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宗教的流布
中国民间秘密宗教，是相对于公开合法存在及活动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而言，是在少数成员中秘密传授的宗教。其教义和仪式一般都很神秘，且不外泄，多数宣扬劫难当头，要起来造反，因而被当局视为“旁门左道”“邪教”“异端”，并予以打击、镇压。
宗教的起源有很长的历史，在这里我们不去探讨它。从现有的资料看，白莲教应是在我国民间流行较久的民间宗教。白莲教始自南宋初茅子元创立的白莲宗，原为佛教的一支，提倡五戒（佛教在家男女教徒终身应遵守的五条戒律，即：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明中叶受罗教的影响，吸取了“真空家乡，无生老母”观念，宣扬同教之人都生于天宫，都是“无生老母”的儿女，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明、清两代因屡受打击，遂改头换面，派生出许多名目，形成教派林立的局面。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廷军机处奏折统计，仅清代秘密宗教就有200多种，主要有白莲教、青莲教、白阳教、红阳教、青阳教、三阳教、八卦教（乾卦、坎卦、艮卦、震卦、离卦等）、罗教、牛八（朱）教、弥勒教、儒门教、混元教、收元教、明天教、未来真教、清水教、清茶门教、先天教、大乘教、糍粑教、五盘教、无为教、龙门教、长生教、黄天道教、一炷香教、龙华会、在理会、圆顿教、悄悄会、敬添会、三元会等。亦有学者并不认为它们是宗教，清末徐珂在《清稗类钞・宗教类》中说：“依托宗教之旁门左道，不可胜数。弥勒教、白莲教、天理教……及崇拜一切自然物如水、火、龙、蛇之类者，非流于妖邪，即困于鄙陋，实皆不足以言宗教也。”徐珂的论断虽不免严苛，但也道出了一些秘密宗教的实情。
清代的秘密宗教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宗教型的，通过茹素诵经，消灾祈福相号召，以师徒传授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宗教迷信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凡入教者先传“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无字真经，在教徒中供奉“无生老母”牌位、念咒语和经文。如混元教“入教时写下牒，发了咒，若有二心，天打雷击”（乾隆十八年七月直隶总督方观承奏折附单。引自公安部一局1989年编印的内部资料《清代邪教》一书，以下引文均出自此书，不再一一注明）。笔者见到的经文较全的是乾隆十八年（1753年）署山西巡抚胡宝拿获传习混元教冯进京时在其家中搜出的《立天卷》，全本分为元、亨、利、贞四册，“元”字册分为《明心见性品》《幡杆名扬品》《金鸡大叫品》《辇毂道场品》《榆杨寻卷品》《鸡卵乾坤品》《分前说后品》《指迷归正品》《末后一着品》等，近1.5万字。混元教还传习有《劝人宝鉴》《李都御岳山救母出苦经》等。乾隆二十二年破获河南传习收元教，供出歌词有《五孝歌》《敬天歌》《笤帚歌》《棉花歌》《井花歌》《临凡歌》《盖世荒歌》《五更歌》《夏景歌》《十二时歌》《弓长歌》等，这些歌词的内容明显受到《立天卷》的影响。在河南柘城红阳教教徒中流布《报恩经》，并口授咒语：“一棵白菜七寸高，师父度根我度稍。有心度你西天去，恐怕根浅扎不牢。”谓日日念诵，“生前可以免灾，死后更有好处”（嘉庆二十年九月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也与白莲教教义相同。
另一类是帮会型的，以互济互助、自卫抗暴相号召，以歃血结盟、焚表结拜弟兄的方式发展组织，用忠于誓言，讲究信用和义气作为维系内部团结的纽带，积蓄力量，伺机造反，推翻清廷。郓城人李芳春自称离卦教教主、弥勒转世，宣扬道光十九年必有劫数，道光二十二年将推翻清廷，再造河山：“细雨纷纷不见天，忧愁只在一九年。猴鸡之年（道光十六年丙申、十七年丁酉）还好过，鼠牛（道光二十年庚子、二十一年辛丑）中间怎奈何。无知老人识世事，山前山后打破锣。羊群若得真消息，猛虎（道光二十二年壬寅）下山定干戈。”（道光十六年九月山东巡抚经额布奏折）
然而这些教派虽然教义雷同，组织、仪轨和活动方式也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各派都是独立活动，互不统属。由于许多教派都是白莲教的支系，或是在白莲教遭到镇压后创立的新教，故白莲教关于“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经，几乎为所有的秘密宗教所接受。如白莲教习念：“元佛自洁见人伦，仁义礼智天地人，家贫身贫壮不贫。剃骨还父母，割肉还双亲。虽然不是无价宝，得去才是堂上人。”在中原传习的收元教，劝人吃斋说偈，念无字真经，依三皈五戒，习采清换浊，其传习的《五孝歌》开篇是：“敬父母，如敬天，孝子名扬万古传。一天三餐敬父母，日流时增常问安……父母恩，重如山，生身时，命也难。湿衣凉席娘身污，暖床热被让子眠。如污了，老母连身换，恩养成人，长大孝顺的，是儿是女，不孝顺，是讨债冤家。”（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河南巡抚胡宝奏折附件）对比两者诗句，可见两教的思想观念十分相似。
