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们已经习惯于用“全球化”这样的字眼来描述时代的变化，并且似乎假设了它是人 类的又一次福音，因此对它抱以异乎寻常的热情。事实上，这种态度并没有多少现实的 根据，因为，无论是在经验还是理论层次上，当前的“全球化”都和资本生产方式变化 脱不开联系，并且资本主义仍然占据着组织当前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霸权地位。 因此，它也包含着深刻的矛盾。这就使得我们必须从生产方式变化来认识资本主义、揭 示它的变化特征、内在矛盾和社会历史影响。只有在这一个前提上，我们才能充分获得 向资本主义先进经验学习的落脚点。
一、弹性生产：问题的提出及其实质 在诸多竞争性解释中，我认为从生产方式变化入手的“弹性生产”(flexibleproduction)理论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个对资本主义生产制度变化的概括，既反映 了在微观管理层次上的“精益生产”(lean production)、“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m)、“大规模定制”(mass customization)、“后现代管理”(postmodernmanagement)等方面内容，也指认出这种变化的根本目标和归宿在于资本的“弹性积累 ”(flexible accumulation)。 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戴维·哈维(David Harvey)认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 治体制当然是围绕资本积累制度建立和变化的，因此他对当前资本积累特征的看法是： 资本主义确实出现了劳动过程、劳动力市场、产品和消费样态等方面的弹性，在反对“ 福特主义”的制度刚性意义上，这种弹性是一种“弹性积累”的机制。但是，他与规制 学派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他强调在经验上无法证明这种变化已经是资本主义的全面特 征，相反它占据的只是局部的和临时的主导地位，“福特主义”仍然主宰着广泛的工业 领域。这也就是说，“弹性积累”制度不应该被具体地局限在资本生产的某一个方面来 认识，而必须把它看作是资本获得利润战略的变化。因此，他强调这种战略是马克思定 义的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两种剩余价值生产方式的简单的再组合。这就意 味着，要说清当前资本主义的变化仍然必须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逻辑进行。在哈维 看来，产生于70年代的资本主义的新特征与其说是劳工市场全面成为灵活性的、不如说 是货币资本脱离了物质生产循环领域，实现了空前的自主权(即金融资本的无限膨胀)。 在更为广泛的历史空间中，它是资本主义适应能力的一种自我发展。[3](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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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维理论的优越性并不仅仅因为其采取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更重要的是其综合视角 ，正是在后一个方面他提供了对资本主义变化有说服力的论证，因此在左派群体中产生 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直接成为左派文化研究的理论前提。例如，德里克在哈 维的基础上直接强调：就社会而言，新技术赋予资本和生产以空前的流动性，因而生产 的定位似乎处于一个永恒不断的流动状态，为资本对抗劳动力寻求最大利益，同时也摆 脱对资本活动的社会和政治干涉(因此叫“弹性生产”)。[3](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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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强调的是，从灵活性要求的角度看，“弹性生产”本身是资本生产的内" 在要求。 马克思早就指出“资本按照自己的这种趋势，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 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满足于现在需要和重复旧 有生产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 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力力量的限制”[5](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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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当然， 在这里重提马克思并不是为了证明他的先见，而是旨在强调：如果“弹性生产”能够描 述资本主义当代生产制度的特征，那它在20世纪的被命名也绝不是偶然。它只是资本生 产不断“革命化”的结果，这其中既包括商品生产、流通的技术革命、管理革命，也包 括资本主义为解放市场而在宏观体制方面所进行的种种革命化试验——这些试验既包括 卢卡奇在20年代就指认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的吸收，也包括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 国家在私有化和自由化问题上的同谋等等。由此，我们将清晰地从资本主义有关经济和 管理的文献中看到，贯穿20世纪资本主义的是“创新”口号——技术创新、组织创新、 制度创新等等。