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也没有什么事值得16岁的方晴流泪了。
14岁那年，父亲、奶奶和母亲在8个月内相继离世。但痛苦没有在这一年终止。
每次回家都变成痛苦的回忆，不仅是因为她曾在这里失去亲人，也是因为她继承80万遗产之后，周围一切都变了。
方晴来自银峰村，方姓是村里的大姓。银峰村隶属浙江省杭州市淳安县姜家镇，靠近千岛湖的西南湖区。村里的青壮男子大多以装修为生，“有出息的”就去杭州做个包工头，没什么名堂的也能在附近的村镇找到活计。方晴的父亲在杭州做了十几年木工，2012年底，他从3米高的架子上摔下，不幸离世。
方晴和妈妈桂兰，同村干部一起赶到杭州。在律师的帮助下，他们得到了80万元赔偿金。
“钱和人一起回了村。”方杏莲这样形容。她是银峰村村民，方晴家的邻居。
父亲回村后，方晴90岁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奶奶突然从梦中惊醒，大哭不止，一个月后在忧思中离世。奶奶在家族中威望很高，村里人叫她“太太”，老祖宗的意思。奶奶结过两次婚，生了5个孩子。
长子4岁时，丈夫去世，奶奶带着三个孩子改嫁，与第二任丈夫生下方晴的父亲和二伯。两个女儿成年后嫁去外地，很少回村。奶奶偏爱长子，要求两兄弟凡事以大哥为重。
方晴的父亲结婚最晚，30多岁还没成家。奶奶借钱凑够2000元路费给村里的媒婆，媒婆从云南带着堂姐17岁的女儿桂兰回了村。那时，桂兰带着60元钱离开云南，还以为是来浙江打工的。
二十世纪90年代初，银峰村所在的淳安县曾是杭州市的贫困县；杭州102个贫困村中，有101个在淳安县。但没人因为贫穷而自卑，因为没人称得上富有。那时盖一座房子，算上装修最多只要800块，东家只需提供饭和烟酒。至于劳力，下次你家盖房，我还上就是，人情都记在心里。
80年代末，村里的年轻人开始外出打工。大约四分之一的房子门前挂上一把铁锁，留在村里的是老人、残疾人、妇女和孩子。村里几乎看不到年轻人，这一景象一直持续至今。
90年代末，三层的屋子在村里一座座落成。这时，盖房子要付工钱了，工人们开始讨论，哪个东家的饭菜更好，谁家出手更阔绰。大约5年前，东家不再做饭，取而代之的是每个工人一天30元的伙食费。人情债也随着标准化的付费交易而结清。
也是这个时候，桂兰被媒婆带到了银峰村，那是1998年。她不认路也不敢出门，写好信也不知道如何寄回家，云南的母亲也不知道她的地址。她想家，每晚都哭。
一个月后，她和方晴的父亲结了婚，没有一点嫁妆。第二年就生下方晴。
丈夫去世那年，桂兰只有31岁，方晴14岁。
“桂兰说话声音很小，真的是一个好人。”说到这，邻居方杏莲高扬的声音终于降了下来。方杏莲是村里的留守妇女，专职在家带儿子。
大方桥是银峰村消息最灵通的地方，也是流言的起源地。这是一座古桥。平时，一些村民总是步履安闲地来到这里，他们翘着脚在桥上吃早饭，午后在这里闲坐乘凉，晚饭时间几乎是一天新闻的高潮。聊到尽兴时，隔着两条小巷，就能听到村民的热烈讨论，炎夏的蝉鸣也无法盖过这样的声浪。
国家大事，别人的家事，桃色新闻，邻里矛盾，都曾在这座桥上被热烈讨论。
以前银峰村的农民恨不得把庄稼种到山顶去。但2000年后，这里的田园牧歌几乎不再，鲜有人再弯腰插秧，人们发现养一张春蚕的收入比耕种一亩水稻的年收入还要多。
现在，银峰村的耕地面积是1121亩，全村共有1811人，平均每人6分田地。已经很少出现农忙，乡村生活变得单调乏味而无所事事。
从2012年底开始，80万的赔款，一下子成为这个村庄的头等谈资。为什么会赔80万？究竟是谁帮了忙？方晴的父亲是家中的三弟，曾有人提议，这笔80万的遗产要由方晴的大伯、二伯和母亲共同管理，但最终没有成事，赔款还是全部交给了方晴母亲。
