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什么是知识”的讨论最早可见于两千三百多年前的柏拉图学园，如《柏拉图对话集》中的《美诺篇》《泰阿泰德篇》讨论的核心话题就是“知识”。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关于知识定义的讨论至今仍然是学界讨论认识论或知识论的哲学基石。当然，知识的社会作用远不是他们所关注的话题。
严格说来，知识的社会作用主要是在意大利文艺复兴之后才开始显现的。因为这一时期的学者已经不满足于内在心灵的系统思索，而逐渐开始重视实验活动。当然，实验活动主要是在知识理论的指导之下进行的。伽利略不同意亚里士多德自由落体理论就是通过自己倡导的实验而得到证实的。
产业革命后兴起的英、法等国历来被称作资本主义国家。其实资本运作严格说来只是极其表面的社会现象。按其本质来说，英、法等国之所以被称为发达国家，就是因为这些国家在知识理论体系的研究及实验技术遥遥领先于同时代的其他国家。由此着眼，英、法等国不应被叫作资本主义国家，而应被称为知识化了的国家。17世纪上半叶，英国哲学家培根就清楚地看到理论知识巨大的社会力量，于是他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一响亮的口号。可以说，推动世界历史进步或变化的原动力不是我们惯常所说的阶级斗争或所谓的暴力革命，而是知识理论体系的进步或创新及其通过实验技术而产生的技术产品。更为重要的是，政治制度的变革、法制体系的完善、教育制度的改进等也都必须依赖于相关知识理论体系的进步。人文学科的进步也走的同样路径，伦理学、心理学、美学等知识理论体系的建立和进步引领着相关学科的持续进步。
1990年，阿尔文・托夫勒在其《权力的转移》一书中全面描绘了知识在现代社会中不可替代的作用。他当时已经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已经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将发生越来越巨大甚至是主宰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这样断言，知识在现代社会中已不仅仅是力量，其本身就是政治权力，就是财富，就是资本。借助于互联网的平台，知识迅速而快捷地传递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后起国家要快速超越发达国家，就必须不失时机地掌握世界范围内不断更新的知识理论系统，而且必须在各个理论知识领域内有自己的成果。否则，很难有自己的话语权。越来越多的学者也逐渐清醒地认识到，未来的世界就是知识社会。
二
李喜先研究员长期研究知识理论发展的历史，更是关注知识在社会中所起的越来越巨大的作用。作为中国发展战略学研究会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第一届主任，他努力将委员会的工作聚焦在知识创新这一方向上。《论知识主义社会》一书将未来社会定义为“知识主义社会”。“知识主义社会”这一提法显然要比“知识社会”更能揭示未来社会的本质属性。在书中，李先生详尽地论证道：只有以知识为支配力量的知识主义社会才能够真正地优于、高于、胜于基于资本的Y本主义社会。正是在知识主义社会中，通过知识的论证和传播，能够通过知识而使人类逐渐地实现自由、平等、公平、正义、仁爱；能够优化人的本性，从而形成理性化、人性化了的人类；能够建立起世界新的秩序与和谐的社会，从而形成全人类的命运共同体；能够建构起“知识文明”，从而开创“后文明”。
我们早就耳熟能详的一些学者认为的“共产主义社会”实质上是根据财产的公共占有来定义未来社会的性质。财产的公共占有只是未来社会的现象层面的东西，而没有深刻地揭示未来社会的本质及其从现代社会走向未来的动力、流程等核心要素。正是根据近现代以来知识在社会中所起的日益巨大的主宰作用，李先生断言未来社会是知识主义社会，是有充分根据的。
李先生不只满足于上述断言，还更进一步以知识进化的水平来重新审视人类历史的进程，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古代时期、近代时期和现代时期。知识的持续进步与不断创新使自然环境、经济发展以至于人类精神生活越来越知识化。即便人口的数量、结构与分布与相关的知识结构密切相关，也可以预料，不久的将来，我们完全可以从知识之窗来审视与改造自然、社会与人类自身的发展与变化。
我很认同李先生上述那些颇有新意的思想。《论知识主义社会》一书指出，知识具有公共性、不可替代性、非遗传性、非损耗性、不可剥夺性、无限的增值与延伸性等性质。本书也详尽地讨论了知识的定义。知识所具有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系统深入的论证，只有经过上述论证的知识才有可能通过实验而逐渐地转化为技术产品。同样未来社会的有序发展也将以相关知识理论为其基础。正是基于上述的分析和研究，李先生清楚地看到了知识在近现代以来所起过的或将要起到的越来越巨大的作用。这就使他论定，未来的社会必将是知识主义社会。这一看法符合社会发展的未来趋势。
三
既然知识在现代及未来社会中有着如此巨大的作用，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知识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李先生对此的答案是：“知识既非物质，亦非精神，而是人类精神创造的产物。”大体而言，这样的看法是对的，但精神毕竟是一个难以精确定义的概念。
换个角度，我们就能发现迄今各类知识理论体系都是西方极少数的知识分子创立的，而东方却几乎没有形成自己相关的知识理论体系。不能说东方人没有自己的精神，但为什么却不能够形成自己的知识理论体系呢？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东方人与西方人的思维方式截然不同。大致说来，知识理论体系的创立或发展大致遵守如下的程序：第一，必须有具体明确的研究对象。第二，进而导致如下的结果，即知识理论体系都是分科治学后的产物，如数学、化学、文学、经济学等。第三，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之后才能对之进行深入、系统、有序的论证。要论证必须有方法理论。经过这样的论证我们才可能形成不同的具有结构性或体系性的知识理论体系，而不只是那些高大上的标语或口号。第四，由于知识理论研究的对象是逐步明确或具体的，而所谓的论证程序也是不断进步的，这就决定了知识理论体系始终处在持续发展的历程之中。
需要讨论的另一个问题则是，“知识是人类精神创造的产物”的说法大致是对的，但精神毕竟是较为模糊的概念。比如，英国哲学家罗素为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写的《社会改造原理》一书的第七章中是这样来区分精神的和理性的。他说道：知识是起源于思想的生活，而精神则形成宗教情怀。罗素所谓的思想生活实质上指的就是以理性为主的生活。我们不得不承认迄今人类知识理论大厦的基础主要就是这里所说的思想或理性。罗素关于思想或理性形成知识的看法应该是正确的。其实，不但罗素有这样的看法，其他研究知识理论体系的哲学家都原则上赞同这样的看法。
如果是这样的话，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思想或理性是怎么形成人类的知识理论体系。这是一个知识理论研究的主要课题，尤其是对于中国学术界来说是一个更为迫切需要思考和解决的大问题。我期盼着李先生以更大的热情来研究这一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