当局对秘密宗教的打击
如前所述，清代的秘密宗教大多都有组织民众反清的倾向甚至行动，因此，常常遭到清政府的严厉取缔与残酷镇压。乾隆十三年五月初五军机处奉上谕并转发各督抚：“自来妖言左道，最为人心风俗之蠹，地方大吏，理应严行禁遏……各省督抚，务须时刻留心，早为查察，事发之后，不可稍为宽纵。”（乾隆十三年五月湖北巡抚杨锡绂奏折）嘉庆二十四年湖北巡抚张映汉奏折引称：“查例载：妄布邪言、扇惑人心为首者斩立决；又传习白莲等邪教、拜师传徒惑众为首者，绞立决，为从者发新疆给额鲁特为奴。又各项邪教从犯，年未六十发回城给大小伯克为奴，其并未传徒而又年逾六十以上，发云贵、两广极边烟瘴充军。”在此“上谕”“律令”下，清廷对“邪教”始终采取高压态势。康熙五十六年，山东巡抚李树德奏称：访知兰阳县有人传习白莲教，遂派兵围捕，“当将生员李雪臣、李山义，监生曹钧，民人张尔昆，并李山义不知姓名之住房人等五名，立时杖毙。又拿获李山璧、李三让、李行帮（系李山义之子）、乔大伦，尚有不知姓名二十余人，现今监禁”。官府拿获习教之人，并不审讯，甚至连姓名都不知道，便立即杖毙，可谓严刑峻法。更残酷者如道光十五年破获山西赵城曹顺等先天教造反案，处理结果：“寸磔首逆曹顺一名，凌迟摘心韩奇等四名，照谋反大逆律凌迟处死者张汶斌等二十名，照谋叛律斩决枭首示众者韩枝等七十七名，应拟凌迟v尸者韩鉴等五名，应拟斩决戮尸枭首者李沅等十七名，歼毙及畏罪自尽者韩世培等三十六名……李仁杰等九十九名，讯系裹胁同行，与甘心从逆者不同。唯该犯等明知造反，或被逼助势，或乘机掳抢财物，且内有习教之人，请均照谋叛知而不首律，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刘三麻子等六十六犯，或被胁前往赵城县城内，或逼令同赴霍州、洪洞县城下，均即乘空逃逸，并未习教助逆，请于李仁杰等遣罪上量减一等，各拟杖一百、徒三年。”（道光十五年六月山西巡抚鄂顺安奏折）此案受到惩罚的多达数百人，其中被处以极刑的160人。李仁杰等99人官府也承认其为“裹胁同行，与甘心从逆者不同”，仍被处以“杖一百流三千里，从重发往新疆给官兵为奴”；甚至刘三麻子等66人官府明知系被裹胁逼令同行，并“乘空逃逸，并未习教助逆”，亦被“杖一百，徒三年”。清政府以寸磔、摘心、凌迟、戮尸、枭首、斩决、杖毙、杖徒等严刑峻法处置参加“邪教”的人员，而且这些都是在大街上进行，统治者的目的是要用惨无人道的血腥镇压恐吓民众。但其高压政策并没有让秘密宗教销声匿迹，一些教派受到打击后或改头换面，或化为分支，仍在秘密进行传教，教派的反抗斗争也没有停息。 秘密宗教的反抗
自明代以来，中原就是秘密宗教十分活跃的地方，尤其在豫东、豫北一带，各种教派争相发展，一个县都有几个教派。据见诸清廷破获的部分“邪教”档案透露，仅乾隆、嘉庆两朝涉及中原的秘密宗教案件就有：乾隆朝的范县孟兴璧等白莲教案、归德郜生文离卦教案、鹿邑县樊明德等混元教案、鹿邑县刘松改混元教为三阳教案、临颍县贾敏等收元教案、永城县洪广汉收元道教案、信阳县李元义等白阳教案、夏邑县王继盛等清水教案、清丰县郝成等东方震卦会（又名收元祖白羊会）案等；嘉庆朝的鹿邑县王柯等青阳教案、鹿邑县赵文世等青阳教案、鹿邑县王侯氏等儒门教案、涉县（时属河南）刘景宽清茶门教案、新野县张蒲兰等清茶门教案、汝州王太平等混元教案、项城县方手印等牛八教案、滑县李文成天理教（震卦教）起义、虞城县张姓乾卦教案、柘城县王元印等红阳教案等。这些教派宣扬的“三劫”说（声言现实社会是“青阳”“红阳”当世，所以动乱不已，民生困苦，只有起而斗争，使“白阳”当世，人们才能脱出苦海，共登“极乐世界”），得到贫苦民众的认同，故虽遭镇压仍屡仆屡起。尤其鸦片战争后，民众的困苦进一步加剧，秘密宗教又呈活跃之势。太平天国和捻军发动反清起义后，更推动了秘密教派的反清斗争，终于爆发了商丘白莲教离卦教教主郜永清据金楼寨抗清起事。
清末民初，实行政党政治，结党之风盛行，多数秘密宗教也开始发生变化，逐渐演变为会党、会门。辛亥革命及“二次革命”、护国战争时期，革命党人积极联络会党，甚至将其作为依靠的力量之一。会党也因应这一形势的变化，由秘密走向公开，仍以经文、咒语、符等为纽带，组织民众进行反清斗争。但在民国成立后，南京国民政府便立马对会党“晴转阴”勒令解散。就连一些民间结社如红枪会、天门会等，也被改编为民团或取缔。一些会道门虽然屡经打击，但并未绝迹，仍在暗地活动。
新中国成立初期，某些反动会道门受国民党特务蛊惑，大肆进行造谣破坏，对抗人民政府的法令，甚至进行武装暴乱。党和政府采取坚决措施，颁布取缔会道门的布告，明令禁止会道门活动，并发动群众，形成强大的政治攻势。经过斗争，终于使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秘密宗教与帮会得到妥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