方晴奶奶死后，是非渐渐笼罩住这对孤儿寡母。开始有人向桂兰借钱，也有人要给她做媒，更有传闻说哪个男人住进了她的家。只要她们出门，就有人对她们说：“没见过这么多钱吧？”
过完春节，桂兰把远在云南的父母接来村里，她希望父母可以帮忙家务，自己外出打工。外公外婆卖了家里唯一的牛，带着900块积蓄，穿着草鞋来到杭州。这是方晴第一次见到外公外婆。
外公外婆还维持着云南家乡落戈村的生活习惯，桂兰便与父母一起种地。
方晴读寄宿中学，暑假回家时，已感到家中气氛尴尬。方晴从邻居口中得知，外公外婆时常和母亲争吵。母亲不再出门，抛下了所有家务；她几乎不再讲话，只是一个人在房间看电视、上网。这时，外婆会向路过的村民抱怨，桂兰不做家事了。
谁都没想到，桂兰会吞下半瓶百草枯，这是一种剧毒农药。
在杭州的医院里，14岁的方晴第一次见到母亲病历上写着“抑郁症”。而接下来，母亲留下的那个80万元的存折，又成为方晴的负担。
母亲过世后，因为不习惯外婆做的云南菜，方晴开始去隔壁二伯家吃饭。这让外公、外婆不满。
村子里开始有人说：“二伯以前对方晴不好，现在对她好，就是要贪她的钱。”流言在村里扩散开来，二伯一家突然成了众矢之的，兄弟两家也终于撕破脸。
二伯曾是兄弟中最穷的一个。在农村，能不能赚钱，是一个人有没有本事、有没有尊严的唯一标准。不过，如果曾经的穷人突然翻了身，那么“他的钱就一定不是好来的”。
没有人想到，2014年春节，二伯的大女儿方宇苓开着车回家了。因为家里穷，方宇苓不得不比同龄人更早地步入社会，19岁便开始在杭州打工，做过服务员、广告策划、也跟过项目。两年前，她创业了，年收入不菲。 2012年，二伯家盖起了房子，房顶是徽派设计，这是大方桥附近最显眼的房子，装修讲究，家具还是在千岛湖镇置办的，总共花了50多万。而到现在大伯还因为当年盖的房子欠着2万多元。
村子里开始流传方宇苓在杭州做小姐的传言，有人称“看见她出台了”。
“村里的话很难听，3个人说、6个人说、9个人说，好像就是真的了。那些人眼红这80万，不然为什么要管别人的家事？”方晴曾经的邻居说。
外婆开始上门要求二伯母交出存折。她坚信存折在二伯母家中，因为这是女儿“在梦里告诉她的”。当年的媒婆也来为外婆打抱不平，外婆是她的堂姐。为了证明钱没有被二伯家骗走，有村民提出要看方晴的存折。
“天天都在说钱、钱、钱。为什么非要这么功利呢？”方晴说，她发现无论最初的争执是什么，说到最后，村民的目光最终总是落在这80万上。
在班主任项志强的陪同下，方晴带着存折从学校赶回家。十几个人涌向村委会，她们边走边说：“存折拿出来以后，就要外公外婆管了。”
拿出存折展示给大家看后，方晴一直低着头，沉默，流泪。
上面的80万数字安然无恙。
钱还在，但没人认为那就代表是安全的。他们认为：“现在没骗，以后也会骗。”
“当时我觉得很奇怪，我的学生是孤儿、是未成年人，有人给她温暖居然会有这么大非议，这很不好理解。”方晴的班主任项志强说。看着村民各怀心事的神情，他一再跟他们强调，方晴需要的是关爱。
方晴说，父亲出事后，在大伯脸上没有一丝泪痕。办完父亲的后事，大伯母把剩下的酒水搬回自己家。当方晴母亲拒绝借钱给他们的儿子偿还信用卡时，两家人便几乎断了往来。
“方晴去谁家吃饭？”一度成了村里的焦点。外公外婆会向村民宣布方晴的动向。听说她回家吃饭，便会奔走相告；如果她在二伯家吃饭，便会有人前来“好言相劝”。
仅靠口耳相传，村民获取消息的速度是惊人的。
一些基本的善意、正常的交往在80万的阴影下被扭曲变形。为了与大伯家和解，方宇苓曾主动送过电饭锅、热水袋和500元钱。为证明不被“收买”，电饭锅至今仍然被大伯束之高阁。
在村里，16岁的方晴遭遇母亲当年的艰难。慢慢地，方晴也和妈妈一样，窝在自己的房间里，不愿再出门。
因为琐事，外公和二伯扭打起来。也是这一次，方晴提出给外公外婆10万元，条件是让他们回到云南。外公提出要20万元，并分得“全部家产的一半”，因为“房子是女儿女婿一起盖的，女儿出了钱，所以我们也该有一份。”外婆这样告诉记者。
