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在大约一千八百多年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也。”过了差不多五百年后，被后人称为“诗圣”的杜甫也不甘示弱，说什么“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今天我们要问的是：那个“寸心知”的“文章”之“得失”，真的能成为“千古事”吗？杜甫发狠诅咒之后又过了一千年，清季衰末，新党纵议，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1]中高扬小说的功能，提出了“小说救国”论。
梁启超说：“故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在梁启超那里，“新小说”被作为“群治”和“新民”的手段，经由“熏”“浸”“刺”“提”四种途径，小说“用之于善”，可以起到“福亿兆人”的作用。时至今天，我能确定的是：梁启超的说法，所谓“小说救国”绝对是对小说功能的夸大！梁启超过于夸大文学作用之处还在于他甚至认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是源于“状元宰相”“才子佳人”“江湖盗贼”“妖巫狐鬼”等一系列“诲淫诲盗”的旧小说的影响。“梁启超本质上还是个文人型的政治家。……政治家的责任和文学家的良心常常冲突，使梁启超的文学理论与创作呈现出矛盾状态。……梁启超的矛盾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相当典型，它反映出传统文学观念在近代的投影”。[2]
什么是“传统文学观念”？什么是梁启超理解的“传统文学观念”？我认为，梁启超的“传统文学观念”是曹丕的文学观念。而另一种更古老的“传统文学观念”与此不同，那是孔子的文学观念。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们仔细研读这段话，你会发现孔子论文，不似后世那么夸大文学的作用。事实上，“兴观群怨”的“诗”根本起不到对国家大事的绝对干预，更谈不上可以“救国”，它的作用在于“讽化”，所谓“移风易俗”，“诗教”是也，文学对社会的发展充其量只能起到“补益”作用。
更重要的是，在曹丕那里所言的“文章”，也不是专指今天的文学，孔子所言之“文”，更在于“文明”之“文”。一句话，今天所说的文学，在古代的中国，实在是“馀事”，远远不是梁启超夸大的那样。事实上，民国以来，无论是梁启超的“小说救国”，还是鲁迅的“文学救国”，其实都救不了国。
因此，过于夸大文学的作用，或者过于在意文学的历史位置，都不过是文人们的自恋情绪罢了，我以为，文学自有其位置，用流行语言说：“将文学还给文学”，就好了。
“将文学还给文学”，是我思考“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的出发点。我既不想夸大这一群体文学写作的水平和影响，也不想贬低他们的价值和意义，也不想那么快的给他们找到文学史位置――我直截了当的认为：为“80后”写作者和他们的作品操心文学史位置，与“80后”写作者们没什么关系，那么年轻的他们也许根本不在意能不能入史，他们的前面，有长长的日子。所以，操心“80后”文学入史的问题，不是搞文学批评的人在杞人忧天，就是在与占据当代文坛批评话语权者争取批评的权力，争取批评家的位置罢了。
我也是这些批评者中的一员，毫不讳言我也有这样潜在的动机。但是，以我个人的研究状况来看，其实我们这一代人只可以为“80后”一代呼吁和呐喊，而没有资格、也不必要为他们树碑立传、编纂史册。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观点，只有同一代人研究同一代人的作品才有话说，他说：“我始终认为一个批评家最好还是选自己同时代的作家来关注。因为是同一代人，他的感情和我差不多，他们想要讲的东西我可以理解，我们的想法是一致的，读他们的作品有话好说。我心甘情愿做一代人的批评家，而不是什么都去批评的人。”[3]不过，我并不完全认同陈思和先生的观点，学术研究没有禁区，也不应该有什么人为的壁垒，对于并不是同代人的文学还是可以研究的。如果完全按照陈思和先生的观点，研究李白杜甫是不是还要在地下挖出一些唐代的批评家呢？我的观点是，对于文学研究来说，有共同的生活阅历确实是能有更多的“生活经验理解”，但是不必说不能研究。相对于“80后”文学写作者及其作品，作为“60后”的我，是没有和他们完全一致的“生活经验”的，因此，也难以在真实生活体验的层面对这一代写作者进行盖棺定论式的研究。所以，我认为，对于“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的研究更应当在以下几个层面展开，而不必急于将他们写入文学史，也不必焦虑于他们目前文学地位偏低和被忽略甚至被藐视的事实，历史在前面等着，我们只需要做我们该做的事就够了。
