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至1967年，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林彪曾在杭州、上海、苏州三地养病，并在此期间参与了一系列政治活动。其时，林彪正在全军上下大力鼓吹“活学活用”“毛著”，遭到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反对。1965年11月，叶群带着林彪的亲笔信在杭州会见毛泽东，向毛泽东诬告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篡军反党”。1965年12月8日至15日，毛泽东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宣布撤销罗瑞卿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等职务。林彪在会前来到上海，会后不久便前往苏州。
为了进一步推行林彪提出的“活学活用”三十字方针，1965年，叶群在江苏太仓县沙溪镇洪泾大队鼓动大学“毛著”，将目不识丁的农妇顾阿桃树为全国闻名的“学毛著标兵”。1966年，顾阿桃受邀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国庆观礼，后成为中共“九大”代表。
1966年农历正月初一，江青从上海来到苏州向林彪拜年，并提议在部队召开一个文艺工作座谈会。此提议得到了林彪的大力支持，并以自己的名义委托江青负责此事。这一座谈会于1966年2月在上海锦江饭店小礼堂召开，其《纪要》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在全军乃至全国造成了“轰动效应”。
本文口述者方顺安先生便是在这一时期被秘密安排成为林彪的专职司机，通过他对这段特殊经历的回忆，让我们得以管窥当时情境之一斑。
一、误打误撞当上汽车兵
1939年8月27日，我出生在安徽省黄山歙县的一个贫农家庭。我的父亲是地主家的账房先生，读过私塾，我的祖母和母亲是农村妇女，都是小脚。我5岁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那时母亲才29岁。她没有改嫁，带着我和我10岁的哥哥、1岁的妹妹一起生活。当时家里很苦很贫寒，我们在家务农，我的小脚母亲根本负担不起三个孩子，所以我一心想去当兵。我想我后来之所以会被南京军区选中去为林彪开车，一方面是因为我的工作能力和思想觉悟，另一方面可能就是因为贫农的家庭背景。
1956年，义务兵第一年招收时我就报名参军了。那时候我16岁，小学学历。我是瞒着母亲悄悄报的名，因为旧社会讲好男不当兵，我母亲不舍得，奶奶也哭，不让我去当兵。其实我当时的确连参军年龄都没到，但我在村里比较积极，1954年就入了团，带兵的人看我是共青团员，愿意带我走。他和我说：“你年龄没到不要紧，多报一岁嘛。”所以到现在我档案里的出生年份都还是1938年。这样多报一岁，我就参军了。我那时很天真，想当空军，不想当陆军。可那个带兵的讲：“小方，航空兵昨晚就调走了，今天招你们都是开汽车的。”没办法，我只好当一名汽车兵了。
我们这批新兵本来是去江西0055部队的，但到了杭州以后，领导从我们700个人里抽了20个人调去南京军区上海警备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想：去上海不得了啊！那是1956年的冬天，我记得是一个下雪天，我们乘火车从上海龙华站走到颛桥，再坐小轮船到外滩4号军用码头上的岸，住进了江湾路1号（原上海警备区驻地）。首长和我们讲，要是别人问我们从哪里来？就说从后方来。到哪里去？就说到前方去。我就记住了。经过一番教育后，我的思想觉悟提高了。当时我们每个月有6元津贴，我把第一次发的津贴全部捐献给了国家。因为首长说宋庆龄副委员长捐了一架飞机，所以我就把我仅有的6元全部捐了。我们指导员不同意，叫我留2元。我说我牙膏牙刷上个月都买好了，不用再花钱，这个钱一定要全部捐掉。后来指导员还在会上表扬了我。