外公外婆说，照顾方晴是女儿的临终嘱托。于是，在村民强烈要求下，外公外婆留在了村里。
方晴不相信母亲会把自己托付给外公外婆。“他们哪里照顾了？”方晴语带冷漠，她对外公外婆的抵触早已超出了同龄人对祖父母的逆反。
今年清明节后，方晴的名字又一次在大方桥上响起，声音大到方晴在家中就能听见。她一个人冲过去，村妇们陷入突然的沉默。没多久，她们就陆陆续续开腔。
声音渐渐大起来，几个村民同时发难，瘦小的方晴被围在中间，她几乎用尽全力，一边流泪，一边试图和每个人解释。但她听到的是“不孝顺”“克爸妈”“傻子被人骗”方晴看到外婆也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地盯着她。
争吵持续了两个多小时。
7月中，几个村妇的步步相逼让这件家事成了新闻，当地报纸、微博上都是对村民的不满。
原本不怎么说话的大伯，开始在大方桥说个不停。他嗓门很大，急切地要人知道：他不想贪方晴的钱，是二伯要贪。他本来就有气管炎，半瓶啤酒就能让他喘得不停，几天下来嗓子已经哑掉了。而大伯母提到方晴时，依然咬牙切齿。方杏莲则认为，方晴已经被方宇苓的“糖衣炮弹”收买了。
村民们的描述和方晴所说的亲身经历几乎完全相反。为了核实细节，记者长时间地和方晴聊天、核对。16岁的她突然问记者：“你相信我吗？”因为父亲去世后这三年来，几乎没有村民相信她的话。80万的遗产，让她无人可依。
家也回不去了。上次回村时，她发现自己的钥匙已经打不开家中的大门。她淋着雨，独自跑去墓地，和爸爸、妈妈、奶奶聊到天黑。
二伯母买菜时，也有人指指点点，背后还会突然冒出几句冷言冷语。今年，她甚至挨了打。打人者后来赔了钱，写了道歉书，却仍然对她说：“你是斗不过村里舆论的。”
就在二伯母被打的第二天，村里开始传80万已经被二伯家花得只剩下4万元，方晴不得不再次拿出存折。这是她第三次公示存折。十几个村民挤在大伯家，轮流看了一遍，钱依然没被骗走，他们喃喃自语着散开了。
每一次，方晴的存折都证实了二伯一家的清白，但没有一次能让他们摆脱谣言。方宇苓只好把父母接到杭州，一起住在杭州的一间租来公寓里。而村里的流言又称：“方宇苓用方晴的钱在杭州买了房子。”
如今，二伯一家和方晴一样，也有家不能回。
方晴告诉记者，事实上，二伯家不仅从未向方晴要过钱，还承担了方晴假期时的生活开支。“方晴的衣服一看就是同学中最好的，是她姐姐在杭州买的。”项志强说。为了躲避村里的纠纷，准备中考，方晴曾在镇上租房子读书，房租也是方宇苓一次性付清。项志强曾建议方晴，不要白吃白喝，付一点生活费，但二伯家没有收。
在村长方大樟的帮助下，方晴曾暂时住进了二伯家。这举动被村民视作“收了二伯的好处”。
方大樟是方晴的监护人，方晴叫他村长爸爸。他每周接送方晴上下学，有时方晴和他谈起心事，这个五十多岁的男人会陪她一起掉眼泪。方大樟也是孤儿，13岁失去父亲，15岁母亲离世，方晴的苦他都懂。那时，村里不只他一个孤儿，方大樟记得另一对孤儿家中漏雨，全村人一起帮他们盖了房，分文未收。
方大樟是最早离村的那批人，一走就是26年。如今，他老了，回村做了村长。还来不及反应，农村复杂、琐碎、非理性的人情世故朝他扑过来。他曾被村民围在大方桥上，也被人堵在家里，有些力不从心，但又不得不一再向村民解释。
另一个外出打工十余年的村民对记者说：“回村后发现，家长里短的是非一下子多了。他们只按照自己的角度考虑事情，很少换位思考。而且有些人好像无法用道理说服。”
1934年，沈从文曾这样评价中国的乡村：“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
如今，80年代的乡村生活就已经让村中的老人怀念了。“总是以前的人心好一些。”不止一位年过半百的村民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