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经与读史的问题，是观察鲁迅精神的一个主要问题，因为鲁迅不仅自身经历过读经与读史的时期，而且以自己读史的经验参与读经问题的论战。在这个文化问题上，鲁迅虽然自身读过经书，但反对读经，而主张读史，尤其是读野史。
鲁迅反对读经，与近代以来经学的衰微密切相关。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趋势是经学的衰落和诸子之学的复兴、新史学的兴起。之所以出现如此的思想潮流，与中国在近代的历史遭遇息息相关。虽然儒家经典在中国的正统地位并没有因为改朝换代以及佛教东传而动摇，但当历史进入近代以后，因为西方政治与文化的入侵，儒学逐渐开始衰微。这种衰微，首先是遭遇到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打击的结果，“太平天国第一次打出反孔的旗帜，并采取捣毁孔庙、砸烂孔子神像、焚毁儒家经典等激烈行动，严重亵渎了孔子的权威，其对儒学所造成的震动和破坏是巨大的。”[1]其次是受到今文经学派批判的结果。康有为极力倡导今文经学，而否定古文经学，认为古文经典是刘歆的伪造。不仅儒家经典的形成遭到了质疑，儒家伦理道德的核心三纲五常也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在这样一个后经学时代，经学受到了严重的质疑与否定。因为传统的经学已经不能够挽救老大帝国衰落的命运，于是经学在近代逐渐衰微。
与传统经学衰微相对照的是墨学在近代的复兴。在接受西方新学的过程中，为了为接受西学创造一个接受的心理（因为西学东渐而来的新学需要借助中国本土文化得到理解和接受，诸子之学中的墨学为接受西学提供了基础），也为了消除迎面而来的西学所带来的心理上的自卑与焦虑（既然西学源于墨学，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于是国人在心理上就取得了平衡），于是大力倡导西学源于墨学之说，这是洋务运动之前及其间墨学复兴的一个关键。“墨学复兴的第二个阶段，是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时期。无论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以墨家的平等意识、人格理想和自我牺牲精神，作为自己变革社会、拯救人类的信念源泉和人生楷模。”[2]儒学的衰微导致墨学的复兴，墨学的复兴进一步促进了儒学的衰微。鲁迅论述儒学已经不能够适应现代社会，同时极力推崇墨家代表人物为中国的脊梁，这些观点与上述时代潮流是呼应的。
鲁迅在读经与读史的选择上，之所以注重读史，与浙东自古就有的重视史学的传统也是息息相关。浙东学术自古就有重史的传统。汉唐时期是浙东学术初步发展时期，就已经出现了浙东人自己编写的地方史――袁康、吴平的《越绝书》和赵晔的《吴越春秋》。晋代的浙东史学继续发展。时至宋代，浙东学术进一步繁荣。陆游曾三为史官，自撰《新修南唐书》以总结南唐兴亡之原因；金华学派之代表吕祖谦非常重视史学，力求从历史中寻找治国安邦之经验；永康学派之代表陈亮以其事功之学与经世致用之史学思想对浙东学派产生很深的影响；永嘉学派之代表叶适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章学诚“六经皆史”的观念，但已经将六经当作历史来看待。明代的浙东史学同样十分活跃：胡应麟尽管不是一位史书编纂家，但在史学评论上却很有建树，其“史才五长”说的提出，为章学诚提出史德说开启了门路；张岱鉴于明亡的历史现实，以反省的精神来总结明亡教训而成《石匮书》。浙东学术发展至清代，成就最为辉煌。黄宗羲尽管怀抱民族气节拒绝参加《明史》的修纂，但依然让自己的儿子黄百家、门生万斯同等参加史局，对《明史》的修撰产生了积极影响。万斯同以布衣身份参与《明史》的撰述，在《明史》的修撰过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李慈铭博而能约，一生所读之书与所为之业，非常博杂，而所致力尤勤者是史。寿镜吾老先生的藏书，据笔者在绍兴的观察，也以史书最为丰富。浙东诸多先贤中，对鲁迅读经与读史之问题影响最大的还是章学诚。
章氏在宋学注重性命义理之探究与汉学注重名物制度之考据的时代氛围中，赫然提出了六经皆史的论断，颠覆了经学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仅仅把它们作为历史史料来处理，以便从中探寻出“史义”。这样一种经学与史学的观念，促成了鲁迅对读经与读史的不同情趣。
