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入本文题目所指示的意义阐释之前，首先应该有一点需要申明，即是对“五四”这一历史对象的确认。谈及“五四”及其所内蕴的启蒙精神，无疑是20世纪最为热门的核心议题之一，也是中国人文学科的诸位研究者们所无法回避的核心题旨。但目前人们对“五四”这一历史对象的确认却存在一定的问题。对五四的种种阐释，常常是对两个历史内涵不同的活动，即肇始于1915年的新文化运动和发生在1919年的学生爱国运动不予细辨，混为一个历史概念，均以“五四”笼统称之。这种粗纹路的历史处理实际上掩盖了两者之间深刻的甚至某种逆向性的历史差异，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足的遗憾。
虽然上述两者都是作为一种历史活动而表现为共同的历史目的性的，而且在行动过程的动态结构中也不可否认地存在着深层次的内在逻辑关联，可前者是文化层面的，后者是政治属性的，这是显在的差异因子，也是不可不识的本质性区分。否则，就会像事实上已经发生过的那样，在共同的肯定中却隐藏着两种误导性倾向：“政治话语中把新文化运动作政治的比附，文化话语中又把政治的爱国运动作文化的曲读。”[1]这样就容易忽略历史至此所发生的重要转折遮蔽了更为丰富的五四精神内涵，而只是看作一般的深化。笔者在本篇论文中所沿用“五四”的惯有称谓，是尊重长期以来形成的历史习惯与心理结构，在这个已经完全符号化了的称谓后面，所指的对象实际上是发生在“五四”以前的新文化运动。
无论从怎样的角度和视域出发去考察“五四”，它毫无疑问都是一个意义十分深远的历史事件。一方面，它迥异于以往任何时代的历史情境，其在“内忧外患”的境遇背景概括中，包蕴着“封建与殖民”等许多深刻而沉重的民族危亡情绪；另一方面，五四精神烛照着后世后人永恒的历史天空，给人给物以连续性、奋发性的承传力量。然而，和“五四”这个历史对象不同，“五四启蒙”有着比“五四”本身更艰深也更模糊的界定和阐释。本论文亦主要从两大方面尝试对启蒙这一繁复的五四旋律进行拆分解答。
一、“启蒙”观念的确认和阐释
谈及“启蒙”与启蒙观念，就要首先界定启蒙的概念，康德为启蒙运动作了这样的总结： “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 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 那么这种不成熟姿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 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2]
康德认为，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有理性的自律， 那么在一切事物面前公开运用自己的理性显然就是人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就是康德所理解的启蒙。当时人们相信， 只要正确运用理性能力， 我们就能洞察宇宙的奥秘， 启蒙让人类意识到自己具有独立的主体人格， 从而能够自由地捍卫自己的基本权利。
启蒙，作为一种非原生性和译介性的观念，毫无疑问，“五四”的启蒙所产生的语境与西方是完全不同的。刘禾在《跨语际交际――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一书中认为：“一种非欧洲的主方语言可以在翻译的过程中被客方语言所改变，或与之达成共谋关系也可以侵犯、取代和篡夺客方语言的权威性。”[3]从而说，观念在从原生地向外传播的过程中某些变异并不奇怪，应该着重理解的是，这种译介和异议性与本土性最本质的区别在何处。
18世纪到19世纪中叶，西方社会文化出现重大转型，宗教开始衰落，启蒙运动高涨。公共领域和市民社会开始出现，此时，沙龙、报纸和小说在市民的生活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使得不同阶层、不同背景的人对政治、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批判性的讨论成为可能。启蒙作为一项紧要的时代课题也因之浮出历史的地表。西方的启蒙思想家们高扬资产阶级的人性，反对封建专制和教会对人性的束缚和扼杀；高举理性的旗帜，反对宗教蒙昧，他们相信理性和知识是照亮人们思想、改造不合理社会的根本力量，是建立“理性王国”的强大武器。他们所倡导的“理性原则”主要包括人性论和自然神论，前者视自由、平等、博爱为人之本性，遵从人性，必然追求人的个性解放；后者尊自然为神，强调以自然规律作为人的行为准则。在西方，早期启蒙注意的文艺思想直接批判对象是古典文艺观，用规约的手段达到人性解放的目的，从一定的文化背景层面展示了其纯然的文艺思想斗争特点，“五四”的“启蒙”思潮与之相比，有着繁复和特异性。