第一年，我没有评上“五好战士”，我很难受，觉得没脸见人。我就开始留意那些评上的人，我看到人家天不亮就起来，给别人打水洗脸，毛巾放好，牙膏挤好，没事就擦车子。于是，我就跟他们学，即使手上冻疮很痛也坚持去擦车。第二年，我就评上了“五好战士”，之后年年都评上。
再后来，我被调去镇江学开车，成了警备区的汽车训练兵。我在那里学了一年零两个月，开的是卡车，也学过开坦克，书有《汽车构造》《驾驶技术》《交通规则》等四本。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上海警备区，后来又调到崇明守备区开美国吉普。我在单位勤学苦练，做事一丝不苟，领导说一，我不说二，安全行车2万多公里。1960年，我从部队调到沧州饭店，1962年又调到延安饭店开伏尔加车，像许世友、黄永胜、叶剑英、杨成武等来上海时，我都为他们开过车，不过时间很短。我在延安饭店时开车也比较积极，车辆保养得很好，当上了汽车班班长，领导都喜欢我，叫我小胖子。我1960年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2年成为预备党员，一年以后就转正了。估计领导就是看我表现不错，又是贫农和党员，所以选了我去为林彪开车。
二、秘密受命成为林彪司机
1965年，延安饭店已盖了五层。有一天，上海警备区干部处的李处长在饭店开了一个客房，单独找我谈话。他说要交给我一个光荣的任务，但又不告诉我到底是什么任务。他要求我做到“四不”：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不该听的不听。他还说这是一个秘密任务，知道的人很少，连延安饭店总经理都不知道。如果以后有人问起我去哪儿了？就说去外面工作了。别的什么都不能讲，讲了就是泄密，是要被枪毙的。所以当时连我母亲都不知道我是去给林彪开车。后来“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家就更不知道我去哪儿了。
那时我才20出头，感恩思想很重，绝对的爱党爱国。我觉得，如果我不是共产党员，我参不了军，当不了兵，穿军装，穿皮鞋都是不可能。接到这个任务后，我的翻身感、自豪感、责任感交织在一起。我母亲从小教育我：“别人能干的你去干不算有本事。别人不能干的，你去干，还干得很好，这才算本事。”所以我下决心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不然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对不起父母。我二话没说，一口答应！ 任务布置完以后，李处长让我马上动身，当天就走，而且谁也不能打招呼，包括延安饭店的领导。我当时的行李就一个黄挎包，背着就走了。李处长亲自送我到老北站，我自己坐火车到杭州，再由那边的车子接送我到林彪住处。直到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我的任务是给林彪开车，我心里“咯噔”一下，觉得有些害怕。
我被安排住进西湖边上的一个宾馆，他们让我开一辆黑色的苏联吉斯车。其实这个车我在上海时已经开过了。就在李处长找我谈话的前一个月，领导突然安排我去上海市委熟悉这个车，估计当时已有这方面考虑。这个车是防弹车，重8吨，车身又高又长，外形很特别，车头当中翘起，大灯在两边。车窗玻璃是黑色的，还配有花的窗帘。车的内部很宽敞，司机的右手边可以坐两个人，通常是秘书和保卫员。后面有两排座椅，但我车的后排平时只坐林彪夫妻二人，所以一排座椅被收起来，在那里放一个写字台。在驾驶座和后座的中间有一块厚10余厘米的密封玻璃，可以上下。林彪有什么机密话要说时，就把玻璃摇上去，我们就听不到了。车有警灯警报，但我印象中很少用。平时车都停在车库里，保养和检修是请外面的人来做，需要经过保卫处处长同意，我负责在旁监督。这辆车只有林彪出去的时候可以用，子女和叶群都不许用，叶群单独出去时用另一辆苏联的伏尔加车。
