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9月13日，林彪折戟温都尔汗。五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随后，中央专案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
一、之
二、之三陆续下发。
“林彪死党”李伟信交代：林立果是3月18日从杭州到上海的。在与“小舰队”骨干谈形势时“谈了上海文汇报三月十六日发表的文章，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有来头的”。他预感“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说“既然有来头，就应该看成是信号，是舆论准备”，所以“积极疯狂地策划反革命政变”。
中央发的材料，为李伟信这段交代加了注：“文汇报3月16日发表署名‘方岩梁’的《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对发表在同年1月6日文汇报上署名‘蔡康成’的文章《路线、政权和世界观》进行了批判。”
当时，我看到这段话特别震惊：“方岩梁”是“上海市委写作组”，“蔡康成”就是我！其时我在上海采矿机械厂当车工，应文汇报之约写了《路线》（简称）一文，署名时将“采矿机械厂程继尧”简化成了谐音“蔡康成”。
“蔡康成”挨“上海市委写作组”的批，被写进了“中央文件”，我莫名其妙地被牵进了“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2011年，我看到当年“上海市委写作组”负责人朱永嘉写的回忆文章，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文汇报三月十六日文章，把他们（指林彪集团）实施政变的这些想法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见朱永嘉博客：与九一三事件相联系的上海文汇报三一六文章――十问十答）
“上海市委写作组”为何批“蔡康成”？林立果为何认为批“蔡康成”是“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的“信号”？困扰我几十年。
“九一三”后，“上海帮”抓住林立果关于“是信号”那句话，吹嘘“方岩梁批判蔡康成，就是批林彪，上海是全国最早批林的”（徐景贤在复旦大学传达当时的“中央文件”时用语）。为此，我被戴上了“林彪黑秀才”的帽子，而在“文革”中出尽风头的文汇报，也因此被严加整肃。对此，2001年文汇报编写的《文汇报六十年大事记》有600余字的记载。但时任文汇报总编辑的张启承认为“事情并没有讲清楚”。他给笔者写信说：“此事1979年虽平反，但系统地揭示真相，讲清来龙去脉的文字工作还真没有。”
弹指之间，四十四年过去，作为当事人，我已年过七旬。现在不说，就没有机会说清这段文字官司了。
祸起于一次调查研究
先要说，我一个工人，怎么会写出《路线》这样题目吓人的大文章。
“文革”头三年，我被调到27军政治部“解胜文”写作组，写了不少“大批判”文章，也目睹了阶级斗争的无情和残酷。想到自己父亲是个右派，不敢留在“上层建筑”，1969年要求复员，解放日报让我到文艺部工作，我坚决要求加入工人阶级队伍，进入上海采矿机械厂拜师学艺。后来，采矿机械厂的上级──上海重型机械公司发现我有可用之处，1970年夏把我借到公司搞调研。
那时上面有人强调“促生产”了。公司领导决定就生产与技术发展遇到的问题，找几个工厂作对比分析。我被派到上海第一水泵厂和上海水泵厂调查组。一泵厂是镇宁路上的一个弄堂小厂，生产与技术革新搞得有声有色；位于闵行的上泵厂是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大厂，但生产总是上不去。调查后上级听汇报，有些同志说，上泵厂没搞好是因为“一打三反没搞好”、“阶级斗争没抓好”。
我在两个厂跑了两个月，了解不少实际情况，不赞成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挂钩。我汇报说：在上泵厂掌权的头头既不懂技术又不抓业务也不下车间，整天空讲阶级斗争。而一泵厂的主要负责人本来就是技术干部，生产、革新，有板有眼。我认为：上泵厂搞不好，与“阶级斗争”、“一打三反”没有什么关系。两个领导班子思想作风、工作作风与业务能力截然不同，是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要抓好生产，一定要狠抓班子思想建设，加强干部世界观改造，转变作风，倡导务实，提高“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自觉性”。
文汇报约我写篇
“有分量的理论文章”