西方的启蒙者面对的是对神权的倾覆，而五四新文化闯将们，面对的则是传统儒道僵化思想的束缚和毒害。传统“文以载道”的道本观包含着对理性秩序的规训，“天不变，道亦不变”就试图通过用永恒静止的圆环观来维持自己认为圆融汇通的观念体系。随着进化论的引入，就要用渐进的时空观否定传统的循环的时空观。因此，原有的时空观受到了挑战和质疑，其原有的“道本体”观念体系的合法性受到整体性的质疑。
西方的启蒙所面对的是宗教的蛊惑人心，反对的是神本体观念体系。神本体就是以神为中心，万事万物都听从神的指令和摆布，从而造成了人的价值体系的沦丧和失范。由此，要求重塑人的形象，找寻人的价值的呼声成了启蒙运动的呼声。从神本体到人本体的价值体系建立，重在求证“人的欲望”的合理性。而中国传统的“道本体”价值观规范了人必须用儒家的内圣的方式压抑个人性情和欲念，必须服从礼教和道德。
二、五四文化启蒙的难度
关于五四文学的性质，似乎早已盖棺论定，“五四”与启蒙也俨然成了一种惯常思维定性的关联表达。在我们看来，五四文学宣扬了科学、理性、民主、自由等思想，企图从文学层面唤醒愚昧落后、不思醒悟的国民群体，以达到反抗传统的目的。
一般说来，笼统地说五四文学是“人的启蒙”，可能没有太大的质疑，但如果具体分析当时文学理论导向下的“人”的真正内涵，产生分歧或质疑则似乎是明显的。
在我们看来，关于五四文学源头所开掘“人”的目标看来，大体有两种思想意识制约着文学的走向。首先，是注重个性觉醒，文化意识强烈的启蒙群体，我们姑且以文化启蒙论之。在这类提倡者看来，人从愚昧畏葸的附庸变成理性觉悟的独立个人，注重渐进式的演绎。众所周知，五四文学的发轫是以《新青年》起家的，而《新青年》的发迹又是以鲁迅、周作人等的文学“实绩”为依托的。从他们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上来看，他们是把个性独立、自我解放看得更重的一类。 周作人在事隔多年以后还坚持自己当初“新文化运动”的主张，一味强调文学的无目的性：“凡在另有积极方法可施，还不至于没有办法或不可能时，如政治上腐败等，当然可去实际地参加政治改革运动而不必借文学发牢骚了。”在他看来，文学的定义和内涵就该叫“精神上的体操”。[4]或许，理论的灰色需要我们进一步借助有“创作实绩”的鲁迅进行评估。
鲁迅算得上是新文化运动领袖群众孤独的启蒙者，他用超越现实和世俗的方式，用文学的观照视角去启发蒙昧的大众，给愚昧的国民以精神的医治。鲁迅之所以抱定文艺这一“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不放，原因就在于他有自己深刻的触动和感悟：“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 。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5]“弃医从文”是对体力、武力的一个象征性的否定。充其量，这是“一个过激的‘恨铁’心理”[6]。毋庸说是医科学校的学生，即使是一个常人也懂得没有健康的身体意味着什么。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鲁迅的“改造国民性”绝对是精神上的功夫，心灵的觉悟占据了首要或说大局。直到1933年谈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他仍带有那股一意孤行的韧劲：“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
三、五四政治启蒙的信度
第二类是直接的功利意识起主导性作用，寄希望于立竿见影、立等可取的启蒙者。这类提倡者注重指点他人，政治意识浓厚。陈独秀和胡适便是其中的特例。
