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对于某些人来说，反犹主义(Antisemitismus)已经成为与人类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而对于其他人来说，它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法西斯主义并不把犹太人看做是少数民族，而把他们看做是敌对种族，看做是消极原则本身的体现。只有灭绝这个种族，才能保证世界的幸福。与此相反，另外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犹太人是没有民族或种族特征的，他们只是通过宗教观念和宗教传统形成的一个群体，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可以肯定的是，只有东方的犹太人才具有犹太特征，特别是在他们还没有被完全同化的情况下。这两种观点既是正确的，也是错误的。
第一种观点之所以正确，是因为法西斯主义使它变得正确。今天，犹太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错误的社会秩序里形成的一种毁灭欲望所针对的群体。犹太人被那些十恶不赦之人侮辱为十恶不赦之人。事实上，他们是被遴选出来的民族。尽管已经不再存在对经济支配的要求，但犹太人却仍被认定是惟一纯粹的专制对象。工人已经被抛到了社会边缘，人们有充分的理由不去告诉他们真相；黑人被囚禁在其固有的空间之内；但犹太人必须从地球上清除出去，像根除虫豸一样彻底根除犹太人的呼声，在世界上每一个正在崭露头角的法西斯主义者心中都有着回响。国家主义者在整个世界面前所塑造的犹太人形象，实际上不过是他们自己的自我形象而已。他们的愿望就是不借一切代价拥有所有财产，攫取无限权力。他们把自己的罪恶嫁祸在犹太人身上，他们把犹太人蔑视或抵毁为统治者，把他们钉在了十字架上，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他们当作任人宰割的牺牲品。
另一种是自由主义观念，作为一种观念，它可以说是正确的。这种观念包含了一种社会图景，在这个社会里，不再会产生愤怒，也不再会去寻找可以用来证明社会的特征。但既然自由主义观点是建立在人类团结一致的原则之上，那么，它就会对既存状态作出一番辩解。事实上，通过某种少数民族政策以及某就像为保护最后一批自由市民阶层所做的那种姿态一样。软弱无力的自由主义者招来了软弱无力的敌人。犹太人的生存和表现，使无法与其一致的普遍性本身产生了问题。固执不变的生活秩序使犹太人与统治阶级产生了某种不稳定的关系。他们总是希望能得到统治阶级的接受，而不会受到他们的控制。犹太人与统治民族之间的关系也总是一种贪婪和恐惧的关系。但是，一旦他们放弃了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差异，那些野心勃勃的人就会暴露迄今为止一直被社会压制的那些冰冷的、斯多亚式的性格。启蒙与统治之间的辩证联系，以及犹太人在启蒙运动、民主运动和民族运动的伟大哲学中所感受到的进步与残酷和自由间的双重关系，都体现在他们被同化的特殊本质中。被同化了的犹太人在努力去遗忘那些屡遭奴役(仿佛是第二次行割礼)的痛苦回忆的过程中，具有了一种自我约束的启蒙精神，这种精神使他们从备受煎熬的共同体径直转变为近代资产阶级。上述一切都不可阻挡地使犹太人重新返回到被残酷地压迫和重组为一种纯粹的“种族”状态之中。但是，种族并不像民族那样，有着一种特殊的自然特征。它只是在构成普遍性的现实状况下，被还原为一种自然物，一种纯粹力量．一种顽固不化的特殊性。今天，种族已经成为资产阶级个体与一种野蛮群体相认同的自我确证。自由犹太人所相信的与社会和谐一致的观念，最终不得不被当做是民族共同体自身所固有的和谐。他们认为，是反犹主义扭曲了秩序，但秩序本身在现实中如果不扭曲人的话，也不可能继续存在下去。对犹太人的迫害，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迫害一样，是与上述那种秩序分不开的。尽管这种秩序暂时可能被成功地掩盖掉，但它最终的实质就是暴力——这点今天终于昭然若揭了。