与六经皆史观念并驾齐驱的是章学诚另外一个观念，即六经皆器，儒家典籍，在章学诚看来，并非是载道之书，实在只是先王的政教典章，其所言论的也只是天下事物、人伦日用，除此之外，别无著述之道。儒家经典在这里，丧失了其原有的崇高的经典地位，而成为典章制度之史料，这样的见解无疑有助于鲁迅重新看待十三经的价值。与此同时，章学诚通过解析“经”之本意，也从另外一方面瓦解了神圣经典的立论基础。“经”虽为尊称，其本义也只是“综要”而已，不是如后世所言的那样至高无上、不可冒犯；“经”的内容是典章法度、政教行事，也不是圣人有意为之而传诸后世的。章学诚从“经”之本义与其内容两方面突进，瓦解了被封建社会视为至高至尊的“经”的地位。
传统儒学在近代的衰微、墨学王学的复兴与崛起、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再加上鲁迅的私塾教育与民族主义思想，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鲁迅对读经不再抱有好感，而将自己的兴趣投向了史部之野史笔记。所以，一个曾经读过十三经的人，当章士钊、国民党政府等提倡读经的时候，却极力反对之，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时代、家学渊源等诸多因素影响的。具体而言，鲁迅反对读经之理由为：
一是，主张者并非出于真心诚意，只是敲门砖而已。
我看不见读经之徒的良心怎样，但我觉得他们大抵是聪明人，而这聪明，就是从读经和古文得来的。我们这曾经文明过而后来奉迎过蒙古人满洲人大驾了的国度里，古书实在太多，倘不是笨牛，读一点就可以知道，怎样敷衍，偷生，献媚，弄权，自私，然而能够假借大义，窃取美名。再进一步，并可以悟出中国人是健忘的，无论怎样言行不符，名实不副，前后矛盾，撒诳造谣，蝇营狗苟，都不要紧，经过若干时候，自然被忘得干干净净；只要留下一点卫道模样的文字，将来仍不失为“正人君子”。况且即使将来没有“正人君子”之称，于目下的实利又何损哉？
这一类的主张读经者，是明知道读经不足以救国的，也不希望人们都读成他自己那样的；但是，耍些把戏，将人们作笨牛看则有之，“读经”不过是这一回耍把戏偶尔用到的工具。[3] 袁世凯利用孔子敲帝制之门，“然而那一道门终于没有敲开，袁氏在门外死掉了。余剩的是北洋军阀，当觉得渐近末路时，也用它来敲过另外的幸福之门。盘踞在江苏和浙江，在路上随便砍杀百姓的孙传芳将军，一面复兴了投壶之礼；钻进山东，连自己也数不清金钱、兵丁和姨太太的数目的张宗昌将军，则重刻了《十三经》，而且把圣道看作可以由肉体关系来传染的花柳病一样的东西，拿一个孔子后裔的谁来做了自己的女婿。然而幸福之门，却仍然对谁也没有开。”[4]这些“连字也不大认识的人物，然而偏要大谈什么《十三经》之类，所以使人们觉得滑稽；言行也太不一致了，就更加令人讨厌。”[5]
二是，读经容易为封建制度辩护。儒学在其产生之初，只是诸子百家之一家，尽管在春秋战国时代，同墨学一起成为显学，但儒家的主张因为不适应“争于力”的时代要求，所以并没有被统治者所重视。儒家学说真正与封建统治捆绑在一起，还是在汉代。自此之后，封建统治者尽管有一度重视道家（道教）与佛教的时期，但基本上还是儒家学说占据着统治地位，成为封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封建社会的其他国家机器一起构成了超稳定的社会结构，成就着中华民族的文明，也制约着中国社会的革新。因为儒教、儒学与封建制度源远流长的共谋关系，所以，提倡读经，自然使得鲁迅想到了读经的意图与实质――维护封建制度。在鲁迅看来，“中国十三经二十五史，正是酋长祭师们一心崇奉的治国平天下的谱”[6]。
三是，读经已经不适应世界潮流。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来，传统经学虽然受到了外来思想的冲击以及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影响，但其正统的统治地位并没有被动摇。直到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思潮的涌入，传统经学受到了外来文化的全面挑战。深受其熏陶的传统士大夫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对于民族生存问题的感受较为强烈，他们思考的问题是中国在“天朝”体制崩溃之后，如何在世界上立足的问题。他们将视野投向了传统文化的反思，希望借思想文化以解决现实政治问题，以为传统经学已经不能使中国立足于世界之林。鲁迅在此方面的思路基本上延续着以往仁人志士的思考方向而作出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7]
