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川黔两省在边界地区存在大量疆界错壤，加之边境地带的管辖权十分模糊，历来难治。明清时期鉴于时局的变化以及稳定地方政治的需要，朝廷对川黔两省交界地带重新勘定，明晰其边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雍正年间的“遵义调龙安”1。“遵义调龙安”表面上看是简单的政区调整与两地归属权的变换，其本质则是中央与地方的权利博弈，是中央欲通过对地方政治空间的再塑造，从而达到维护川黔两省政治经济均衡及巩固西南边疆之目的。
关键词：川黔边界 调整 遵义 龙安
中图分类号：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17）03-30-38
今四川、重庆、贵州三省市交界地带（以下将四川、重庆合称为川）的地界已十分明晰，但历史上其地界的形成曾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雍正年间是两省边界形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两省的政区格局在这一时期大体形成。而在这一时期，川黔边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遵义府和龙安地区两地区归属的变化，正因此事，时至今日在川南的叙永、古蔺和黔北的遵义地区仍流传一句“四川人生得憨，遵义调（掉）龙安”的顺口溜，此话是说在历史上贵州、四川两省边界调整，而在调整过程中，由于对调双方在地域面积、区域的经济发展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四川吃了亏。那么，对于四川来说，既然是亏本的交易，为何四川省当时的当权者愿意交换呢？其背后是国家权力的运作还是地方政府的行为呢？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一步探讨，如有疏漏及不妥之处，尚祈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关于川黔边界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川黔边界的插花地和边境少数民族社会研究2，对“遵义调（掉）龙安”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则研究较薄弱，其中还有许多方面亟需进一步研究。
一、遵义和龙安的历史沿革及边界演变
研究以“遵义调龙安”为中心的川黔边界调整，首先就得了解遵义、龙安两地的历史沿革，在此基础上勾勒出川黔交界线，从而进一步分析促使政区调整的主要因素及调整后对区域政治经济社会的影响。
（一）遵义的历史沿革
遵义“禹贡、梁州之域，古蛮夷地，周秦为夜郎且兰地，汉元鼎中，且兰君反，发兵讨平之，置县属柯郡，晋隋因之”1。唐贞观九年（635），在柯郡北部地区置朗州，领辖“恭水、高山、贡山、柯盈、释燕、邪施六县”2，贞观十三年（639），因其境内有播川，故将郎州改名为播州，后经调整，至唐朝中后期，播州地区领芙蓉、遵义、带水三县，大致范围在今乌江以北的绥阳、遵义和桐梓等黔北的大片区域。唐僖宗三年（876），南诏叛乱，太原杨端应征平定南诏有功，唐僖宗封杨端于播州地，节制边夷，此为杨氏控制播州之始，后历经五代、宋、元、明，直到万历年间杨龙叛乱，此地一直由杨氏所控制。
两宋时期，播州地区为羁縻州，宋徽宗大观三年（1109）“杨文贵纳土，以其地置遵义军”3，其统治范围日渐扩大，南界越过乌江一线，逐渐成长为中国西南部面积最大、实力最强的土酋之一。元朝统一全国后，对全国的地方行政建制进行了改制，建立了行省制度，同时，在西南、西北等偏远地区，为了得到民族地区地方势力的支持，施行了一种任用地方头目的土司制度，地方首领在遵守朝廷相关制度、政策和法令的前提下允许自治。在播州地区设立了播州军民安抚司，并“授杨邦宪宣慰使，赐其子杨汉英赛因不花，封播国公”4。有元一代，贵州未建省，播州地区的隶属时有反复，至元二十一年（1284），隶属于湖广行省，至元二十八年（1291）改隶属于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九年（1292）府隶属湖广行省，短短十几年，其隶属关系多次变更，这折射出播州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及重要性。明朝建立之后，播州宣慰使杨铿见大势已去，于是“相率来归，贡方物，纳元所授金牌、银印、铜章”5，朝廷“诏赐铿衣币，仍置播州宣慰使司，铿、琛皆仍旧职”6。此时，播州宣慰司“领安抚司二，曰草塘，曰黄平；长官司六，曰真州，曰播州，曰余庆，曰白泥，曰容山，曰重安”7。
鉴于贵州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贵州境内复杂的民族关系，洪武十五年（1382）在贵州地区设立了贵州都指挥使司，是为贵州地区最高军事机构。明成祖永乐十一年（1413），因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争地而互相仇杀，明廷趁派兵讨平之机，废思南、思州两土司，“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立贵州布政使司”8，贵州布政使司的设立9是贵州建省之始，也是川滇黔三省政区格局形成之始，结束了贵州地区分别附属于四川、湖广以及云南边隅之境的局面，川滇黔边界博弈至此开始产生。此时，贵州虽建省，但播州宣慰司未划入贵州布政使司，在洪武五年（1373）由隶属于湖广布政使司改隶属四川布政使司，十年后（1383）改隶属贵州都指挥使司，十二年后（1395）复隶属于四川布政司，从此一直到万历年间，播州宣慰司的隶属关系一直未变。万历年间，播州土司发动叛乱，明廷平定叛乱后，借此机会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播州地区改土归流，将播州宣慰司“分为两郡，以关为界，关内属川，关外属黔。属川者曰遵义，属黔者曰平越。遵义领州一，曰真安，县四：曰遵义、绥阳、桐梓、仁怀。平越领州一，曰黄平，县四：湄潭、余庆、瓮安、安化”1。经过此次调整，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分化了播州地区的政治经济实力，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四川版图深插贵州腹地的状况。调整后，川黔边界线收缩到乌江以北地区。