在理论上，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早在30年代就将企业家的精神定义为创 新。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再来审视“弹性生产”这个术语，将有不同的发现。我们已经 指出，资本主义的灵活性(弹性)既来自工艺技术的革新、管理的创新，也来自于资本主 义宏观政策的调整等诸方面。事实上，要指出这几种因素中哪一种是核心恐怕是困难的 ，或许正是它们之间的复杂作用共同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20世纪的活力。肯定了 这一点，我们便不难理解西方激进主义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上，为什么他们会深入到技 术的方面、管理的方面甚至文化的方面。因为，在成为资本主义控制的力量后，无论是 技术还是管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再具有知识学意义上的中立性。因此，对它的每一个 方面的批判都是必要的。从激进主义的历史来看，法兰克福学派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技 术革命进行了彻底批判，取得极为丰富的成果。不过，问题的复杂性在于，20世纪60年 代左派“文化革命”之后，激进的批判本身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在消化自己反对派时政策 考虑的理论依据，如生态资本主义问题的提出。资本主义的制度创新在非常显著的水平 上也包含了后现代批判思潮所提出的理论要求。无疑，上述问题直接加剧了意识形态的 复杂性。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从生产方式的内在变化入手揭示资本主义的变化成为一种 迫切的理论需要，“弹性生产”理论的重要性即在于此。
二、全球资本主义条件下弹性生产的矛盾及其影响
弹性生产对资本主义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复杂的影响。从现象上看，社会信息化、网络 化和全球化是其显著的特征，这种特征直接指认了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水平扩张和在 社会文化层次上的垂直深入。这些复杂的变化对当前人类社会实践提出了新的课题，如 何认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和生长空间，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对资本主 义的替代问题等等都再一次成为迫切的问题。我们认为，这种变化的意义必须围绕资本 主义生产方式的扩散来理解，因此，在更为基础的方面，我们可以从资本主义内生的基 本矛盾角度来分析弹性生产的双重政治意义：一方面它确实在物质生产方面提供了极大 的优越性，另一方面也更为深刻地加重了人们社会生活过程的物的依赖性。(注：必须 强调的是，关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 从生产角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界定。在这里，我们采取的立场是马克思在《1857-1858 年经济学手稿》中从社会发展角度强调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与物的依赖性之间的矛盾。 )前者可以视为政治解放的基础，而后者则是社会解放所必须克服的对象。这个双重政 治意义应该说是马克思主义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事实上，自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第一次考察商业的政治意义以来，它一直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心问题。在马克思那里 ，成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即是围绕这两个主题展开。在当前，新的历史条件要求我们重 新对这两个方面进行充分的估计。
在上述基本立场上，我们便可以进一步观察弹性生产对于现实资本主义发展以及社会 主义运动的不同意义，观察当前所谓“知识经济”、“网络经济”、“第三条道路”以 及后现代政治、文化等等具体的问题，从而厘清社会历史现实之正反两个方面并存的经 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不同理论反映。当然，由于篇幅限制，本文不可能完整地讨论这些 问题，而是简要地围绕资本生产的全球化与权力控制、意识形态变化和左派实践与理论 的变化三个问题展开一种思路。
1.资本生产的全球化和权力控制
全球化的社会后果是多重的，一方面它加强了60年代以来未来学的乐观估计；另一方 面它也加强了社会灾难。国际学界在这两个方面都已经提供了大量的研究。我们也强调 ，从积极的角度，凭借弹性生产，资本主义确实已经超越了它的历史边界而成为真正的 全球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市场力量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经济民主和经济自由的 观念进一步普遍化、一体化的经济在加速技术革新方面形成新的平台、全球性的依赖对 加强合作也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全球伦理和生态等价值开始深入人心等等，这些都可 以理解为积极的方面；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如贝克、赫尔德等人提 出“世界公民社会”和“世界主义民主”等问题，规制学派理论家、后工业社会理论家 以及其他乐观主义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向更为民主和自由的高级社会转型抱有更高的期望 ，这些也都是可以理解的。
