚至将亲生骨肉作为人质。况且，杨应龙并无针对朝廷的实际叛乱行动。然而，在杨可栋死后，朝廷竟然拒绝将其尸体归还杨应龙，这不仅有悖常理，更有违人伦。杨应龙在悲愤交加中，终于举起了反明大旗。从另一方面讲，杨应龙能纠合军队对抗官军，并且战而胜之，不能排除杨应龙在道义上占据了上风，“苗人咸愿为出死力”[17]。实际上，早在杨应龙反叛之前，贵州巡按薛继成就曾言道：“播州原辖于川，未尝侵及于贵，何苦劳民伤财？割心腹而事肘腋？”[18]礼科给事中杨东明更一针见血地指出：“第重庆之狱，未结即放，既放旋提，我多反复，致其生疑，非真有叛状而遽请用兵，遂据险出掠，冒难逭之诛，皆处置失宜之过也。”[19] （三）第三阶段：“杨应龙势急自尽”
杨应龙起兵反抗，恰中明廷下怀。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贵州巡抚江东之等率兵3000进剿播州，却遭到杨应龙弟弟杨兆龙和子杨朝栋的阻击，官军全军覆没，江东之被革职。
此时，明朝援朝抗倭战事已经结束，万历帝得以空出手来平定杨应龙叛乱。同年五月，李化龙再度出山，奉命节制川、黔、湖广三省军务，手持尚方宝剑，坐镇重庆，主持平播战事。明军分兵八路进剿：总兵刘E出綦江；总兵马礼英出南川；总兵吴广出合江；副总兵曹希彬出永宁；总兵童无镇出乌江；参将朱鹤龄出沙溪；总兵李应祥出兴隆卫；总兵陈U出白泥。每路兵马3万，共计20余万人。在国力已趋于衰微的万历朝中期，为平定一方土司而动用如此数量的军队，充分说明万历帝对平播战争的重视。八路大军中，刘E是平倭名将，素有威名，他率军一直攻到娄山关下。娄山关是杨应龙老巢海龙囤的门户，与海龙囤并称天险，易守难攻，但是，却被刘E在四月至六月两个月内连续攻破。六月初六日，“杨应龙势急自尽”，妻儿并逆党何汉良等被生擒。平播之役前后历时114天，斩杀杨应龙的部队2万人。万历二十八年（1600）十二月，李化龙班师回朝，并将杨朝栋等69人押解到京师，碎磔于市。至此，平播一战胜利结束。
三、杨氏土司覆灭探析
通过上文所述可以看出，杨氏土司覆灭的原因既有杨应龙在地方肆意行事、引起众怒，又有朝廷措置失当、激化矛盾。从表面上看，朝廷在前期对杨应龙一直采取姑息忍让的态度，但实质上则是一步步逼其造反，前文所叙杨东明之言甚为精到。万历二十九年正月壬子（1601年2月15日），万历帝在午门楼下诏云：“八年来，俄烦兵甲……内攘外却，无损国威，然彼皆文告不来，自投衅镬，朕甚悯之，非为快也。惟此播州故有杨氏为酋长，率受我冠裳，子孙之仍袭有年，朝廷之复露良厚，夫何其末胄应龙者，安忍无亲，大逆不道……朕心不忍加诛；因其汉官，疆以戎索，曲从赎死，为德甚弘，而乃下愚不移，肆行无忌，敢为辱，妄意荐窥。既逋重庆之囚，遂决跳梁之志，收藏亡命，k煽苗夷……内则僭越王章，无复人臣之礼；外则矜诩物力，有p中国之心……。”[20]万历帝此言，未免有不实之处。既声称“疆以戎索，曲从赎死，为德甚弘”，又何至于“未结即放，既放旋提，我多反复，致其生疑，非真有叛状而遽请用兵”？所言“既逋重庆之囚，遂决跳梁之志，收藏亡命，k煽苗夷”，是因“可栋死于重庆……（杨应龙）促丧归不得”。“吾子活，银即至矣”乃是杨应龙绝望的咆哮。所云“内则僭越王章，无复人臣之礼”有据可依，但“外则矜诩物力，有轻中国之心”则言过其实。播州杨氏经数百年经营，势力强大，物产颇丰，但依然对朝廷保持臣节，尽力纳贡，虽地方有患，但未触及朝廷根本。即使后来明廷欲决心化解这场政治与军事危机，仍然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予以宽待，或许杨应龙不会走向绝路[21]。
杨应龙被逼至反，以致杨氏土司在明代覆灭，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是历史的必然。
首先，杨应龙反抗不可避免，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土司制度的致命弊端。土司制度建立在“羁縻”之上，是中央王朝为了管控自己鞭长莫及之地而采取的一种治理方式。土司制名义上隶属中央王朝管辖，实际上形同独立王国。土司世袭，往往同姓相传或家族内相传。土司对所辖之境、所辖之民有绝对的管理权。不仅如此，土司有自己的军队，有军事资源，有发动战争的能量。只要他对中央王朝恭顺，便可保自身无虞。但问题在于，凡土司境内所行社会制度，无一例外均属农奴制，甚至个别的还行更落后的奴隶制。在这种制度下，土司极易变异，不时与中央王朝分庭抗衡。失去制度和法律约束，一些土司很容易与中央王朝背道而驰，矛盾与冲突不可避免。杨应龙之乱，不过是这一冲突的一个典型案例。可见，土司世袭制是边疆动乱的一个主要根源[22]。有明一代，朝廷对西南土司用兵平均三年一次，足见土司与中央王朝的矛盾始终存在，何时爆发只需偶然因素。