清王朝建立后，朝廷在西南地区推行了大范围的改土归流，并勘定省界、州界及县界，其中素称难治的云贵川边界地带是重点勘定对象。雍正即位后即颁布《谕各省督抚共矢公心详细清查邻省及州县地界》，御制称：“疆界所关，诚为至要，从来两省交壤之地，其界址多有不清，云、贵、川、广等处为尤甚”2，经过勘定及商讨后，改“四川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3，至此，遵义地区完全归属于贵州省，川黔两省边界大致调整完毕，调整后贵州全省面积“已达17万多平方公里，比明朝时期的贵州增加了5.7万余平方公里”4，奠定了今天贵州版图的基础。 （二）“龙安”的历史沿革
顺口溜“四川人生得憨，遵义调（掉）龙安”中的“龙安”是清朝永宁县的别称，但查阅相关史料，历史上在川南的永宁县地区并未使用“龙安”作为其地名，与其相反，在川北地区的平武一带曾设置有龙安府，龙安府于“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改龙州宣抚司置，治所即今四川平武县，1913年废”5，两地相差甚远，既然如此，为何在顺口溜中以“龙安”代指永宁县呢？据推测，可能源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以永宁副将拨归军标，移龙安营参将守备驻永宁，改协为营”6一事。龙安营移驻守永宁，对永宁地区的军事、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此后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用“龙安”代替“永宁”。此外，在俗语中为了句子的押韵，读来朗朗上口，于是民间使用“龙安”代替“永宁县”一词来描述和记忆“遵义调（掉）龙安”这一事件。
龙安地区，唐朝属羁縻州，称蔺州，宋朝其地在泸州的合江、江安两县境内，元至元二十五年（1288）置永宁路。明平定蜀地后，永宁土司内附，洪武七年（1374）置永宁长官司，隶属于四川布政使司，第二年升永宁长官司为永宁宣抚司。永宁宣抚司属于土官，具有一定地方自治权，明朝为了有效拱卫地方政权，在洪武四年（1375）于其地增置永宁卫，永宁卫属于实土卫7，隶成都都卫，洪武十五年（1382）改隶贵州都司，贵州建省后又先后增置赤水卫和普市守御千户所，俱隶属于贵州布政使司。从龙安地区的政权组织形式来看，永宁宣抚司与永宁卫同驻一城，换言之，在一城内形成了偏军事的“卫城”与偏政治的“司城”，这种政治和军事格局给边界治理带来了诸多麻烦，加之边境地带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以及地域矛盾的高发地，所以这些地区多动乱，天启初年永宁土司首领奢崇明父子叛乱便是一例。朝廷派兵平定奢氏叛乱后，从天启三年（1623）起陆续推行改土归流，废永宁宣抚司，置叙永军粮厅，隶属叙永府，与此同时，对赤水河沿线的边界进行了明确，“以赤水河为界，河东龙场属黔，河西赤水、永宁属蜀，永宁设道府”1。康熙年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改卫并县，二十六年（1687）“永宁卫、普市所裁去，改设永宁县；毕节、赤水二卫裁去，改设毕节县”2，俱隶属贵州的威宁府。雍正五年（1727）因“贵州威宁府属之永宁县，去府千里”3等原因，对政区边界再次进行了调整，改四川遵义府所辖“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正安一州及遵义协官兵，俱隶贵州管辖”4，同时，为了补偿四川，于是“将永宁改归四川，隶于同城之叙永同知管辖”5，人们常常将此事称为“遵义调（掉）龙安”。雍正八年（1730）对赤水河南北界限再一次勘定，“以赤水河大江上自斑鸿井河源下至合江县合大江，南归黔，河北归川”6，并改叙永军粮厅为叙永厅。乾隆元年（1736）升为叙永直隶厅，光绪三十四年（1908），再改叙永直隶厅为永宁直隶州，改永宁县为古蔺县，四年后（1912），改永宁直隶州为叙永县，至此，大体形成了今天的政区格局。
二、遵义和龙安的鹇缘匚挥肭域政治空间的再塑造
贵州省位于我国西南内陆地区的腹心地带，遵义位于贵州的内陆的边缘，在贵州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所以，要分析遵义的战略地位，首先得分析贵州的战略地位。对于贵州的战略位置，明末清初的顾祖禹在《贵州方舆纪要序》中有一段精彩绝伦的论述：
“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也，东西诸府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也。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襄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有意成都，而不疑我之飘驰葭明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之禁吭且为我所~矣，所谓以攻则强矣！如是而曰贵州蕞尔之地也，其然乎哉！”1
顾氏用十分精炼的语言和严谨的逻辑分析了贵州在中国西南部的军事战略地位，他强调，贵州是“驿道所经”之处，是西南重要的交通枢纽地，犹如人的“胸腹”“两臂”，位于滇、粤、蜀、陕以及两湖的中心地带，是“以攻则强”之地。贵州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与四川不同，四川因是“四塞之国”，容易形成独霸一方的独立政权，而贵州处于西南中心地带，如保持独立，能够对周边省份形成强有力的制衡和牵制，而一旦被他省控制或者被他省整合，会滋生更为强大的地方力量进而威胁中央的统治和地方政权的稳定。