反犹主义作为一种全民运动，所追求的正是它的鼓吹者一贯反对的社会民主党的内容，即要求平等。而那些没有权力指手划脚的人们，必然会遭到与大众一样的下场。狂热的追随者，从德国的政府官员到哈勒姆(Harlem)的黑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十分清楚，归根结底，他们自己从中所能得到的就是一些快乐，一些看着别人再也无所得而获取的快乐。对犹太人财产的“洗劫”，最终部落人了上层的腰包，而并未给第三帝国的民众带来更多的好处，就像哥萨克人在旗熊大火中并未掠夺到一分一文一样。这里，最实在的好处就是那令人一知半解的意识形态。犹太人经济破产的事实，并没有增加而是减少了国家主义这一灵丹妙药的吸引力，这正证明了它的真实本性：即它不仅没有帮助人们，反而助长了人们强烈的破坏砍。它为人民(volksgenosse)所带来的真正利益，就是对这种愤怒的集体拥护。人民得到的好处越少，就越固执地文持这一运动。反犹主义已经证实了它具有免除不当“收益”的能力。对于大众来说，反犹主义是一种穷奢极欲。
统治者实施反犹主义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反犹主义总是成为一种遮人耳目、营私舞弊、威胁恐吓的廉价手段。道貌岸然的匪徒竭力抬高这种主义，而低三下四的则具体实施着这种主义。但是，反犹主义体现出来的社会和个人的精神形式——它是前历史和历史相互交织的产物——却仍旧模糊不清。如果深植于文明的苦难还没有被明确地诊断出来，那么，个人即使是毅然决然地作出牺牲，也无法通过认识去根除这种苦难。所有理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解释及其反证——尽管它们总是正确的——并不能提供一种诊断，因为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和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被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的情况下出现的。对那些深陷其中的人们来说，他们的行为就像行为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是凶狠残忍的和无动于衷的，同时也无法提供出一种解释。反犹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集体屠杀就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仪式。从中可以看出，将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意识和意义已经无能为力，真理也已走入穷途末路。这种视杀戮为消遣的荒唐行为，可以证明人们所遵循和顺从的只是顽固不化的生活。
反犹主义的盲目性和无目的性促使它把自己说成是一种出气筒，一种真理标准。愤怒在毫无还手之力的受害者身上发泄出来。既然受到迫害的人们可以在不同情况下相互替换——或是吉普赛人，犹太入，或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等等——那么，一旦他们发觉自己拥有规范权力，他们也会相互替换着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因此，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者。那些叫嚷着犹太人血统是第二自然的成年人，并不比那些叫嚷着要消除血统的年轻人更知其缘由。而知其缘由的发号施令者们其实也并不憎恨犹太人，他们不喜欢那些走狗们。但是，在经济上和性欲上都毫无损失的走狗们，却感觉到了仇恨，感觉到了无边无际的仇恨。他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轻松自在，因为他们从不知道什么叫做满足。因此，被组织起来的刽子手实际上受到了一种唯心主义动力的鼓舞。他们开始巧取豪夺，并且为此编造出一种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胡说什么要拯救家庭、拯救祖国和拯救人类。但是，既然他们做的是坑蒙拐骗的勾当(他们已经隐秘地意识到这些)，那么，他们试图加以合理化的那种拙劣的合理动机，即掠夺，就会被逐渐地削弱，尽管这种动机也—反主观意志而变得诚实可靠。肮脏的冲动从一开始就比完全获取它们的理性更接近这种动机。理性之岛被淹没了，