我的出车任务由林彪的秘书安排，那个秘书是个白面书生，个子很高，一米八几，很魁梧。秘书安排好以后，再由保卫处处长向我下达，一般都是当天通知，说走就走。他说：“小方，把车子准备一下，首长今天有活动。”我就知道要检查车子出发了。上车以后才告诉我去哪里，路线都是他们安排好的，我必须按规定路线开，不能随便乱开，不然就是犯错误。我和保卫处处长都是配枪的，我是一把小枪，一把抓的，很轻，无声的，射程很短。子弹有30发，不上膛，分装在两个弹匣里，放在枪套外面。不过我估计里面混有假的橡皮子弹。保卫处处长的枪和子弹都比我大，射程也远。我们平时一般不用枪，但得擦，每天都会有人来检查枪和子弹，不允许随便乱打浪费子弹。有一次我去西湖开枪打鱼，后来保卫处处长来找我谈话，问我去哪儿了？为什么子弹少了？
平时，我都和林彪秘书、保卫处处长一起吃大灶，四个菜，喜欢吃什么自己盛。有一次，我母亲给我写来一封信，由于需要内部转，所以到我手上已经晚了五六个月了。母亲在信里告诉我，老家有人要在我们的晒地上造房子，可能会影响晒东西。那天吃饭时我吃得有点少，被林彪的秘书看到了，马上询问我为什么饭吃少了？是不是收到一封信？有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把事情缘由告诉了他。多年后我才知道，他们当时就联系到安徽省徽州地委，地委马上派了一个人到县里，县委副书记再派人到老家生产队去了解情况，发现确有其事，立马叫人家不要造了。所以本来他们要造一座三楼高的大房子，后来就只造了一间十平米不到的小平房，也不影响我家的晒地。这件事还引起了老家人的猜测，都以为我在外面做了什么大官。后来我回老家，县委副书记就问我在外面做什么官，怎么省里来电话了？还问我要不要把这座小房子拆掉？我说不用了。
三、上海会议前夕的神秘任务
我第一次见到林彪是1965年秋天，在杭州西湖国宾馆。之前，我对他没什么了解，只知道他是军委副主席，对毛主席很忠心。和他接触以后我觉得他待人很随和，他吃饭是在小会议室里吃小灶，但有时会拿着根牙签到大会议室来看看我们大灶吃什么菜，对我们很关心。他为人又很严谨，话不多，有分寸，一年到头我也听不到他三句话。他生活很俭朴，很少穿军装，也不带军衔、领章和帽徽，不像高干。他的军装就是黄军装，裤子是呢子裤，皮鞋是部队发的，手表是上海手表厂出的黑色潜水表，有个罗盘和指北针。他住的都是国家安排的招待所，比如在杭州住西湖宾馆，在上海住岳阳路招待所，在苏州住南林饭店。他用的东西也是单位配的，家具是普通家具，不是红木的，盖的被子和我们一样，是部队用的黄被子。饮食也很普通，偏素。他吃饭只和叶群，有时候和秘书一起吃，不叫子女的。他喜欢散步，经常和叶群，还有秘书几个一起散步。他毛笔字也写得好，我去他办公室帮忙打扫卫生时看到过毛笔和砚台。我还握过他的手，他的手很嫩很细很软和，手不大，手上连硬茧都没有。在他身边工作，我觉得有种自豪感。所以我空下来就学习《毛主席语录》，不想让人家看不起。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任务送林彪去上海，具体什么地方都不说。我按照保卫处处长的指示先沿着东海把车开到乍浦的一片空地，有两辆车已在那里等我们。保卫处处长说：“首长，上海的同志来了。”据我所知，其中有王必成、陈丕显等人。王必成过来敬了个礼，林彪没有下车，窗玻璃都没摇下来，也不说话，就摇摇手，意思说走吧，我们就走了。我们前面有一辆警车开路，后面跟一辆车，我就跟着他们开。到市区后全部绿灯。路线是安排好的，不能有红灯，因为车停在哪里出了事不得了。车子开到岳阳路一栋老洋房，好像是今天的老干部局，以前是宋子文的房子，门朝西，车就停在那里。林彪住在老洋房里，我住在对面的一个招待所，那里有个小车班，几个驾驶员住在一起。后来我才知道，林彪到上海是参加上海会议的。林彪在上海期间几乎不出去，他不爱搞交际，宴请都不参加。有时候有人来看他，他和人家说：“你们忙就不要来了。”像马天水、陈丕显都来过。