因为我有“不能把什么问题都同阶级斗争挂钩”的想法，在写作《路线》时，没有强调阶级斗争，更没有引用和论述“九大”总结的“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那条“基本路线”。而是强调“对社会上阶级敌人作斗争，不能完全代替对党内、政权内的错误路线作斗争；对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批判，也不能代替对于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的批判”。
当时文汇报负责人邵传烈在《路线》的小样上批曰：“此稿很有针对性，可发。”但这篇“很有针对性”的文章躺了一个月也没见报。我问过郭志坤，他说：“市里有通知：涉及‘路线’的稿子一律要送市委审。现在市里忙于筹备四次党代会，徐景贤桌子上的稿子已经堆了一尺高了。”
1971年1月1日，中央两报一刊元旦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文汇报觉得《路线》一文踏在了点子上，竟不等徐景贤批复，于1971年1月6日在第二版显著位置发表了。殊不知，闯了大祸！
张、姚指责文汇报
“放出了一株大毒草”
1971年1月4日，“一月革命”后上海第一次“党代会”――“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开幕。张春桥作“政治报告”。1月6日，文汇报在显著位置发表未经市委审定的《路线》。《文汇报60年大事记》说：“文章见报后，反响异常强烈，全国多家报纸转载，不少人认为它是‘有来头的’，是正在召开的上海市第四次党代会的‘精神’。”张春桥、姚文元十分恼火，责怪文汇报“放出一株大毒草”。
朱永嘉回忆：
那一天早晨《文汇报》的大样送到兴国招待所，张春桥、姚文元的餐桌上，张看这篇文章认为有问题，对姚说了，当时姚的秘书胡鼎君在场。下午胡鼎君把王知常找去见了姚，姚要他设法了解这篇文章的背景。王回到办公室以后，找了W某某去摸这篇文章的情况。
1月中旬的一天，我正在车间劳动，厂领导把我叫出来，说市里有人找你了解情况。在一间没有窗子的小屋里，我见到了来人。认识，是曾在空四军服役的W某某，此时他在“市委写作组”。谈话是一对一进行的，气氛如朋友。他问我怎会想到写《路线》。我讲了怎么参加两泵厂的调查，怎么形成观点，怎么写出“对比调查”，上海三报怎么加按语同时发表。以后为解放日报写了什么评论，文汇报郭、刘怎么向我约稿。W某某问“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观点怎么来的。我告诉他是刘岳清从《再论》中找出的。W某某来过之后约两个月，“方岩梁”的批判文章登出来了。
关于“方岩梁”文章，郭志坤说报社是这样传达的：张、姚看了《路线》后，指责文汇报 “标新立异”，“干扰了市党代会精神的贯彻，也干扰了中央精神的贯彻”；指示徐景贤尽快组织一篇文章，告诉兄弟省市：《路线》一文不讲阶级斗争，有严重错误，不是上海市委的观点。3月15日，徐景贤派人将“方岩梁”文章送到文汇报，指定必须用发表《路线》一文同样的版面和字体，第二天见报，“以肃清流毒，挽回影响”。3月16日，文汇报果然在同样位置，以同样版式发表了“方岩梁”的文章，篇幅也是5700字。
“方岩梁”批《路线》，主要靶子是“讲路线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他气势汹汹地责问：“离开了社会主义时期的长期性、复杂性、曲折性，离开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根本任务，去抽象地谈论‘路线’问题，这究竟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
“无论怎样好的制度，没有正确的路线去保证它，还是不行的。”被“方岩梁”说成是“把路线与制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是宣扬“社会主义制度一下子不灵了”；“对社会上阶级敌人作斗争，不能完全代替对党内、政权错误路线作斗争；对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代表人物的批判，也不能代替对于我们革命队伍内部的错误思想、错误路线的批判。”被“方岩梁”斥为“阶级斗争熄灭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表现形式”；“一个人的经验再多，也是有限的，而革命形势的发展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经验去观察无限的革命形势发展，怎么能不产生错误？”被“方岩梁”指为“路线斗争不可知论”、“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对于“方岩梁”歪曲《路线》原意的“批判”，笔者不敢抗争，在强大的压力下，只得不断检查“不讲党的基本路线”、“不讲阶级斗争”，“干扰上海市委和中央精神”的“严重错误”。
九一三事件后我忽然
成了“林彪黑秀才”
3月16日方岩梁文章后不久，听到一个消息：市里对《路线》不准备追究了。我以为事情过去了。但到了10月，有人对我说：“你祸闯大了，徐景贤在复旦传达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时说：上海是最早站出来和林彪作斗争的，我们批‘蔡康成’就是批林彪！”我一下子紧张起来。