2.意识形态的变化 从后工业社会中演化出来的种种“新资本主义”几乎成为发达国家辩护理论众口一词 的说法。而这个术语的核心则在于挑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变化创造了一种更高级 形式的资本主义。在这种新的制度中，资本主义以一种革命的方式改变了现行的资本主 义制度国家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劳动与财产的对立将成为过去。这种争论随着80年代 末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的挫折，直接演化为“历史终结”论。例如，20世纪末，德鲁克 ，这位美国最重要的现代管理学家，不无轻松地说，由管理革命所推动建立起来的“这 个新社会——它已经存在——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再说一遍，它必定会使用自由市场作 为惟一被证实的经济一体化机构。它不会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它甚至不会是‘ 非资本主义的社会’；资本主义的机构会继续存在”。[7]值得注意的是，后工业社会 思潮自80年代以来，在中国和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着强大的社会影响，特别是 苏联东欧剧变后，部分前社会主义者快速地转向对后工业社会的全面肯定，他们认为马 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的一些主要特点与后工业社会具有类似的方面，从而回到贝尔的立 场上。从当前的全球性技术革命出发，他们较为普遍地把当前的社会变迁理解为一种形 式向另一种社会形式的过渡，在这种过渡中，马克思所预计的所有制问题、商品关系、 国家、劳动、城乡差别等问题将会得到进一步的解决。他们强调，从当前的信息社会的 趋势看，我们能够乐观地看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对未来社会关系的描述。
但是，如果考虑到上述资本主义控制形式的变化，那么同样可以说，这种对资本主义 的物质文明和形式民主的简单理解恰恰是资本意识形态的当代表现，马克思早在《1857 -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就对这种做法进行了深刻的批评。在当前，意识形态的复杂性 在于诸多以批判立场或以“解放”口号出现的理论如后现代、后殖民等等都极大地浸润 了资本生产的特征而能够直接满足其要求，从而暗含有辩护理论的性质。这一特征又直 接影响了左派实践和理论。
3.对左派实践和理论的影响
1941年伯恩汉系统地论证“管理革命”，并用它来解释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从50年 代始，这一理论便直接影响了英国工党、原西德社会民主党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并极大 地影响社会民主党在欧洲的实践。随着全球化的进程深入，基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之理 论前提，源自西欧基督教民主党实践和前苏东持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理论探索的“第三条 道路”普遍地成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左派政治右倾的一种口号。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国 际学界的关注，我们就不展开了。
在理论上，“弹性生产”问题所产生的影响要复杂许多。一方面，我们看到从赖特· 米尔斯关于发达工业国家社会分层问题研究、70年代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研究直到90 年代哈贝马斯对“普遍法治社会”的论证，左派知识分子在面对资本主义新变化时一直 存在着向自由主义右倾的事实。而在当代全球左派理论中，大批的知识经济研究者更是 不加思索地强调了“知识经济”是人类解放的前景从而为资本生产进行辩护，在全球化 背景下，诸如《新左派评论》编辑安德森这样的左翼人士也强调“如今现实的左派惟一 的起点就是要理性地认识到历史的失败，资本主义已经全面击退了对其制度的威胁”， 因此要求承认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并使具有40年传统的《新左派评论》改版，取消了该 刊的连续编号而代之以“第二系列”。当然，另一方面，在左翼阵营中，也存在对上述 倾向进行批评的立场，例如有学者直接对《新左派评论》杂志的改版提出批评，认为它 是自杀[8]。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全球化问题研究的深入，在不同的领域中新近崛起的 一批以全球眼光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的左派学者，例如哈维，他指出，资本主义的适应 能力是它在阶级斗争中主要的武器之一，我们不能低估它的不断产生出的反抗的巨大范 围。因此，他们强调，在全球层次上重新绘制新的阶级之图已经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 论的核心问题，在这一点上已经产生了诸如杰姆逊、斯克莱尔等人的研究。
从总体上看，当下的资本主义社会并不仅仅是管理学家们所强调的那样只有普遍的繁 荣，泰罗在管理革命一开始就提出结束劳资之间的战争这一目标并没有达到，它又在当 代被后现代管理重提。事实上，我们也希望能够基于管理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毕竟， 资本主义能够自觉地摆脱其物的依赖性也应该是历史的幸运。但现实恰恰如多斯桑托斯 强调的那样：后周期资本主义、消费社会论、富裕论、福利国家论、工业社会论及许许 多多的理论，都在谋求使占优势的、经过改良和新生的资本主义的积极成果永世长存。 [9](P.
