捧读孙家正先生的新作《艺术的真谛》（2014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受益良多。本书体裁广泛，涵括了小说、散文、随笔、演讲稿、序跋、论文、诗歌等各类文章，近百篇，是一本带有文学性质的书。其中，既有已见诸报端的旧文，也有初次与读者见面的新作；既有因工作职责所写就的文稿，也有出于主观感受，独抒性灵的创作。尽管它们发表时间不一，题材各异，但对于艺术、文化、人生以及三者关系的探讨一以贯之，全书充满深切的人文关怀，值得品读。
对人文关怀的深切召唤，是孙先生写作本书的旨归和精髓。孙先生在《艺术的真谛》《文化价值及文人风骨》《文化与人生》等多篇文章反复强调并论述，全球化和现代化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使现代人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远甚于对精神家园的建设以及对人生终极价值的探寻。传统价值体系濒于崩溃，现代价值体系有待建立，使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弥漫着浮躁与迷茫的氛围，人们陷入“精神空虚”“情感淡漠”“心灵孤寂”的精神危机中，而人文关怀，作为“文化的灵魂”，“文化如水，滋润万物，悄然无声”，是解决人们精神危机的一剂良药。孙先生直陈，人文精神的极度缺失，隐含着时代和社会对人文关怀的极度渴望，也反映了作者本人对信仰、幸福、生存意义和社会终极价值取向等问题的反思。
一、 孙先生站在人本主义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艺术观点和见解，呼吁追求艺术精神之境的人文关怀。
《艺术的真谛》顾名思义，就是艺术的真理、本质。究竟什么是艺术的本质？作者有着怎样的艺术观？我们可以在《艺术的真谛》一文里找到答案。此文是2006年时任文化部部长的孙先生在出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秋季开学典礼时的演讲稿。全文颇有为从事艺术研究的青年学子们指点迷津、规划未来的气势，情真意切，寄望殷殷。在文中，孙先生从当今社会“艺术”一词被滥用、被歪曲为“谋略”“技巧”“策略”的不正之风入手，一针见血地提出批评：“艺术，说到底不过是人情感的载体，而对于人情感的忽视，正是现代社会的弊端之一，现在，艺术差不多已经成为‘技巧’的代名词了！”“当代社会最应该重视的，人们恰恰淡漠了，那就是人的情感。”“我们对于外部的探索，宏观会到无限的宇宙天地，微观会到原子、粒子以及更小的结构，但人们恰恰忽视了对于自身的研究”。为此，孙先生呼吁艺术和艺术研究都应该回归本真，那就是“艺术是情感的载体，同学们选择了艺术研究，实质上就是选择了对人们情感的关注”。“同学们选择把艺术作为一门学术来研究，必然涉及人的本质，涉及人类的自我考察和反省。”最后，孙先生还向青年学子提出从事艺术研究必要的三大“情感”条件：首先是“慈悲的情怀”，其次是“忧患意识”，再就是“追求真理、精研穷究”的精神。在艺术领域日渐丢失人文精神之际，孙先生提出心怀慈悲和忧患的情感需求，为从事艺术研究的青年学子辨清方向、提出要求，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显示了孙先生对文化的自觉，更可见其时刻不忘肩负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实属难能可贵。
二、心怀慈悲和忧患的人文关怀，对人民倾注感情，是孙先生文艺创作和学术研究之“道”（“道始于情”）。
艺术的“情感”论，集中反映了孙先生的艺术观，是本书的灵魂，它“宛若一条‘主线’，将第一辑中的小说、散文、随笔、演讲和第二辑里的诗歌串联起来，使全书形成了一个从理论到创作彼此呼应、相互印证的整体。”（王小宁《依然年青――读孙家正先生新著〈艺术的真谛〉有感》）所以，只要紧紧抓住“情感”这条“主线”，就能找到阅读本书、窥探作者艺术思想及解读其作品情感内涵的钥匙。
（一）慈悲的情怀，是孙家正先生及其作品鲜明的情感内涵。
“慈悲情怀”就是“要有对人的深层的关爱。对人，包括对他人，对自身，对整个人类，特别需要一种人文的关怀”。这一体认与宗教说的“普度众生”“心存慈悲”如出一辙，孙先生在《艺术的真谛》提到自己正是从小和尚的一句“心存慈悲”里体悟到了艺术的真谛。这一将为文之道与宗教精神相关联的思考角度，蕴含着宗教的智慧光芒。