然而贵州所具有的重要军事战略地位，又是和贵州境内的要地――遵义地区紧密相关的。遵义的战略地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遵义是黔北重镇，不管是资源禀赋、自然条件，还是经济发展程度，遵义在贵州地区都处于领先地位，换言之，遵义为贵州的发展与壮大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基础；其二，遵义是贵州“北门之锁钥”2，既能成为与四川地区沟通的桥梁，又能作为防止四川入侵的天然屏障；其三，遵义“地邻三省，然楚止偏桥，路通一线”3，是华中、华南通向云贵地区的咽喉要道，战略位置重要；其四，遵义“其地介川湖贵州之间，西北则堑山为关，东南则附江为池”4，且“播地三面环夷”5，内部地理单元单一，有易守难攻之势。总之，因遵义上述四个方面的战略地位以及遵义与贵州的地缘关系，为在边界博弈中取得优势和有利地位，必然会重视这块要地。作为朝廷，为稳定地方局势作想，中央要有效控制西南部，首先应控制贵州地区，而为了有效控制贵州地区，必须有效控制遵义地区。
龙安地区，即今四川古蔺县、叙永县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周边的兴文县、纳溪县、习水县、仁化县等部分地区，位于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带，其地“北接叙泸，南通云贵，接壤相错，咽喉所系也”6“环城皆山，叠翠如屏，马口崖镇其北，渔漕溪横其南，南接蛮夷，上通云南，北连川广，水陆交通黔蜀分界与此”7，素为军事要冲，兵家必争之地，是“川滇黔三省通衢”之地。长江支流永宁河经过此地，在以水运为主的时代，这一地区是重要的商品集散地，据记载“永宁河畔的叙永双城是重要的川盐、滇铜、黔铅的转运码头和商贸集镇，有黔帮（贵州商人）、西帮（陕西、山西商人）在此经营边岸盐”8，此地因水而兴，因商而富。 明朝建立之初，推行了以军事力量为依托的卫所制度及以州县为主的地方行政管理制度，两者相配合使用，以维持中央王朝对区域秩序的有效控制。在播州地区，播州在行政主体上是隶属于四川布政使司，但其军权受制于“贵州思石兵备道……权以弹压之”9“播州八司平、清、偏、镇四卫尽隶贵州”10，播州宣慰司辖地的行政权与军权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分权的格局。这种“司”“卫”的双轨制有力的维护了遵义和永宁两地的安全和稳定。清朝建立后，撤销明朝设立的卫所，这对地方区域控制造成了一定的冲击，在边境地带及某些政治管理权限模糊的地区形成了“权利真空”。为了维护地方政治的稳定，在撤销卫所的同时，不得不重新塑造地方的政治空间。而塑造政治空间最直接、最简单的方式是对地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整合，在很多时候，行政区划“是国家权力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是国家统治集团意志和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民族等各种要素在地域空间的客观反映”1。永宁县和遵义府两地都是战略要地，同时，都处于政治控制较弱的“内地的边缘”2，这些区域“往往是中国古代诸种动乱的策源地，有可能成为新生力量与新生因素的发源地”3，是容易出现问题且难以控制的地区。清王朝先后撤销了两地的卫所，撤消后必须对两地的政治空间重新塑造。遵义地区，有良好的自然条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独立的地理单元，又是“内地的边缘”地带，为土司的发展、壮大及割据政权的建立提供了便利，较易形成一个独立完整的政治实体，如从唐中期开始到明末万历年间曾经极盛一时的杨氏，“以一姓相传，据有土地人民，侈然如古之邦君”4，最终还发动叛乱。清王朝建立后，遵义地区表面上看已经“彻底铲除了当地骚乱的祸根”5 ，但地方官员与土著居民、土著居民与土著居民、国家意志与地方利益纠结在一起，此地仍矛盾重重，危机四伏。且遵义府隶属四川省，距成都路程遥远，治理成本昂贵，控制难度较大，这种情况下对行政区划及隶属关系重新调整是十分必要的。隶属贵州威宁府的龙安地区，在清朝撤销卫所后的形势如播州一样，所以，朝廷在制定政区规划时也要特别注意这块要地。
通过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王朝政府为了稳定西南的统治秩序和固边疆地区的安全，必须对两地已有的不合理的政治空间重新构建，而处于川黔边界地带的遵义和永宁，两地地理位置和当时的政治局势具有某种相似性，这为两地交换及重新构造政治空间提供了可能。
三、川黔边界矛盾与省际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政区区划的划分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山川形便；二是犬牙相错，前者是出于经济和人民生活的考虑，后者多是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改土归流前的西南地区多是少数民族聚集地，民族成分复杂，且分布着大量的土司，朝廷在进行政区规划时多是运用犬牙交错原则，从而利于中央政权对区域政治空间的控制与管理，但其弊端也层出不穷。其中，在西南腹地的川黔两地山水相邻，明清时期其边界地带大量运用犬牙交错原则划分其政区，结果产生了大量插花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遵义地区和永宁地区。