林彪在上海住的时间很短，不久就去了苏州，在苏州呆的时间比较长，有一年多。1966年，我接到任务送他去苏州南林饭店。苏州南林我第一次去，车子太长，都拐不过来。我记得进大门后靠右手边第二栋小洋房就是他住的。我住在北边的北林。
四、多次送叶群下乡见顾阿桃
林彪在苏州每次出去都有叶群陪着，有时候叶群也会单独出去，所以我和叶群接触比较多，我叫她首长。叶群瓜子脸，蛮漂亮的，话比较多，说话和风细雨的，坐车时会经常问问我的近况，平易近人。她也比较难伺候，外面传说怕光怕风的其实不是林彪，而是叶群。她怕太阳，怕热，而且风一吹就头痛。所以她整天围着纱巾，把头发盖起来，只有眼睛露在外面。有次开车出去，她婉转地说风大，我只好马上把窗户摇上去。其实我这个人很怕热的，但没有办法。我主要是送她去太仓见顾阿桃，前后有七八次，林彪不去的，也不带秘书和保卫员，就我们两个人去，她比较低调的。顾阿桃是当时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她大概50岁左右，是个文盲老太太，但却能背诵许多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她住在太仓县沙溪镇洪泾村，我们一般下午四点从苏州出发，到那里五点左右。车子停在大马路上，叶群下车自己沿着田埂边的小沙子路走进去。有时候，顾阿桃会到大马路上来接叶群，走的时候再送她出来。叶群说，顾阿桃学得好，她不识字，教她毛主席就画个太阳给她看。常常我们回到苏州时，林彪已经休息了。为了不影响他睡觉，车到门口，叶群都会让我把车子熄火，她自己走进去，车子则由四五个保卫员推进车库，要推五六十米。
我在杭州和苏州的时候还看到过林立果和林豆豆。林立果穿军装，很帅，但有点滑头。林豆豆和杨成武的女儿最要好，都是解放军报的记者。我对他们小孩也都很尊重。
五、林彪事件以后
1965年到1967年，我跟着林彪从杭州到上海，再到苏州，将近有两年时间。1967年秋冬，林彪被叫回北京。临行前，林彪的秘书来找我谈话，说他们后天要回北京了，叫我一起去。我心想在杭州我坐个长途车就能回皖南老家，去北京的话火车要坐两天，太远了。当时我还不够资格坐飞机。于是我说北京离我妈太远了。这句话一讲，他们就没再叫我去了。走之前，叶群送了我一本《毛主席语录》，还给我签了名。后来组织上问我当时有没有什么纪念品，我就把这本《毛主席语录》上交了。其实我当时还写了日记，但怕放在身边被人找出来惹麻烦，所以全都寄回老家，后来被我妈丢掉了。
林彪回北京以后，我的任务就结束了，我又回到延安饭店。延安饭店的党委书记和经理都没过问我这两年去了哪里。不过同事们很好奇，我一直守口如瓶，没有泄密。半年后我就提干了，不再开车，调到食品科当助理员。由于我工作表现不错，后来又调到管理科，一直做到科长，我最高职级是18级正科，享受副总经理待遇。2000年我正式退休，退休以后又和老朋友一起在西郊搞房地产开发。我结婚是在1971年，那年我32岁。
当时林彪事件发生后，我并没有受到牵连，也没人来调查我。我心想还好没和他一起去北京，不然我就倒霉了。不过我觉得报纸上说他是军阀，说他粗暴、鲁莽、妒才，这些话都是很不负责任的。他这个人文绉绉的，对自己要求很严格，不是很鲁莽的人。这么个大干部，还来关心我们战士的生活，这样的人很少的。毛主席那么聪明，那么伟大，怎么可能把一个流氓提成元帅？怎么不叫杨成武、杨得志当元帅？没有一点本事会把他提上来？所以报纸上说那些话都是落井下石。不过当时我是不敢讲的，我只能积极拥护。
经过为林彪开车这段经历后，我意识到一个人的发展，一要靠党的政策，二要靠自身努力。党的政策是根本。我感觉共产党好，毛主席好，不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我不会有今天。让我去给林彪开车就是党和组织对我的信任。我要努力完成任务，这是我的职责。现在我过得很幸福，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