只有绝望的人们还单纯地表现为真理的捍卫者，表现为还要改变地球最后一个角落的革新者。每一种生命都成了他们憎恶的对象，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扭转他们的憎恶。行动本身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自发的目的，并且掩盖了自身的无目的性" 。反犹主义总是号召人们起来采取一揽子行动；反犹主义和总体性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盲目性包含了一切，只因为它一无所知。
自由主义允许犹太人占有财产，却不给他们任何发号施今的权力。即使是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也应该享受到幸福，这曾是人权的最初构想。但是，被蒙骗了的大众已经感觉到，只要阶级存在，这种普通意义上的许诺便只不过是一句谎言而己，继而他们的愤怒使会油然而生。这是一种被嘲弄的感觉。他们必须压制住那些特别有关于幸福的可能和观念，但越是这样，这观念就越是显得切合现实。尽管他们对这种观念作了根本否定，但无论何时何地，就在它似乎马上得以实现的时候．人们总会再一次重复他们对自己的愿望的那种压抑力量。对引起这种重复的任何事物来说，不管它本身有多么的不幸——流浪汉(Ahasver)和宠人儿(Mignon)，逗留在希望之乡的异客，让人唤起性爱的美人，或者使人联想起胡乱杂交的被放逐的禽兽等——都会把文明人的破坏欲吸引在自己身上，而这些文明人从来就不能彻底实现痛苦的文明进程。那些杂乱无章地支配自然的人们，在备受蹂躏的自然里，看到了一幅软弱无力却又极富刺激的幸福表象。没有权力的幸福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幸福。资助布尔什维克的营私舞弊的犹太银行家，以及他们所策划的不切实际的密谋，就是一种先天蠢笨无能的象征，就像美好生活是一种幸福的象征一样，与这种幻想同出一炉的就是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看起来总是在想这想那——这是一种别人求之不得的奢侈——但他们却把那些正在流血流汗的体力劳动者丢在了脑后。银行家和知识分子，金钱和精神，这些流通领域的代表人物，既扮演了被统治者摧残的虚假典型，又扮演了被统治者用来永久维护自身的形象。
在现代社会里，原始的宗教感情和新的宗教形式，以及大革命留下来的遗产都在市场上被公开贩卖，法西斯主义头子在密室里做着国土和国民的罪恶交易，而与此同时，普通大众却对天天坐在收音机前面来盘算价格的生活习以为常；这个社会，正在败露无疑的词句公然被合法化为政治欺骗的有效组成部分：在这个社会里，政治不仅成了一种生意，而且生意已经全盘成为政治。这个社会，被一种针对犹太人迟钝的商业观念而产生的极度愤怒所钳制，而犹太人本身却被划定为惟利是图的二道贩子。正因如此，犹太人也必须为一个新的人类种族让开道路，而这个种族正在把生意抬高到一种绝对的高度。
资产阶级反犹主义的形成具有一种极为特殊的经济原因：即用发展生产来掩饰统治支配。早期的统治者总是采用直接的镇压手段，他们不仅让社会底层阶级从事一切劳动，面且总是把劳动视为处于他们强制命令之下的一种耻辱；而在重商主义时期，专制君主却摇身一变，成了大工场主，生产劳动也变得高雅起来。作为资产者的统治者最终脱去了他们作为贵族的华丽衣裳，换上了平民的土布衣衫。他们为了更加合理地支配人们，宣称劳动并不是下贱的事情。他们声称自己也是具有创造力的工人，但事实上他们仍然一如既往，成为实权在握的霸主。制造商像银行家和商业奇才一样，进行着冒险活动。他不断地进行核算、筹划、购买和销售。他在市场上根据自己的资本数额不断通过竞争获取利润。他不仅在市场上掠夺一切，而且也在特殊资源上掠夺一切：作为自身阶级的代表，他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在劳动过程中他可不能比工人们逊色太多。工人们不得不提供最大数量的产品；而他则像真正的夏洛克一样，要的是那磅鲜肉。作为机器和生产资料的占有者，他迫使他人为自己而生产。他自称为生产者，但他和所有人都知道其中深藏着的奥秘所在。在自由主义时代，资本家认为自己支付了工人的薪水，而今天，则认为自己向经理人支付了报酬，不管他们怎么说．他们都是想为自己辩解；而资本家的这一生产劳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它彻底掩盖了劳动契约的真实本质以及经济体系的贪婪本性。