播州宣慰司是川黔边界最大的一块插花地，播州“如同一柄锋利的尖刀，向南一直插入贵州省的腹地，把遵义、瓮安、余庆等地据为己有”6，隶属于贵州省的永宁卫（龙安地区）则像楔子一样插入四川省南部境内。这两块插花地给川黔边界的治理带来了许多问题，甚至产生省际冲突。插花地的大量存在使得在川黔漫长的边界地带有时竟出现“同一山径，而山上山下为两属；同一街市，而街左街右划分两县；其一村镇而分隶数属者甚多”7的情况，隶属主体的多样化以及政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不利于行政管理和地方社会的稳定。边界地带的管理权限也模糊不清，遇事相互扯皮，在很多时候边界政府的官员在管理实践中以本地区的切身利益为评定标准，如“一遇命盗重案，两官相互诿过”1，而遇“矿厂盐茶等有利之事，则互相竞争”2，这种状况的延续，很容易滋生懒政的土壤，如在万历二十五年（1597），永宁地区曾发生“各起夷兵烧劫杀掳永、赤二卫，3”，而镇守永宁参将周敦吉以及四川都司张神武竟“坐视不救，顾杖请兵者以死”4。同时，这种“三不管”的地带，是盗贼、土匪等犯罪分子的天堂，常常是“盗匪出没，此伏彼窜，莫可踪迹”5，如当时隶属于贵州的永宁县“所属人民，散处于四川江安、纳溪、兴文等县，且无贵州营汛，而以四川协营弁代为稽查，奸良莫辨”6，盗贼乱窜，治理难度十分巨大。边界地带的这种状况也引起了地方高层的注意，四川巡按御史孔贞一在《核土舍之情形破两省之异同疏》一文中论及黔蜀关系时道：“臣惟蜀三年逼邻番邻夷，土蛮内地复杂，土府所籍土府者，籍隶属藩，饷供黔省，有事则听我征调，无事则聊示羁縻。于蜀则文移期会，公然抗视；于黔则额征正赋，明示拖延。盖汉法久已格，而魍魉尚属潜伏，尤未敢有矫命而雄行者”7。从中可以看出土蛮内部本身十分复杂，同时族群与族群、地方与地方之间矛盾重重，这种矛盾一旦激化，后果不堪设想。如万历年间，播州、永宁、水西三地之争，历经数年未定，加之地方政府首领想从动乱中借势壮大自己以抗中央，最终酿成播州杨应龙、永宁奢崇明、水西安邦彦之乱，这威胁到了地方治安以及西南地区的稳定。
总之，在川黔交界地带的遵义和永宁地区，由于插花地广泛存在，导致行政效率低下、盗贼横行。同时，播州宣慰司这一把“尖刀”，把贵州分割成三块互不相连的地域，虽强有力的控制住了贵州这块要地，但“尖刀”分开了客观存在族群团体，出现了“一苗两属，终不输服”8的局面。上述这些问题的存在，给两省边界地带的人们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影响了民族团结，甚至出现了省际冲突。所以，调整两省的边界、明晰边界线及行政归属、清理存在的插花地是势在必行，而在清雍正年间对西南地区进行了大范围的改土归流，则为清理两地的插花提供了契机。
四、国家发展战略下的川黔区域经济调整
贵州位于我国西南的云贵高原地区，多山地，少平原，地形崎岖，山多箐深，有“地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之称，这种地形地貌及地理环境严重制约了贵州的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在以农业立国的时代，贵州农业种植受到了很大的制约。在贵州省建省初期，贵州“在十三省中，最为狭隘瘠薄”9，康熙二十九年（1690），时人徐嘉炎在《黔书》的序言中亦曰“其地尺寸皆山，欲求所谓平原旷野者，积数十里而不得袤丈”10。康熙四十六年（1707），时任贵州巡抚陈诜疏言：“黔省田地，俱在层冈峻岭，土性寒凉，收成瘠薄，人工牛种，难于他省”11。土地贫瘠，环境恶劣，致使农业发展滞后，经济基础薄弱，其财政收入受到了影响，“概黔之赋，不足以当江南一小县”12，财政收入大部分要靠川、湖、滇等周边省份的协济。在嘉靖十三年（1534），贵州巡抚徐向上奏；“贵州物力素拙，所恃以济缓者，在川湖二省耳。乃今旧赋已逋，而新赋复无解缓之期，此之所急，彼之所缓，卒有非常，何以应之？”1即便如此，总共的财政收入还是远远不够维持基本的行政运作和军费开支，而在明清这段时间里，贵州地区又多有战争和地方性战乱，需要大量的经费以维持军事开支。如万历年间，因平定播州杨氏叛乱而造成贵州财政困难，贵州巡抚郭子章向朝廷上奏“贵州地瘠产微，力难自给，矧值播事之后，重以灾。以川、湖应解银抵为赈济，又非分外之征，既蒙钦允，经征各官任行拖逋者，应各罚治之，以惩违慢”2。 m然贵州因地理环境欠佳而导致总体经济发展欠佳，但是在明清时期隶属于四川的播州地区沃野千里，相对较为富裕，且从唐宋时期已有较大开发，明代广置卫所，土地大量开垦，再加外来移民渐多，农业、手工业等都有明显进步，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据史料记载，出现了若干庄园，《勘处播州事宜疏》中记载成化十四年（1478），播州“庄田一百四十五处、茶园二十六处、蜡二十八处、猎场一十一处，鱼潭十三处”3。且在宋元时期，先后涌现出杨粲、杨邦宪、杨汉英等有作为的统治者，推动了播州地区的整体经济发展，使得播州成为著名的“黔北粮仓”。又因播州距离贵州较近，运输方便，所以，川粮济黔的大部分粮食都是取自播州地区。如在正统六年（1441）朝廷下令“四川重庆府巴县及播州宣慰使司每岁定拨税粮一万余石运贵州，供给军士”4。明廷统帅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疏》中亦云“环播幅员千里，田地无虑数千万亩，及考其旧时额粮，止岁以五千八百石输贵州”5。“杨应龙所居之地虽辖四川，其部内五长官司钱粮兵马则供贵州”6，从中可以看出播州在川粮济黔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相对于贵州地区较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落后的经济状况，四川地区可谓是人间天堂。四川成都平原土壤肥沃，气候温和，水资源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且四川盆地周围多崇山峻岭，交通闭塞，有“四塞之国”之称，易守难攻，容易形成独霸一方的割据政权，如三国时期的蜀汉政权，明末清初的大西政权等等。四川地区和贵州地区经济实力相差大，而隶属于四川的播州地区又是经济较发达区域。从中央政权稳定的角度来说，中央不希望地方的实力过强、地域范围过大，一旦地方力量壮大，容易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局面，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和绝对优势，必须对地方政权的实力进行控制。而中央控制地方的实力，很多时候是从控制其赖以支撑的经济基础开始。就明清时期四川省和贵州省的经济对比来看，不管是可供经济发展的自然条件，还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人口数量，四川远远超过贵州，川黔间呈现出区域经济发展严重不均衡的态势。而调整区域经济，很多情况下则是和政区的调整与废置密不可分，“虽然行政区划不等于经济区划，但一个国家基本政治制度确定以后，国家的主要职能便是指导经济活动，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7。调整川黔的边境线，把属于四川的遵义这块“沃土”划拨贵州，是维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从而可达到省际间区域经济的均衡。
