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全球性生态危机？目前，世界上主要有三种理论模式：第一种是新自由主义的模式，即主张诉诸资本和市场的自我调节，比如通过创制碳税和生态税等；第二种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或者生态社会主义的模式，即主张彻底改造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第三种则是介于两者之间的诸多类型，可大致归结为“绿色资本主义”模式。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系教授乌尔里希・布兰德教授在系列演讲中所指称的绿色增长和绿色经济及其发展，大致就是一种绿色资本主义模式。
在笔者看来，他借助于“绿色增长”“绿色经济”和“帝国式生活方式”等概念，阐述了绿色资本主义的客观现实性及其内在局限性。
首先，绿色经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导向绿色资本主义。在“红绿联盟”倡导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还没有系统地替代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在生态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实践还无法改变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前，新自由资本主义仍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的确，新自由资本主义在环境技术和生态制度革新方面已经作出了许多努力，比如通过将稀缺性自然资源或生态系统要素转化为商品。就此而言，某种程度或某种形式的“绿色资本主义”确实在发生过程之中，尽管资本逻辑和市场逻辑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相反，资本和市场本身更可能是生态环境难题的成因。
布兰德教授对此的具体论证是：由于自然生态的相对稳定性和国家政府的生态危机管理，资本主义社会在一定时期内能够以一种有效管控其生态矛盾的方式来组织它们对自然的占用。帝国式、奢靡性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序性”，使得前者可以在短期内采取一些有计划的绿色资本主义举措，比如，通过发展绿色经济来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降低单位GDP的排污量，等等。
当然，绿色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不仅需要绿色经济，还需要绿色政党、公共服务部门中的“红绿”工会团体、环境保护和消费者协会等的协同性行动，比如，通过政党等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表达自己的吁求，并将其成功地传递到国家机构之中。
布兰德教授对绿色资本主义及其发展前景的分析，是基于像德国和奥地利这样的核心欧盟国家的绿色实践。尽管他反复强调，绿色资本主义和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政治生态学话语，更多地是一个分析性框架，而不是规范性认知，但毕竟承认了当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实现一种社会生态转型的可能性。
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而言，笔者认为布兰德教授的分析主要有如下三点启示：第一，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既要借鉴资本和市场的力量，也要避免新自由主义放任资本和市场的做法。第二，中国经济发展已经跨过了以GDP为导向的高速发展阶段，亟需建立一套以绿色GDP为导向的经济制度和评价体系，促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
第三，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过程中，不仅要借鉴美国的生态危机管理经验，还要借鉴德国和欧洲的经验教训与思想资源，因为中国的人口密度和人均资源与欧洲相近而永远无法与美国相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