因此人们高呼：抓住窃贼!——并且直指犹太人。犹太人实际上不只是单个人的阴谋诡计的替罪羊，而且是更广意义上的替罪羊，因为所有阶级在经济上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都强加在了他们身上。工厂主在工厂里对他的债务人，即工人进行了监视，他心里明白，只要他还没有讨给工人工钱，工人们就得好好地干活。工人们也只有在不再考虑用这点工钱来买点什么的时候，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处境。极少数的工业巨头可以销毁对统治者已经无甚用处的大量的设备和产品，而劳动者的所得却是微乎其微。实际上，工人所得到的工钱在市场上几乎买不到什么东西；而销售商们却仍旧继续为他们所承受不起的商品价值大做广告。从工资与价格的关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工人们究竟被剥夺了什么。在工人领取工资的同时，他们也就接受了他们被剥削的原则。商人总是向他们展示他们与工厂主签定的劳动合同。这样，商人就成了整个体系的执行官，他把其他人的一切仇恨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流通领域似乎为剥削承担了责任，然而这必然是—种社会假象。
犹太人并没有独占住流通领域。但是，他们被束缚在流通领域里实在太久太久了，以至于他们无法用自身的本质来反衬他们一直承受的仇恨。与他们的雅利安同事相反，犹太人是普遍地被排除于剩余价值的源泉之外的。他们通过长时期的千辛万苦，才最终被允许占有生产资料。当然，在欧洲历史进程中，特别是在德国皇帝的统治下，受过洗礼的犹太人在工业生产和行政管理方面被允许享有很高的地位。但是，他们一般总是用两种虔诚的信念来对自己作出评价，一是勤勤恳恳，二是固执的自我否定。只有在他们的行为默认和接受了对其他犹太人所做的判决的时候，他们才会被赋予现在这样的地位：这就是洗礼的目的所在。不管这些杰出的犹太人成就了多少伟大的事业，他们都不能促使犹太人被接纳为欧洲民族；他们从来本被允许在欧洲扎下根来，因此他们也总作为无根的种族而校遣散各处。犹太人为了保证自己的生活地位，充其量只能依靠皇帝、诸侯或者是专制国家。然而，所有统治者自身在经济方面都曾比其他民众有着优越的条件。统治者总是让犹太人充当一种中间人，他们保护犹太人去反对那些必须为进步付出一定代价的劳苦大众。这样，犹太人就成了进步的殖民者。自从他们作为商人，协助把罗马文明传遍了文明的欧洲．他们在与家长制宗教的融洽关系中就成为了地方自治、资产阶级、最后是工业生产条件的代表。他们把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带到了不同的国家，同时也把所有深受资本主义压迫的人们的仇恨集中到了自己身上。正是犹太人曾经全心投入推动经济进步，而这在今天给他们自己带来了困顿的窘境，他们在被资本主义竭力贬低的手工业者和农民的眼里，成为了眼中钉肉中刺。他们正在承受着为资本主义
孤僻的排他性格所付出的代价。那些总是事事争先的人们，最后远远地落在了后面。即使一个美国娱乐业托拉斯的犹太老板，在对金钱作茧自缚般的吝惜中也总是内心绝望地陷于防备
状态。他们身着长袖长抱，也只是一种古代中产阶级的遗风。在今天，这种穿着恰好说明他们已被抛到社会的边缘，这个被彻底启蒙了的社会仍旧希望祛除远古时代遗留下来的幽灵。那些宣传个人主义、抽象权利和人性观念的人们，现在已经被贬斥为下贱的族类。而那些从来就不被允许自由地享用他们曾经给人类带来尊严的市民权利的人们，都不加区别地被称之为“犹太人”。直至19世纪．犹太人还仍依靠着与中央权力结成的同盟。由国家保护的普遍权利，是犹太人的安全保证，而紧急状态法(Ausnahmegesetz)却是犹太人面临着的白色恐怖。即便犹太人始终在守护着自己的权利，他们也不过是让人怜悯的对象。商业与其说是他们的职业，倒不如说是他们的命运。犹太人不得不假装扮成富有创造力的工业骑士。犹太俗语让他们明白，他们为何总是自己作践自己：他们的反犹主义是一种自我仇恨，是寄生虫式的歪心邪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