结语
不管是地域面积、资源禀赋等自然条件，还是经济发展程度、人口数量等人文条件，龙安地区都无法与遵义地区相比。就交换结果而言，贵州仅仅失去了永宁县这一块很小的“骨头”就得到了遵义这块“肥肉”，四川的确吃了不少亏。但是，作为朝廷，地方行政区划之变动，特别是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地区，不是简单地考虑地方利益的得失，也往往不顾及百姓或者地方政府愿或者不愿，而是要“充分考虑经济联系、地理条件、民族分布、历史传统、风俗习惯、地理差异和人口密度等客观因素”1，更多是从国家战略出发，以利于行政管理、利于地方政治经济生态平衡为目标，有时牺牲地方利益在所难免，特别是在明清时期高度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下，朝廷和地方在权利博弈中往上占有绝对话语权。最终将遵义划归贵州，永宁划归四川是一种当时国家和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必然。
The Boundary Game Of Sichu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gions
――For Example Of The Affiliation Change Of Zunyi and Long’an
Wu Zhaoqing Wu Xiaoling
Abstract： Sichuan province is adjacent to Guizhou province on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There are a lot of wrong boundaries in the border zone， and its jurisdiction of the border areas is also very vague. The border zone has always been difficult to manag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view of the change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stable needs of local politics， the imperial court on the Sichu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re-assigned and clear edits boundaries， one of the most representative of the affiliation change of Zunyi and Long’an during the Yongzheng period. he affiliation change of Zunyi and Long’an on the surface is a simple adjustment and the affiliation transformation， but its essence is the right game between central court and local government. The central to through the re-shaping of the local political space， so as to maintai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balance of Sichuan and Guizhou provinces and consolidate of the purpose of the southwest frontier. Keywords： Sichuan And Guizhou Provinces；Boundary Game；Zunyi；Long’an
1“龙安”是永宁县的别称，文中的“龙安”和“永宁县”是一个概念，都指清初的永宁县。
2 主要研究成果有：温春来的《从“异域”到“旧疆”―宋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三联出版社，2008年）、王开队的《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及《边缘化地区的控制―十三至十八世纪之际云、贵、川三省交界地区政区设置与变迁研究》（2006年四川大学硕士毕业论文）、郭声波，王开队的《由虚到实：唐宋以来川云贵交界地区犬牙相入政区格局的形成》（《江汉论坛》，2008年第1期）、杨斌的《历史时期西南“插花”初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9第1期）和《明清以来川（含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研究》（2011年西南大学博士毕业论文）、周振鹤主编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以及《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谭影的《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城市形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马琦，韩昭庆，孙涛的《明清贵州插花地研究》（《复旦学报》，2010年第6期）、杨永福的《论元明清时期滇川桂毗邻地区的移民》（《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1期）、高宏的《试析滇川黔交界地区在清代渐趋稳定的原因》（《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徐继艳的《民国时期川黔交界地区插花地与匪患问题研究》（2014年贵州师范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1 （清）鄂尔泰修，靖道谟、杜诠纂：（乾隆）《贵州通志・地理志》，台北：京华书局，1968年，第60页。