4)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思考它的实质。
三、弹性生产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政策启示
20世纪90年代，持续高涨的“全球化”浪潮从不同的角度给各个国家都带来了新的机 遇和挑战，对我国亦不例外。不过，特殊的是，由于当前“全球化”是以全球社会主义 制度的退缩为代价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与我国谋求民族振兴和发展社会主义两大 历史任务有着深层的矛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它对我们构成更大的压力。这就要求我 们从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当代制度特征出发，坚持本民族的特色，在充分理解资 本主义前提下，通过向它学习而不断获得持续性发展的动力和体制。应该说，改革开放 以来，从80年代邓小平强调向资本主义学习先进的管理到90年代江泽民要求掌握先进的 生产力和文化，我们在指导思想方面和具体实践中都有着正确的认识，也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但是，在全球“私有化”和“自由化”浪潮背景下，还是有学者主张一股脑地把 资本主义引进国内，似乎选择了资本主义制度，我们就能继承它的财产，这是不负责任 的做法。在这里，我们从“弹性生产”角度谈两点看法。
1.改革过程中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学习
马克思强" 调过：“现代工业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 。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 守的。”[10](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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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某种意义上说，当代资本主义的变化也是在马克思所预期的范 围内，或许正是这个原因，《共产党宣言》被今天华尔街的金融家们作为必读书目，《 资本论》也被某些经济学家当作市场经济建设的正面教材。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个反讽。 因为，马克思从来没有把市场经济当作最后社会解放的图景。当然，今天我们所面临的 社会历史条件可能比马克思的时代更为复杂，因为似乎资本已经文明化与道德化了。不 过，这种道德化并非超出了经典作家的预见，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美国版 附录》中已经注意到，把道德运用于经济学并非是资本家的初衷，并且这也不可能消除 资本主义生产所内含的基本矛盾，而这个矛盾只要存在一天，今天的批判家所指认的种 族、性别和少数族群的利益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解决。因此，对资本主义的根本替代仍 然是这个时代解放的基本任务。
但是，我们目前的主要任务还不是批判资本主义的弹性生产，相反，而是在总体资本 主义环境下通过充分借鉴这种生产的合理性而获得社会主义生长的更为广阔的前提。这 是由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造成的，在20世纪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对抗之中，就生产手段 而言，社会主义确实处于落后的地位，这不仅由于其历史基础薄弱，同时也和我们所选 择的管理体制有关。在对资本主义弹性生产进行分析时，德里克把社会主义的相对落后 归结为其指导思想之时空提前的问题，即片面地按照马克思基于19世纪资本主义状况而 作出的预言来直接“兑现”社会主义。这一点虽然值得进一步讨论，但在指认现实社会 主义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社会政策的结构性僵化方面却是正确的。换句话说，正是资本 主义的弹性生产，我们不改革不行。这一点，邓小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改革就会产 生“球籍”问题，而江泽民强调的“三个代表”则深刻地指出当前我们改革的方向。正 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从发展的角度看，改革只是持续进步的社会主义体 制的必然要求，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借鉴资本主义发达的生产和管理经验是必然的。但 是，正如邓小平强调的那样，我们的改革有一个定语，这就是社会主义。也因此，在宏 观政治实践和理论上，我们同样面临着更复杂的对资本主义批判的任务，这一点不可忘 记。在这个方面，虽然我们不拘泥于个别的细节，但在总体上必须强化社会主义目标。 即在改革过程中，必须从理论上说清市场之后是什么。如果缺乏这个必要的导向，在改 革过程中，大多数人将会失去方向。事实已经证明，在我们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例如腐败和道德滑坡等，不仅直接与市场经济的物的依赖性以及拜物教有关，而且与 我们在这些问题上的宏观社会政策以及认识上的失误直接有关。可以预见，随着市场的 深入，用自发性来替代对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调控不仅直接催化了更大面积的不良社 会风气的滋长，而且酝酿着对社会主义指导思想进行挑战的理论实践。因此，党和国家 领导人也一直强调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清醒立场和用历史来教育青年，“三个代表”等重 大问题在近年社会生活的重要地位的突出无不证明了社会主义在今天改革过程中的重要 意义。从这一点看，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我们改革所欲趋向的社会主义弹性生产与资 本主义的弹性生产有着质的不同，它是以批判资本主义生产之剥削、压迫为前提的。这 是为什么强调要说清市场之后是什么这个问题的根本原因。