佛教的大美源于大善，艺术的大美又何尝不是呢？所谓“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佛教告诫世人要以一颗无量的慈悲心观照众生苦难，给予人们温暖的灵光。那么，作为情感载体的艺术，作为关注人内在的艺术研究，不也应该有这种美丽而柔软的宗教情怀吗？不也应该对世间一切生灵的生命和生活给予终极关怀吗？不也应该给予人心灵的启迪，精神的熏陶，灵魂的升华吗？对此，孙先生都一一给出肯定的答案――“文学艺术是时代的产物，其思想内涵、价值取向及情感表达千差万别，而关注大众，同情人民，是历史上一切进步文化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鲜明特征。”“艺术是一种真挚的人文关怀。艺术的高尚之处在于它是一种深蕴着慈悲情怀的审美活动。”不仅如此，孙先生又进一步指出，文艺作品是否具有慈悲情怀，还应该成为衡量其价值高低的标尺。“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它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情感，并给予这种情感以关怀、抚慰、滋养和鼓励，是衡量文艺作品价值的根本尺度。”可见，作者所谈论的“慈悲的情怀”，不仅涉及了艺术是什么的本质问题，而且还触碰到了艺术为谁？艺术为何？艺术的功能、价值判断等关键问题。
纵观作者的小说、散文，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悲悯情怀的突显，尤其是把普通民众的疾苦和共同的诉求放在心上。其中，有对弱者遭遇社会不公的同情，如《老人与树》；对遭遇自然灾害的灾民的关注，如《请不要叫我孤儿》《天问》；对遭遇苦难和悲辛的底层人们或群体的关心，如《春雪》；对遭遇迫害的动物等小生灵的于心不忍，如《雪貂》《野化训练》；对济困救难、普度众生的神灵和高僧的敬仰，如《观音的等级问题》《花莲访证严法师》等等，无不蕴含人文关怀，直抵心灵。这种对众生深广的爱，实质上是对一个个身为个体的“人”的尊重和慈悲，表现出作者身居要职，心怀天下，情系众生的人文关怀。读来让人敬佩，也倍感亲切。
《老人与树》是上述作品的翘楚之作。全文以一种人文关怀的姿态，悲悯的情怀，写出乡村留守“老人”丧失精神家园的疼痛。这个故事讲的是：在快速发展的社会时代，老人的儿孙们为了各自的生活，纷纷背井离乡到城市去谋生、上学，孤独的老人只能与村里的一棵老榆树相依为命。不料好景不长，城市为了创建生态文明城市，将村里的这棵老榆树也移栽到城里去了，老人却像掉了魂似的更加精神空虚。有一天，老人突发奇想进城去找他的老榆树，结果发现，老榆树已被修剪得面目前非，枝上还挂着水。老人精神受了重创，回乡就病倒住院了。当医生帮他挂水时，他终于发出一句压在心底已久的疑问――这挂水能挽救老榆树的性命吗？“树呢？”故事就此结束。一句疑问，问得大夫“一头雾水”，也留给读者无限的沉思和追问。 给人印象深刻的还有，文中对孤独老人与老榆树的深厚感情，特别是老榆树曾经带给老人的温暖回忆和精神抚慰的描写，深有用意。
“这棵老榆树有多老，老人也不清楚，反正在自己光着腚的时候，就在树下玩耍了，那时候，树干就粗得三个小孩都抱不过来，树干上长满了疙疙瘩瘩的树瘤儿，树冠似柄擎天巨伞，覆盖了好大一片地面，乡亲们坐在树下乘凉聊天，日头晒不着，小雨淋不着。春天里，满树悬挂着一串串的榆钱花，那淡淡幽幽的清香，满村都能闻得着。榆树的花、叶子、树皮都可以充饥，村里上了点年纪的人都记得，那几年灾荒，这棵老榆树可救了村上不少人的命。”
“这棵老榆树可算得上是山里的奇迹，村里的宝贝。记得小时候进山打柴，曾迷失了回家的路，当爬上一个小山包时，一眼便望见了门前这棵高耸的老榆树。几十年来，娘走了，爹走了，后来，老伴也走了，村上的老人，一个个都陆续地不在了，比自己老的，又比较熟悉的，也就是这棵老榆树了。儿子、媳妇，特别是孙子，离家去城里以后，老人的魂好像就拴在这棵老榆树上了。”
“自从老榆树被拖走后，老人像掉了魂似的，丢三落四，恍恍惚惚，稀里糊涂，竟不知这几个月是怎么过来的。”
如此不吝笔墨，清新的乡土气息洋溢其间，透露出孙先生隐隐的乡恋情结。文中越是写出老人对老榆树的喜爱和依恋，越能激发读者对孤独老人失却精神家园的同情和忧思，就越能激发读者对城市建设的种种错误做法的厌恶和反思。
（二）忧患意识，是孙家正先生及其作品彰显的一个情感内涵。