四是，读经并没有社会效果。
尊孔，崇儒，专经，复古，由来已经很久了。皇帝和大臣们，向来总要取其一端，或者“以孝治天下”，或者“以忠诏天下”，而且又“以贞节励天下”。但是，二十四史不现在么？其中有多少孝子，忠臣，节妇和烈女？自然，或者是多到历史上装不下去了；那么，去翻专夸本地人物的府县志书去。我可以说，可惜男的孝子和忠臣也不多的，只有节烈的妇女的名册却大抵有一大卷以至几卷。孔子之徒的经，真不知读到那里去了；倒是不识字的妇女们能实践。还有， 欧战时候的参战，我们不是常常自负的么？但可曾用《论语》感化过德国兵，用《易经》咒翻了潜水艇呢？儒者们引为劳绩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识丁的华工！[8]
与反对读经相映成趣的是，鲁迅赞成读史。鲁迅不曾专业性地研治史学，正如其夫子自道，“我是毫不治史学的。所以于史学很生疏。”[9]虽然如此，鲁迅对史书却非常重视。鲁迅之所以主张读史，与其祖父的教育分不开，与浙东重视史学的传统分不开，与近代以来史学革命也分不开。鲁迅强调读史，自有其经世致用之目的。在鲁迅看来，读史可以明白中国国民性以及觉悟中国改革之必要：“史书本来是过去的陈账簿，和急进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说过，倘若还不能忘情于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们现在的情形，和那时的何其神似，而现在的昏妄举动，胡涂思想，那时也早已有过，并且都闹糟了。”[10] “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虽是国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则，杂史杂说上所写的就是前车。”[11]
读史就要读野史，尤其是宋元明末的野史。通过阅读史书，就可以知道现在许多情形是古已有之的，可以觉悟中国国民性改革之必要。通过野史与正史的比较，鲁迅发现正史是不可信的：
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 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葫芦。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罢。[12]
既然正史里面什么都不敢说，不如读野史：
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看宋事，《三朝北盟汇编》已经变成古董，太贵了，新排印的《宋人说部丛书》却还便宜。明事呢，《野获编》原也好，但也化为古董了，每部数十元；易于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汇编》，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13]
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14]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克罗齐如此主张。他的意思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人理解的历史；一是说，一切历史都是为当代服务的。鲁迅强调读野史不是为了消遣，不是为了做一个文抄公，而是以史为鉴，让历史为当下服务，即通过历史明白今日中国的情形。“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15] 同样，野史也是鲁迅反对当时甚为流行的性灵文学的力量。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听故事；有些事情，真也不像人世，要令人毛骨悚然，心里受伤，永不痊愈的。残酷的事实尽有，最好莫如不闻，这才可以保全性灵，也是“是以君子远庖厨也”的意思。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字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李如月仆地“剖脊”，脸孔向下，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广庄》，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不懂得真文艺了。[16]