2.自力更生与内生性制度创新之路 在今天，向资本主义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学习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但是怎么学习 这个问题并不是每个人都很清楚的。现在不少人都喜欢援引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强调 制度创新，但是却把创新本身简单地定位在移植资本主义的现代企业制度甚至全盘引进 其社会制度，这显然是个误解。因为，不仅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简单的移植是不可能 的，另一方面诚如一些学者所强调的，过去社会主义的基本教训之一是按照早期工业化 形式来塑造自己的发展模式。从资本主义制度创新的特点来看，我们已经在第一部分强 调，它是一种全面的创新，其中包括对社会主义某些成功经验的学习，围绕科技革命所 进行的组织制度创新等等。综观今天的资本主义，既不存在全球标准齐一的生产模式， 每一种具体的生产模式亦非单个国家或单个资本家的发明，而是其不断适应条件变化摆 脱教条鼓励创新的结果。以日本为例，它能够成功地形成对美国的挑战，也绝非简单地 采取了“拿来主义”的做法，而是内生性制度创新的结果。事实上，主张全盘移植西方 “成功经验”的学者也极大地忽视了下面两个事实：第一，改革绝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没 有优点，相反，改革是由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发挥。例如，在新中国 建设过程中，通过几代人努力所凝结的群众的首创精神、集体主义精神，它们发挥的巨 大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邓小平在最初提出改革之际，他所尊重的不就是两个地方( 安徽和四川)的经验吗?在改革过程中，无论是苏南还是浙江温州，还是山东或其他什么 地方，凡是成功的经验哪一点不是源自群众的创造?当前，特别是国有企业改造过程中 ，一些部门和地方的领导人以及个别专家，为了表面的效率粗暴和简单地按照某种“先 进”模式采取一刀切的方法，不仅没有带来预期的利益，相反极大地损害了群众的创新 精神和改革的热情，也损害了他们的利益而违背改革的初衷。这些问题应该引起我们的 充分注意。一种真正灵活性的政策应该是因时因地的创造而不是直接照搬某种先进经验 的结果。第二，在全球范围内，只要存在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这种移植必然 是以放弃社会主义道路为代价的，而这一点又必然是以损害民族和人民利益为前提的， 前苏东即是前车之鉴。苏东剧变已经过了10年，它有没有实现当初的梦想呢?事实摆在 那里。在今天，俄罗斯人已经从全方位开始对这10年进行反思，他们要求回答为什么多 数人现在的生活比改革之前还要差，为什么承诺的民主变成了寡头民主制度和寡头市场 ，为什么曾经以自己祖国为荣的俄国人逐渐失去了爱自己祖国的灵魂等等问题。最值得 注意的是，那些早先支持苏联解体的自由主义者也开始反思为什么会形成叶利钦在其“ 光荣十年”中形成“家族在国家的可耻统治”。[11]因此，在当前，强调内生的制度创 新不仅是针对资本主义弹性生产的外在压力，而且正是为多数人利益而进行的改革顺利 进行的必要保障。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在资本主义弹性生产所造成的全球霸权压力下，我国社会主义改 革的真正的道路不在于照搬他国经验而是通过学习实现自我创造，也正是在这一点上， 我们能够激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并超越资本主义，从而实现民族复兴的宏伟大业 。
【参考文" 献】
[1]阿里夫·德里克.后殖民气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批评[A].汪晖.文化与 公共性[C].上海：三联书店，1998.
[2]Charles Sabel.Flexible Specialisation and Re-emergence of RegionalEconomies[A].Ash Amin.Post-Fordism:A Reader[M].Blackwell,1994.
[3]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M].Baisl Blackwell,1989.
[4]德里克.后革命氛围[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6]泰罗.科学管理原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7]德鲁克.后资本主义社会[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8]Perry Anderson.Renewal[J].New Left Review，2000，
(1).
[9]多斯桑托斯.帝国主义与依附[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11]柳达.俄罗斯自由主义者的反思[J].国外理论动态，2001，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