其次，明清两朝，中央集权不断强化。虽然许多土司辖地都是相对落后的地区，朝廷未予重视，但播州则有其特殊性。经过杨氏家族200年的经营，播州社会经济进一步发展，文化素质提升，其汉文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土司地区，文明的程度也在前列。杨氏在地方威望甚大，财力物力充盈，这不得不引起明王朝的忌惮。因此，一旦杨氏内部有隙，明王朝是不会放过征讨的机会的。
最后，地缘政治问题也是明廷决心剿灭杨氏土司的动因之一。关于播州的行政区划问题，在明朝初年一变再变。先是明朝洪武五年，播州宣慰司划归四川布政司管辖。洪武十五年，播州军政事务划归贵州都指挥使司。洪武二十七年，播州复划属四川布政司。黔北从汉代到元代属丁四川省管辖，自然在文化风俗上受四川的影响更大，与贵州文化认同感较差。当时播州在行政上归属四川，但黄平、凯里又属贵州。川、黔两省官员各从自己的利害出发，对待杨应龙的态度分歧很大。川、黔抚按疏辩，“在四川则谓应龙无可勘之罪，在贵州则谓四川有私庇应龙之心”[23]，不仅导致“会勘”无法进行，也使杨应龙有隙可乘，并有时间作大规模起兵反明的准备。
三、结语
虽然明王朝及杨氏土司在处理双方关系时的政策与措施有得有失，但和平统一始终是国家发展的大趋势。土司制度的存在有其固有弊端，当中央集权强化时，土司内部矛盾便会被放大，继而为中央王朝提供进剿理由。另一方面，明王朝用兵播州，荡平杨氏土司，实行改土归流，虽在道义上失义，行动上失理，但不可否认平播战争加强了明王朝对西南地区的统治，促进了播州经济文化的发展，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长期繁荣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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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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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明神宗实录（卷二六六）.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丙寅[M].上海：上海书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红格钞本.4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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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明神宗实录（卷二四七）.万历二十年四月乙巳[M].上海：上海书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红格钞本.4604.
〔11〕明神宗实录（卷二七二）.万历二十二年四月辛亥[M].上海：上海书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红格钞本，第5045页。
〔12〕〔13〕〔14〕〔15〕〔16〕〔17〕明史（卷三百十二）[M].北京：中华书局，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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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明神宗实录（卷二三）.万历十八年十二月癸未[M].上海：上海书店，中研院史语所校印红格钞本.42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