阅读野史，也是鲁迅考察身边人物、事件的一面镜子。
看看明末的野史，觉得现今之围剿法，也并不更厉害，前几月的《汗血月刊》上有一篇文章，大骂明末士大夫之“矫激卑下”，加以亡国之罪，则手段之相像，他们自己也觉得的。[17]
宋明野史所记诸事，虽不免杂恩怨之私，但大抵亦不过甚，而且往往不足以尽之。五六年前考虐杀法，见日本书记彼国杀基督徒时，火刑之法，与别国不同，乃远远以火焙之，已大叹其苛酷。后见唐人笔记，则云有官杀盗，亦用火缓焙，渴则饮以醋。此又日本人所不及者也。岳飞死后，家族流广州，曾有人上书，谓应就地赐死，则今之人心，似尚非不如古人耳。[18]
偶看明末野史，觉现在的士大夫和那时之相像，真令人不得不惊。[19]
鲁迅所欣赏的历史人物，也是读过野史，从而对社会有着清醒认识的人物。“自有历史以来，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俞正燮看过野史，正是一个因此觉得义愤填膺的人”[20]。鲁迅强调野史，是为了继承野史的传统。野史的传统自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大兴文字狱之后，几乎断绝。“从清朝的文字狱以后，文人不敢做野史了，如果有谁能忘了三百年前的恐怖，只要撮取报章，存其精英，就是一部不朽的大作。”[21]
鲁迅在其杂文世界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野史资料、高度评价野史的价值，其显在目的是对文明和社会的批判，其深隐的初衷却是延续被割断了的野史传统，让这一个被正统观念所压抑的、被酷刑杀头所曾震慑的异端重新浮出历史的地平线，彰显出它们强韧的生命活力，凸现出它们的历史价值。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野史赋予了鲁迅猫头鹰般的智慧与眼睛，给予鲁迅野狼般的乳养和野性，但，察见渊鱼者不祥，过于洞察历史深处的秘密，也给鲁迅带来绝望的心情。“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22]
在今天，如何对鲁迅野史观加以评价，这是一个问题。可以说，因为一定的历史语境，鲁迅过度地突出了野史的价值。野史一定意义上，可以具有正史所不具有的价值，但是却不可能完全代替正史的价值。尽管正史有着鲁迅所指出的缺陷，但与正史相比，野史有着更多的缺陷。理解一个历史时代，正史远比野史要客观和可信得多。在引用野史资料的时候，比如他杂文中一再涉及的张献忠杀人之事，鲁迅没有去分辨野史的材料是否真实可信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张献忠杀人之事，还是今天历史学家有待进一步考证的问题。材料真实的问题被悬置起来，运用此材料而创作的杂文，其真实性问题、科学性问题就值得考虑。笔者不是求全责备，而是指出这样一个疑问。这并不是抹杀鲁迅发掘野史传统的意义，因为鲁迅自有其思维方式，他是要透过材料去折射、透视隐含在材料背后的人性，去发现历史与现在的循环。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是治史学的，他不是以史学家的视野、方法看待历史材料，而是以一个思想启蒙家的目光观照材料。材料也许不够真实，但材料所折射的人性、所反映的真理是真实的就可以为其所用，不拘一格地拿来，这是鲁迅使用历史材料的一种态度和方法。为此，就有必要区分鲁迅所使用材料的历史真实与材料所透射出的人性真实这样一个问题，忽略于此，就会胶柱鼓瑟地考辨鲁迅杂文野史材料的真实性问题。
（作者单位：河北工程大学）
[4][5]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鲁迅全集》第6卷，第317页。
[7]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鲁迅全集》第6卷，第115页。
[9]鲁迅：《集外集拾遗・又是“古已有之”》，《鲁迅全集》第7卷，第229页。
[16]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鲁迅全集》第6卷，第167页。
[19]鲁迅：《书信・350108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3卷，第11页。
[20]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80―181页。
[21]鲁迅：《伪自由书・再谈保留》，《鲁迅全集》第5卷，第1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