第一，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文学实证研究”。文学研究对象应当是文学作品，对“80后”文学的研究要进入内部研究，而不应当仅仅在外围徘徊，只是进行外部研究。从作品的数量来说，仅仅“80后”偶像派作者作品就有很丰富的产量，这为我们研究“80后”文学提供了大量的标本，对这些文本做细部研究，就足以产生实实在在的“80后”文学观察。以笛安为例，其“龙城”系列就构成了比较壮阔的画卷，我的同事刘俊峰先生的系列研究，提出了“80后世代”[4]的概念，就是非常好的文学内部研究。
第二，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文学与文化的相关性实证研究”。这种研究不仅仅要关注写作者，更要关注文学文本中的“文化场域”构建，比如在韩寒的文学写作中，实际上构筑了一个比较虚幻的文学场域，一种寓言式的生活空间。比如在《光荣日》中，韩寒构筑了一个虚幻的城堡，这里的人完全不同于现实生活，在那种看似荒诞和虚无飘渺的魔幻世界中，韩寒狠狠的调侃着我们真实生活中的种种虚伪和自以为是。在《1988，我想和世界谈谈》中，他同样采用虚幻的汽车旅行的小说模式，将现实生活中的景观移植到虚幻的生活场域中，以对底层的粗粝描述，嘲讽和调侃了假正经、自以为是，描写了少年一代觉醒的过程。因此，对“80后”偶像派作家和作品的研究，要从文学与文化的构筑角度进行研究，揭示新的一代写作者通过作品，构筑他们的文化场域的可能性。
第三，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代际和国际两个领域的“文学比较实证研究”。“80后”一代写作者的文学笔触是广阔的，由于这一代成长于打开国门之后的文化空间中，因此从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很多乡土之恋和文化负担，他们更多的表达着现实的镜像。可以说，在这一代身上，更多的是梦幻色彩和现代意识。以张悦然为例，其文学写作具有明显的梦幻意识，同时作为个体，她的海外游学经历，也给其文学表达提供了更广阔的视域。与张悦然有着一样的经历，笛安的法国留学背景也在她的“龙城系列”中有所体现。所以，代际和国际应当成为“80后”文学深度研究的必要内容。 第四，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文学与新媒体互动生成的相关实证研究”。不需赘言，这一点是“80后”文学的优势，主要体现在文学传播的角度。没有新媒体，就很难想象“80后”可以如此任性、如此恣意。以郭敬明、韩寒为例，如果没有新媒体不断的推波助澜，很难想象他们会有今天这样的影响力，尽管这种影响力对传统纯粹的文学面貌有所冲击，但是你很难不将他们的文学呈现与新媒体连接起来。尤其“80后”偶像派作家，其“偶像”的含义基础，便是新媒体。
第五，我认为对“80后”文学及其写作者要进行“跨界研究”。可以说，几乎所有的“80后”偶像作家都存在“跨界”的现象，他们将文学、电影、网络、音乐、赛车和行为艺术、商业操作毫不犹豫地的结合起来，没有任何的不适应和尴尬。对于“80后”一代写作者来说，写作与表演没有什么不同和分裂，赚钱和文艺产品天然地在一起合奏，一切都是生活，不存在精神洁癖和道德崇高症。韩寒和郭敬明比拼着办刊物、拍电影、做广告、出席各种表演仪式，以及最重要的“赚钱”。这些在80年代被批判的“商品化”倾向与他们同在。所以，“跨界研究”，打通和发现“80后”文学生活场域的壁垒、还原文学与生活的实证关系、切实地面对粗粝的文学真实和生活真实，是今后“80后”文学研究必须面对的。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景观，今天看起来硝烟弥漫、彼此攻I、互不认可与买账的批评界，在岁月流转的未来，也许只是些微水花。热闹沉寂，泛滥的不是事实，只是阳光太过刺眼，几个虚幻的光斑，迷惑了多少人的眼。以“小说救国”、以“文学救国”，使得文学担负了其不能担负的重任。一直以来，这种倾向并没有消失，尤其在理论家看来，文学及其批评似乎担任着天下的精神灵魂，这类夸大其词的情绪化和非理性态度，令批评界时不时硝烟四起、热闹非凡。每一代活着的人都认为自己伟大的不得了，今天弥漫在学术界、文学界的自恋和自大尤甚。我认为今天的批评界需要的恰恰不是“自信”，而应当是“谦卑”。说“80后”文学没有经典这样的话有意义吗？说“50后”“60后”的文学伟大有底气吗？入不入史很重要吗？我认为，文学不过平常事，不需要刻意追求，只需要扎扎实实的文本研究，提供以上五个方面的丰沛成果，就足以将“80后”一代写作者带入文学史了。
注释
[1]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夏晓红著《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中华书局2005。
[4]刘俊峰著《80后世代的文化场域与媒介空间》，《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