继胡适抛出《文学改良刍议》之后，陈独秀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急先锋，便急不可耐地引出了自己震撼性的“文学革命论”：“政治界虽经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充分以鲜血洗净旧污：其大部分，则为盘踞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并此虎头蛇尾之革命而未有焉。此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变化，若何效果也。推其总因，乃在疾视革命，不知其为开发文明之利器故。”[7]这就是陈独秀文学革命的真实动机：“要进行政治革命，就必须有文学革命的辅助。”这个辅助的本质即是要在文学的启蒙中爆发一批能战能胜的“人”。这样的“人”是一朝一夕就能求来的吗？人的觉醒，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具有等待意义的启蒙事实上是一个过程。一方面是“漫长的等待”，另一方面是“力等可取”的功效，这使得文学在导向自身和导向工具这两种命运之间徘徊。而若以社会功效为文学的圭臬，文学势必丧失本体性而沦为工具，哪怕是一种崇高使命的工具。从这样的视角去审视鲁迅和他的后继者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是对陈独秀等新文化提倡者政治启蒙的一个偏离，但恰是这次偏离，成就了真正意义上的启蒙。
其实又何止是陈独秀，胡适的文学革命又何尝不是抱着政治革命的信念？胡适的文学主张里贯穿着鲜明的思想启蒙的功利性要求。《文学改良刍议》中“八事”的第一条“须言之有物”的“物”有“二事”：情感与思想。在谈到第二条“不模仿古人”时说，“惟实写今日社会之情状，故能成真正文学”。他强调文学与社会人生之间的关系：“我们以为文学是社会的生活的表示，故那些‘与社会无甚关系’的人，绝对没有造作文学的资格。”[8]他也因此攻击古文学：“古文学的共同缺点就是不能与一般的人生出交涉。”[9]
这样的解读也许会遮蔽胡适选择如此策略的其他原因，但只有这样的思索路径才会发掘胡适启蒙观的工具性和某种程度上的偏狭。比照陈独秀，胡适的启蒙也许会多一些革新的容量和启蒙的效度，但是他“二十年不谈政治”的坚持又何尝不是另一种陈独秀式的工具启蒙理念的翻版。离开是为了更好地返回，从非政治的因子入手，目的却还在政治上面，这就把那份深藏的政治动机在隐约的状态下呈现了出来。
现在，我们无法否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由于早期文学革命倡导者从先验的政治意识，乃至社会立场出发，使肇始于1915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将文学导向“工具”，他们的角色也更实质地倾向于热血的革命家，他们对人的启蒙也因此明显地带上了政治功利的色彩。陈独秀批判传统的“文以载道”的道本观，但实质上他的工具启蒙思想也只是将“道”的内容进行了变更和刷新，由载“封建旧伦理纲常之道”转成了载“新民强国之道”。而当我们把目光转向真正意义上的精神启蒙者的时候，有些能理悟鲁迅为什么会受到不断的攻击和围剿了。此时，不禁有个疑问：围攻的其实不是先生本人，而是在封堵鲁迅式的最理想、最健全的“人之启蒙”的路径。
将政治与启蒙作联结对称的表述，似乎暗示出叙述者内心两种潜在的论证逻辑：一是把思想启蒙认作为政治变革的路径和手段，最终指向的还是变革的构想；另一种知识为了简单的表述方便，不假思索地将之列于文化启蒙对称的方位。这两种表述的策略都显示了论者的轻率和伪善。
从这样的如此理解，启蒙又如何能成为五四时期文学的主潮，五四文学时启蒙文学的说法也是大有商榷的余地。进一步，可以再思考，所谓最有实绩贡献意义的文学研究会的“问题小说”创作离真正意义上的启蒙还有多远，还有质疑的空间和讨论的必要。在笔者看来，那些只能算是“危机意识”生发出的充满焦虑感的呼喊。这种仅仅停留于人之性情、兴趣或态度等肤浅粗泛的“启蒙”与鲁迅式的启蒙还差之千里。
（作者单位：江南大学）
[3]刘禾：《跨语际交际――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页。
[4] 张宝明：《启蒙与革命――“五四”激进派的两难》，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5] 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17页。
[6] 张宝明：《“人的发现”：五四文学源头的再探询》，《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