本来是说《路线》冲撞了“上海党代会”，惹怒了张春桥。文汇报也是这样作检查的。怎么“方岩梁”的文章一下子变成“最早”批林的了？难道我写的《路线》代表林彪吗？他们硬说《路线》是按林立果观点写的。我有口难辩。
2005年3 月，我曾就此事当面询问当年奉张、姚之命组织“方岩梁”写文章的徐景贤：这是怎么回事？徐向我道歉，承认“那是为了抢‘批林’的旗子！”他还说：文章发表后，空军方面确有不同意见。空四军派驻文汇报的军代表明确反对批判《路线》，对“方岩梁”的文章不以为然。说那时，“市委”与空军对两篇文章都非常敏感。
空军为什么要护着《路线》？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公开决裂前，“上海市委”为什么敢得罪空军？为什么3月16日“方岩梁”放了一枪之后，对《路线》的批判偃旗息鼓了，为什么“九一三”事件之后，“上海帮”又突然高调宣布：批“蔡康成”就是批林彪？我迷糊！ 看了李伟信的交代，我这样想：徐景贤宣布“批‘蔡康成’就是批林彪！”事出有因：“因”就是林立果说3月16日文章是“林彪随时都可能被赶下台”的“信号”，这使“上海帮”有了把自己打扮成“批林英雄”的理由。而林立果对“文汇报3月16日文章”高度警惕，也事出有因。1970年7月31日，他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作了一个“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讲用报告”，在空军引起轰动。8月4日，空军常委决定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放“讲用报告”的录音，并号召空军向林立果学习。事情过去多年后，我从网上搜索到了这个“讲用报告”的全文。林立果强调“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强调“正确认识和对待政治和经济、政治和军事、政治和业务，政治和各行各业的关系”，批评了“有的人受极‘左’思想的影响，不敢抓军事，不敢抓业务”，“不生产，尽空谈”的“形左实右”。林立果还说：“制度的形式不能决定一切，只有政治，只有主席思想，才能决定一切。”我不晓得林立果是否看过《再认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但他的“讲用报告”论述路线与制度的关系，说了“制度的形式不能决定一切”。而这一观点被“方岩梁”指为“把路线与制度对立起来，割裂开来”的谬论。因而，林立果看到3月16日文章，认为“上海帮”发出了把矛头对着“林家铺子”的信号，也在情理之中。
然而，我在写《路线》时，根本不知道有个林立果“讲用报告”，怎么可能按照“讲用报告”的观点写文章？不要说我不知道，朱永嘉的回忆文章也说：当时，这个“讲用报告”，“张姚没有看到过，只是听说有这回事”。是“王知常让W某某从空四军弄来了一份报告的油印稿上送给姚”。我一个普通工人怎会得到这个东西？
我反复申诉，但他们死咬住不放：你就是按照林立果的观点写的！对基层工厂来说，“批林”难得有这样的“活靶子”。大字报铺天盖地，批判会一场接一场，上挂林彪，下联我的右派父亲，指我为“林彪黑秀才”、“右派分子的孝子贤孙”。对《路线》的批判不断升级。
有人谎报军情
把事情越搞越复杂
现在我们都知道，林、江交恶，原因极其复杂。就是没有文汇报这两篇文章，他们也必将斗得你死我活。然而，我万万没想到因为有人谎报军情，搞得斗争双方神经更加敏感，居然使两篇文章之争发酵成为朱永嘉说的“九一三事件催化剂之一”。
“谎报军情”之事，我本不清楚。2005年我见到徐景贤，还问他：凭什么认定“蔡康成”受“林彪集团”指使写的文章？徐只说“空军对3月16日文章很反感”。我又问：凭什么认定1月6日文章是根据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写的？徐歉意地看着我，迟迟未答。后来他送我一本《十年一梦》，说：其实还有许多事情难以说清。
对“谎报军情”的人和事，我是看了《炎黄春秋》2011年第11期上朱永嘉的文章，又查了朱先生的博客才知道的。
以下，摘自朱永嘉先生的博客：
张要求设法了解文章背景。领受任务的是曾经在空四军服役的W某某。他回来报告说，文章与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有关，是反映林立果《讲用报告》的精神。后来事实证明，他所提供的是一个假情况。事实上，这篇文章与空四军的“卫东鹰”无关，与林立果的《讲用报告》也毫无关系。但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信息，促使上面作出反应，要写批评文章了，这就是发表在《文汇报》3月16日署名“方岩梁”的文章《千万不要忘记党的基本路线》。然而，W某某此时却又把与“方岩梁”文章有关的写作背景情况捅给了空四军‘卫东鹰’那儿，被林立果认为这篇文章是个“信号”。
