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嫌疑”是1955年“肃反”运动中复旦大学给杨兆龙所拟的三大罪状之一，但罪证却没有列出一条。相反，他一生有不少反帝爱国的事情。
一生反帝爱国
在这场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中，正在东吴法科读书的杨兆龙表现积极，被学校学生会推选为代表加入上海学生会，任该会法律委员会委员，参与对日本和英国当局的谈判交涉，要求严惩杀人凶手，赔偿受害者家属损失。这是杨兆龙第一次参加反对日本英国帝国主义欺压中国人民的学生运动。
1936年日本加紧侵华，国内抗日呼声普遍高涨，中日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 富有爱国思想的杨兆龙，决定放弃原定赴俄、波、捷考察之计划，结束在柏林大学之法学研究，于这年夏季毅然回国，投身抗战。他一边为政府起草抗战所需要的法律文件，一边撰文呼吁废除领事裁判权，先后发表了《领事裁判权与危害民国之外籍人民》《领事裁判权之撤废与国人应有之觉悟》等论文。
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海牙等邀请他到国外，他认为这样做就如同十月革命后逃到国外的“白俄”，因此，断然拒绝。
与司徒雷登仅属一般师生关系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司徒雷登和美国政府逐渐发现中国共产党并非他们想象的那种政党，而是一个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目标的政党，根本利益不同于美国，因此，他们立即改变了政策。对此，《原来他乡是故乡――司徒雷登回忆录》写道：“后来，一份明确得不能再明确的指示到了我手里，该指示声称，绝不能以任何形式协助建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联合政府。美国官方的态度就此改变。共产党是马列体系下的一支，中国又有特殊的历史、人口和其他因素，如此庞大的人口，让极权的手段无法覆盖整个国家，而有些共产党人的心里也有不可磨灭的民族主义情怀。这一切是否能使得共产党改变？”（见该书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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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96页）
杨兆龙一生只与担任大使前的司徒雷登交往过。杨兆龙在给组织的自传材料中，主动提到过和司徒雷登的交往。杨中学毕业后，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哲学与心理学专业，学制四年，但他仅用两年即修满学分提前毕业，成绩优异，获哲学心理学学士学位。司徒雷登对他说，你学的哲学心理学搞研究可以，但解决就业吃饭问题比较困难，建议去学法律，这样好谋生。司徒雷登的话也正合杨兆龙的心意。他曾阅读过孙中山先生的《孙文学说》，深觉哲学与心理学不能救中国。经司徒雷登的推荐，赴上海东吴法科夜校求学。杨兆龙女婿陆锦璧教授告诉笔者，燕京一别，杨兆龙除了参加过一次司徒雷登的宴会之外，就再也没有和司徒雷登交往。毕竟司徒雷登的活动领域是外交，而杨兆龙的活动领域则是法律。
因此，杨兆龙和司徒雷登的交往属于学生和老师的正常交往，是司徒雷登从政之前的事情。在这里当然找不到“特务嫌疑”的依据。
希望借助庞德推动司法制度改革
杨兆龙做过律师，深知当时中国司法之黑暗。他在美国哈佛大学法学院所做的博士论文题目即为《中国司法制度之现状及问题研究――与外国主要国家相关制度之比较》，论文对中外司法制度广泛比较，深入探讨，提出一系列改革中国现行法制的创见。答辩会由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庞德教授亲自主持。历时四小时的答辩，赢得了评委专家一致的赞赏，论文被评为优秀。庞德对杨说：“你是接受我考试的第一个中国人。东方人的思维方法引起我很大的兴趣。” 庞德说，你对英美法系已有了解，但还应对大陆法系进行研究。因此推荐杨到德国柏林大学法学院做博士后，随库洛什（Krauoch）教授研究大陆法。
杨兆龙认为：“司法为亲民之政，人民生命财产之所系，颇受社会之重视。政治之良窳，每于此觇之。”他从国外留学回来后，相继发表《关于疏通监狱之研究》《论三审制之存废或改革》《由检察制度在各国之发展史论及我国检察制度之存废问题》《欧美司法制度的新趋势及我国今后应有的觉悟》《司法改革声中应注意之基本问题》等文。抗战一结束，他就向当局提出聘请世界著名法学家、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罗斯科・庞德（Roscoe Pound，1870―1964年）担任司法行政部顾问，推动司法制度改革，获得政府允准。
1948年5月司法行政部设立法制研究委员会，从事法制实际调查、法制改革方案研究、重要法学著作编纂等工作。委员会下设“法学著作编纂委员会”和“司法调查团”。法学教科书的编纂一事由庞德、杨兆龙共同主持，司法调查团由两人分任正副团长。从1948年6月开始，庞德、杨兆龙率领的调查团先后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进行了司法情况调查。这年的1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通知庞德，因为国共内战、局势动荡原因，要他中断在华的讲学和调研活动，返回美国。
学术界对庞德的评价是：他一生从学者、教师到法学院院长，几乎是整个法学领域最博学的人，能够通晓所有法律部门。他即使在做院长的时候也从来没有缺过学生的课，甚至当有的教员生病了，他可以直接接过这门课，讲出令人满意的效果。他是国际社会公认的法学大师。
庞德没有搞“全盘西化”的企图，反而提醒中国要注意英美法系的弊端，保持既有的罗马法系模式而不应采用英美法系；应该通过统一法律教育和法律著述，培养中国法律人的法律适用能力，使得制定良好的中国法典成为真正规范中国人民生活的法律。各种评论都认为庞德是一位国际著名的法学家，不像司徒雷登那样有过为美国政府服务的经历，没有参与过政治党派活动。杨兆龙与其交往，属于学者和技术官僚之间的业务交流，不存在“特务嫌疑”活动，也找不出“特务嫌疑”证据。
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维下，莫须有的“假想敌”难以避免。北大历史系教授周一良1940年在哈佛读书时见过陈立夫，并为美国陆军特别训练班教过一年日文。为此，解放后周一良写过一页又一页的解释文字，说明他只是代表中国留学生出面，要求陈立夫和美方交涉，免服中国留学生兵役；而他给美军上课，只是专为美军训练对日作战的翻译，并无其他政治活动，但这很难说服组织的怀疑，入党问题长期被搁置。1955年，周一良随同翦伯赞到荷兰参加汉学家会议，意外见到30年未见的堂姑母周仲锦，周仲锦请吃饭，周一良生怕以后说不清自己，不敢前往，回国后即向组织汇报。北大西语系教授季羡林1935年开始，留学德国10年。当时正值希特勒统治时期。季羡林虽于1950年就提出了入党申请，但因这段历史情况复杂，无法搞清，也长期被搁置。季羡林心急之下，向校方提供了留德日记原本，供党组织查证时使用。日记中有年轻时经历的男女感情、人际评价等隐私内容，原本不便公开却变相成了不少人的阅读物。1956年北大专门派人做了近两个月的调查，收集三十几份证明材料，又研究了他当时的著作和经济生活情况，证明季羡林当时就反蒋爱国，反对希特勒，因而为他作出了明确的结论。改革开放前，“海外关系”、海外经历往往是人们的“政治包袱”，而改革开放后，“海外关系”、海外经历又往往成为人们的财富。此一时、彼一时，历史居然如此捉弄人，让多少人情何以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