2 （宋）宋祁，欧阳修：《新唐书・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589页。
3 （元）脱脱：《宋史・徽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54页。
4 （清）张廷玉：《明史・四川土司》，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089页。
5 同上书，第8089页。
6 同上书，第8089页。
7 同上书，第8089页。
8 同上书，第8167页。
9 布政使司是地方的最高的行政机构，其职能与元代的行省相似，故习惯上称为省。
1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百五十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6696页。
2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雍正朝汉文朱批谕旨汇编》，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372页。
3 《清实录・世宗宪皇帝实录》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2页。
4 《贵州通史》编委会：《贵州通史》，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第81页。
5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中国历史地名辞典》编委会：《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203页。
6 林超民等编：《西南稀见方志文献》，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8页。
7 “实土”卫是相对于“无实土”卫而言，实土卫拥有自己的管辖地域与户籍，卫相当于府州，所相当于州县，是地方组织与行政区划的一种，是一种军管型的特殊地方行政区划。边境地区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多设置实土卫所，永宁卫属于此种类型。参见周振鹤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54页）；王新峰的《明代卫所政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1―133页）。
1 （清）张廷玉：《明史・四川土司》，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8056页。
2 《清实・圣祖实录》卷三百一十 ，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02页。
3 《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16页。
4 《清实录・世宗实录》卷七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2页。
5 《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16页。
6 贵州省仁怀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仁怀县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页。
7 资料来源：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7、8册，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周振鹤主编：《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清代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王开队：《13―18世纪云贵川交界地区政区设置变化趋势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1期；方国瑜：《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中华书局，1987年。
1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贵州方舆纪要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4757页。
2 （清）鄂尔泰修，靖道谟、杜诠纂：（乾隆）《贵州通志・地理志》，台北：京华书局，1968年，第74页。
3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2页。
4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008页。
5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2页。
6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四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3114页。