原来谎报军情的就是曾找我谈话的W某某！他原来是空四军“卫东鹰”写作组的，后调到报社，我作为业余作者与他有过接触。他来工厂摸底，我毫无戒心。把参加调研、写作对比调查的过程，《路线》的观点形成和写作过程全都如实地讲了。
当时，W某某曾问过我看没看过“讲用报告”，我如实相告：元旦前后，与一位回家探亲的空军人士闲谈，他说林彪的儿子是“超天才”，做过一个精彩的“报告”。但这位军人说不清“报告”的内容，而我更无缘看到这个神秘的“讲用报告”。张、姚得到的，不也是W某某弄来的油印稿吗？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文汇报的小样，1971年1月6日发表的“蔡康成”文章，1970年11月30日就定稿了。
谁知W某某竟是“无间道”，他向“上海帮”报告说《路线》是根据林立果“报告”写的，又把“上海帮”组织文章批《路线》的矛头指向告诉了空四军，使林立果作出“是信号”的判断，搞得双方剑拔弩张。
朱永嘉说：
从张、姚起以及我们，对这篇文章的反应显得过敏了。造成那样的影响，与W某某汇报的假情况也有关，导致反应过度。林立果知道以后，他那根已经绷得很紧的神经更加紧张起来，促使他急于搞那个《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计划，使林彪跨出绝路的第一步。
更让人吃惊的是，W某某的假情况把“伟大领袖”都忽悠了。以下仍摘自朱先生的博客文章：
“王洪文带了王知常去杭州参加浙江军区清查运动，在一百多人参加的会议上，王洪文讲，1971年3月16日，《文汇报》上那篇文章有问题，毛曾批评过。”“王知常由于不知道毛泽东批评过《文汇报》三一六文章，便当面在上百人大会上顶撞了王洪文，使王洪文下不来台。”“我想，毛泽东批评《文汇报》三一六那篇文章，不是因为那篇文章的内容有什么问题，而是不应该由上海方面先发难，过早激化了矛盾，加速了对方狗急跳墙的步伐。” 这就是说，张、姚得到W某某汇报的假情况后，迅速把《路线》的所谓“背景”报告给了老人家，毛泽东也相信“蔡康成”的背后是“林彪集团”。只因担心“打草惊蛇”，他才批评了“上海方面”。这大概就是“方岩梁”发文之后，九一三事件之前，上海方面暂停对《路线》批判的原因吧。
“四人帮”垮台后
讨回清白之路走了三年
1976年10月，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特大喜讯。我兴奋地写道：“多年飘绕在人民脑中的疑云，一吹而散；多年压在人民心中的积怨，一吐而尽。”然而，我自己心中的疑云和积怨仍无法吹散、吐尽。对我的问题，不但没有新的说法，批判“四人帮”时，还时不时捎上我几句。我又开始上访了。找到原“市委写作组”所在的康平路141号，他们说：“写作组”的人都在接受审查，你要找负责审查工作的人。可负责人不接待我。我又回到文汇报，那时的理论部主任张启承说，这事只有找中央派到上海的新领导。他告诉我：新来的宣传部长车文仪住在上海大厦，还告诉我从哪个门进比较容易。我去上海大厦求见车部长，不让进。纠缠了半天，出来一个秘书模样的。大概因为我是个普通工人，他很不愿意浪费时间，我才开了个头，他便打断了我，只问：“带材料来了没有？”我把早已写好的材料呈上。他说了句：有事会找你。便头也不回地进去了。我等了两年，他们果然没有再回过头来。而拍板发表《路线》挨整多年的刘岳清竟因此患了不治之症。重病中的他拉着我的手嘱托：“一定要把这事弄清楚！”1979年1月17日，刘岳清在郁郁中离世，享年不到五十岁。临终前，他对领导提出：“一定要还《路线》的作者、编辑一个清白！”我接到追悼会的通知，悲愤交集。写下《悼刘岳清君》：“一篇文章八年冤，累君含恨赴黄泉。奈何桥上莫停留，阴司总有包青天！”引起一些编辑记者共鸣，新任文汇报党委副书记刘庆泗很快约我谈话。这一年8月，结论终于出来了：《路线》一文与“林彪集团”及“小舰队”毫无关系。10月我被调进上海社科院马列所。“破帽遮颜”八年的我，重新振作起来，投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
有人说我因反“四人帮”受迫害。我说：和许多人一样，除了看江青有点不顺眼外，1970年、1971年，我都没有反过“四人帮”。而且，受到“方岩梁”批判《路线》，“左”的印记并不浅。把“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问题、工作作风问题”，都上升到“执行什么路线”的高度，说基层工作中也有“两条路线斗争”，还不够“左”吗？“方岩梁”对《路线》无限上纲，使我体会到被“打棍子”的痛。很自然地想到，之前我也曾在指挥刀的保护下，根据断章取义编成的“黑话”，写过不少“大批判”文章，曾以“剥开周扬的人皮”这样血淋淋的题目批过周扬，曾歌颂过“无产阶级的金棍子”好得很！我还写过一篇《评大毒草〈上海的早晨〉》的长文，严重伤害了著名作家周而复和为《早晨》辩护的桑伟川。后来，《早晨》重版，将我的“批判文章”收录其后，我很理解：应当让人们看看，当年的“革命大批判”有多么荒唐！
这段经历，促使我对“革命大批判”深刻反思，还悟出了某些“左”与某些“右”之间的微妙：其实，一个时期的中国，不少被指为右的人，思想其实蛮“左”的。有些人只是因为“左”得不够，才被扣上“右派”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