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寺文明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主脉和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历程的支点与基石，无疑是我们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公元2017年12月8日，这是一个值得永久载入史册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中华文明探源陶寺遗址考古，在历经四十载之后终于登上了世界考古论坛的领奖台，获得了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的“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奖”。这是继两年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国务院新闻中心举行“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和2017年12月4日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现场工作会议将山西陶寺考古遗址公园正式列入第三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之后的又一可喜可贺的重大事件。
“世界考古论坛・上海”（SAF）是创建于2013年的国际考古交流平台，每两年举办一次，旨在推动世界范围内考古资源和文化遗产的调查、研究、保护与利用。“世界考古・上海论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咨询委员会和评审委员会。咨询委员由来自45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考古和文化遗产研究领域的150位专家学者组成，负责提名或者帮助推荐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评审委员由来自17个国家的40名学者组成，是来自世界各大地区的学术权威和专家，他们主要负责对推荐的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进行评选。与社会团体和媒体相关评选的半趣味性不同，世界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和重大考古研究成果更具有学术含量，体现了评选的世界性、权威性和广泛性。
本次世界考古论坛规模空前，来自哈佛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北京大学等知名学府和埃及、墨西哥、印度等国家考古研究机构的150位学者聚首交流。世界考古论坛的成功举办，不仅使中国考古学走向了世界，更使世界考古学界加深了对中国考古学的历史及现状的认识，在推动全球考古学界相互融合、共同发展方面将会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有关资料可知，数十年乃至近百年来，德国、法国、英国等老牌欧美发达国家在世界各地派遣多支考古队进行发掘；近几十年，美国更是后来居上，对世界各地的考古都有学者进行研究，并成为权威，他们掌握了世界各个区域考古学的话语权；而在近代百年历史上，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凌辱，客观上迟滞了我国考古学的起步和发展，虽然中国考古学自1921年诞生，迄今已经成为一个比较成熟的学科，并且也取得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考古发现，在国际学术界也占有一席之地，但是正如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王巍所言：“总体上对世界其他国家的考古缺乏较为系统的了解，只知自己，不知他人，在国际学术界面临着除了中国考古学之外，对其他区域的考古学几乎没有发言权的窘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中华文明自身特点的准确把握。”
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我国综合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特别是在“一带一路”战略的促进下，中国考古学的眼界已经不断扩大，不但我们的考古队伍走出了国门，而且还在中国连续成功地举办了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也正是借助于这个论坛，陶寺遗址这张彰显中华文明五千年辉煌历史的名片方能为世界所知。
当我从微信上看到陶寺遗址考古获得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重要考古研究成果奖”的信息时，欣喜万分，激动之情实难以言表，恰此刻又收到何驽先生由论坛现场发来的感言诗作一首，拜读先生大作感慨之至，现不妨抄与诸君分享：
七律・第三届上海考古论坛获考古研究成果奖有感
行空天马任笑痴， 上海论坛四海知。
名利从容三礼让 ，科研唯恐半分迟。
踌躇老骥仍扶枥 ，有志神驹更奋蹄。
再现尧都华胥梦 ，追寻中国到今时。
回想起来，陶寺遗址这张名片的打造也确非易事，它是我国数代考古工作者呕心沥血、辛勤耕耘的结晶。197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队与临汾行署文化局合作，在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拉开了陶寺遗址考古的序幕，历经四十年的艰辛方使得这座被黄土尘封了近4500年的古都重见天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15年6月18日，在北京国务院新闻中心，隆重举行了“山西・陶寺遗址发掘成果新闻发布会”，向社会公众介绍了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陶寺遗址考古的重大收获，展示了近四十年来陶寺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成果，提升了陶寺遗址的知名度，扩大了社会影响，促进了学术交流与合作，将“陶寺与尧都”、“晋南地区与最早中国”等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的考古探索引向了更为深入的层次。正如“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首席专家王巍所说，临汾陶寺就是尧的都城。没有哪一个遗址能像陶寺遗址这样全面拥有文明起源形成的要素和标志。陶寺遗址已经进入了文明时代，比夏代后期的二里头遗址早了500―600年。陶寺文明是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主脉；陶寺遗址在年代、地理位置以及它所反映的文明程度等方面都与尧都相当契合，是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历程的重要支点和基石。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陶寺文明作为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主脉和实证5000年中华文明历程的支点与基石，无疑是我们坚定中华民族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
而如何利用好陶寺遗址这个宝贵的文化资源，如何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自然是各级领导、相关专家学者和地方文化工作者的重要职责和使命。从实际工作讲，笔者建议应从务虚和务实两个方面努力尽责：在务虚方面，一是要广泛宣传。充分重视考古和科研成果的运用，采取节庆活动、学术交流、博物馆展示、教科书编写等形式，让尧文化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农村，达到知中国者知尧都。二是要深入研究。应把陶寺遗址理论研究的重点从是不是尧都、是不是最早的“中国”、它在中华文明起源中的重要意义，逐步转向如何发挥它对于涵养和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以及它对世界考古和历史研究所作的重大贡献、它在我国重建世界话语权中的时代价值上来。在务实方面，应以国家文物局批准正式立项为契机，全面启动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工作。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拓宽融资渠道，保障工程质量，争取用五年左右的时间建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打造国际一流的文化旅游品牌。陶寺遗址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而且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陶寺遗址在山西、在临汾、在襄汾，我们襄汾、临汾、山西的干部群众就要倍加珍惜这份历史文化遗产，坚持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引下，勇于担当，以实际行动让埋藏在黄土地下面的宝藏“活”起来，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