忧患，指忧虑患难。忧患意识，就是作家对现实人生深入的思考、对国家兴衰、社会发展、人们苦难深切的忧思，体现的是一种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纪念杜甫》一文中，作者认为，中国文人自古就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位卑未敢忘忧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都是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时至今日，仍会不断升华更新，影响后人。作者有感于杜甫的现实主义诗歌及其心忧天下穷且益坚的家国情怀和忘我精神，并极力推崇并倡导这种优良的文化传统。“文化人的尊严，集中体现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文化人最重要的品质之一，是在大家都头脑发热的时候，能够保持清醒和冷静，保持一种忧患的意识，并且能通过自己的作品以这种忧患意识告诫世人。”（《文化价值及文人风骨》）可见，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对孙先生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我们不难见到本书的许多篇章，都充满了作者对艺术、社会、人生、文化的深层思考和富有远见的忧患意识。
孙先生站在全球化视野审视当前我们面临的形势：“现代化、全球化、城市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向前迅跑。益处自不必说，问题和隐忧是否也应该潜心研究？”（《设计我们的生活》）孙先生一再强调，“情感淡漠、道德沦丧是最值得忧患的事了。”这就是为何社会上频频出现“三鹿奶粉”“毒大米”“绿豆掺沙子”“富士康员工跳楼”“孩子被袭”“城市建设欠缺人文精神”等事件的主要原因。人文精神的缺失，已经成为当前国家和社会以及人的全面和谐协调发展所面临的最大的隐忧和挑战。
“人们活得好像并不那么自在。内心深处，让我们眷恋、产生归属感的某些东西正在悄悄地远去；血液之中，让我们感到温馨和踏实的某些元素仿佛正在慢慢地流失。新的事物应接不暇，恍惚不安的情绪总是挥之不去，人们在眼花缭乱中感受到单调，在热闹和喧嚣中品尝寂寞。”（《文化与人生》）
类似于上述的论述和观点，还见之于：对未来城市发展深怀忧虑和期待的《城市家园》；反思先污染后治理的环境保护的错误做法的《为了太湖碧波荡漾》《不是生母，便是乳娘》；由经济危机引发文化思考的《金融危机的文化反省》；呼吁对优秀文化传统保护的《关于昆曲及其他》《敦煌的文化魅力》《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倡导文艺创作回归本真的《人需要一点诗的情怀》等论文，其本质无不是对“我们究竟追求一种怎样的生活？我们究竟期待一个怎样的世界？”的求索和探寻，目的在于唤起我们的警觉，并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
小说《老人与树》也忧思重重。城市的发展使“老人”失去了身边的亲人，陷入孤独无依的境地，还掠夺了“老人”的精神寄托――“老榆树”。讽刺的是，所谓创建城市生态文明，却以牺牲农村的环境、人文等为代价，最后又沦为城市建设的形象工程、官员的面子工程、政绩工程等，令这被移栽的“老榆树”严重水土不服，遭了一劫，真是害人害物。此一象征的手法，引发我们对当今城市快速发展引起的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反思。回顾自身，生活在现代社会的我们，是否也时常感到自己就是那位丢失了“老榆树”的“老人”，正在遭遇精神家园的消逝？正陷入精神无所寄托的空虚和孤独之中？
如何解决问题？孙先生给出一剂良方――以文化人。“每当历史处于发展、转折或变革时期，文化的人文关怀作用显得尤为重要。我们必须牢牢铭记，文化作品的根本价值在于对人们精神层面的影响。文化作品人文关怀的责任和意义，始终是前提和首要，具有‘金不换’的价值。”文化，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能够潜移默化地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增强民族的价值认同，是民族生存发展和国家繁荣振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重视并积极发挥文化的“人文关怀”作用，不单是从事艺术研究或致力于创作的青年学子们需要领会的艺术真谛，而且应该成为值得我们毕生追求的文化品格和人生境界，为我们探索解决社会矛盾和精神危机等问题指明了方向和道路。这就是孙先生《艺术的真谛》一书最大的价值和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