7 （明）李贤：《大明一统志》，西安：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1131页。
8 谭影：《边缘地带的“双城记”―清代叙永厅治的双城城市形态研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1期。
9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五百一十三，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8429页。 10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一，_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2260页。
1 王恩涌：《中国政治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37页。
2 鲁西奇在《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一文中首先提出，文中认为“内地的边缘”是处于中华帝国疆域内部，但却未真正纳入王朝国家控制体系或国家控制相对薄弱的区域，这些区域大多处于中华帝国政治经济乃至文化体系的空隙处，是帝国政治经济体系的“隙地”。
3 鲁西奇：《内地的边缘：传统中国内部的“化外之区”》，《学术月刊》，2010年第5期。
4 （元）宋濂：《宋学文集》（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47页。
5 王天有、高寿仙：《明史：一个多重性格的时代》，台北：三民书局，2009年，第355.页。
6 李晓杰：《体国经野―历代行政区划》，长春：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171页。
7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贵州通志・前事志》（四），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01页。
1 叙永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叙永文史资料选辑・叙永文钞》，叙永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印，1983年，第49页。
2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贵州通志・前事志》（四），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78页。
3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四，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6696页。
4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四，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8952页。
5 叙永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叙永文史资料选辑・叙永文钞》，叙永县编史修志委员会编印，1983年，第49页。
6 《清实录・世宗实录》卷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916页。
7 （明）吴亮：《万历疏钞》卷四十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28页。
8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四百七十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8003页。
9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贵州通志・前事志》（二），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519页。
10 （清）田雯著，罗书勤、贾肇华等点校：《黔书》，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3页。
11 贵州省文史研究馆校勘：《贵州通志・前事志》（三），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91页。
12 （明）郭子章：《黔记・贡赋至上》卷十九，贵阳：贵州省图书馆复制油印本，1966年，第401页。
1 《明实录・世宗实录》卷一百六十二，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3603页。
2 《明实录・神宗实录》卷三百六十九，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6897页。
3 （明）何乔新：《勘处播州事宜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21页。
4 《明实录・英宗实录》卷八十四，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1676页。
5 （明）李化龙：《平播全书》，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328页。
6 《明实录・神宗实录》二百七十八，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1962年，第5137页。
7 玉麟：《中国省界形成的地理背景》，《南京师大学报》，2003年1期。
1 浦善新：《中国行政区划改革研究》，上海：商务印书馆，2006年，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