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周恩来相识相知半个世纪。在过去的岁月里，他们之间的过往是很多的。但在“文革”中，周恩来超乎寻常地忙碌，他的健康也亮起了红灯。所以，在这个阶段，宋庆龄与周恩来的接触越来越少。
互相牵挂的两人有两年未曾谋面
1972年9月5日，何香凝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宋庆龄亲致悼词，周恩来出席。这以后，周恩来曾多次打电话问候宋庆龄，对宋庆龄的医疗和日常起居中的问题也经常做出具体安排，但他们一直没有再见面。当时，社会上悄悄流传着周恩来生病的消息，宋庆龄当然对周恩来也更加牵挂。
1974年8月2日清晨，宋庆龄突然出现面瘫。第二天，病中的周恩来仍然十分周到地亲自打来电话问候。经过一个多月的治疗，宋庆龄的面瘫己大致康复。她惦记着两年没有见面的周恩来，提出要在自家庭院的南湖中为周恩来打一条鱼。9月20日，宋庆龄站在窗前看工作人员捕鱼，第一次下网就捉到一条23.5斤重的大草鱼。她很高兴，指示秘书杜述周立刻把这条大鱼送到中南海。当天下午，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赵炜电话报告宋庆龄，鱼收到了，并代表周恩来表示感谢。
1974年国庆招待会上宋庆龄终于见到了抱病出席的周恩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多数年份都要举行国庆招待会。1950至1952年间，国庆招待会是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名义举办的。1954年政务院改为国务院，此后即改为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名义举办。唯一的特例是1964年，这一年是建国15周年，9月30日，由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宋庆龄、朱德、周恩来联名举办国庆招待会。1974年是建国25周年，按惯例要隆重庆祝。
9月27日，宋庆龄接到电话，邀请她出席30日举行的国庆招待会。国管局局长在电话中解释说，这次招待会规模空前，要有4500人出席。考虑到宋庆龄的身体，他还特别说明，招待会时间不会太长，约一个多小时。宋庆龄表示同意出席。
30日晚，人民大会堂灯火通明。和所有与会的人一样，宋庆龄也在担心，长期抱病的周恩来总理是否能够如过去一样主持国庆招待会。
招待会开始时，周恩来的身影出现在宴会厅的入口处。人们欣喜若狂，情不自禁地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为了看清周恩来，不少中外来宾不顾礼节，站到了椅子上。
周恩来穿着深藏青色中山装，虽然身体消瘦、脸色苍白，但他仍如人们熟悉的那样仪表堂堂、气度非凡。主宾席是一个长桌，破天荒地安排了63个人。周恩来在正中就座，左侧第七位是江青，右侧第六位是宋庆龄。这个“排座次”恐怕是周恩来很费了些脑筋的。因为在见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名单中，江青排在第七，宋庆龄则被排在第二十。
当周恩来走到话筒前准备致祝酒词时，全场再次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人们似乎渴望用这种方式使周恩来留下的时间更长久些。等待了片刻，周恩来双手做向下压的动作。在他的一再示意下，宴会厅里才渐渐地平静下来。周恩来的苏北口音和温和的微笑，让人们如痴如醉。短短的祝酒词，竟被不时爆发的热烈掌声打断十余次。有些根本不到断句的地方，也被人们不适当地插入长时间的掌声。
很多人并不知道，周恩来身患癌症已有两年多，而此时他刚刚做完第二次手术。对他出席这次招待会，医护人员是持反对意见的。但周恩来坚决地说：“我要出席这次招待会。”他心里明白，这次相聚，很可能就是与大家的永别。
医疗组的妥协方案是：一、周恩来出席，但不讲话；二、只讲前面几句话，后面的话由别人代念讲话稿；三、必须提前退席。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周恩来表示同意。
来到宴会厅，周恩来亲自完成了他的祝酒。他举杯提议：“请大家为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为世界各国人民大团结干杯！”他的祝辞将招待会的气氛推到了高潮。为了照顾医疗组的感受，祝酒后周恩来没有再次入席就座。他歉意地和临近的宾客握手告别，提前退场。
最初，在给朋友的信里，宋庆龄曾几次表示：自己对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很不情愿的。她说：“当我被劝告去参加上月30日晚的庆典时，我被告知我只要到到场就行了。”“30日我被‘硬拉’去参加一次宴会，当时我的眼睑还肿着呢。”所以持这样的消极态度，是因为她预测周恩来难以出席。她不愿意被当作一个“文革”中“大团结”的标志。1974年10月5日，伦敦《经济学家》周刊的报道中说：“周参加了宴会，几乎所有能够抬得起头来的中国领导人都出席了。6位八旬老人出现在主桌，包括88岁的国家代主席董必武，他已经有一年未见活动了；以及孙逸仙遗孀宋庆龄，自1972年以后只见到过她一次。”老朋友陈翰笙事后向宋庆龄提供了这份剪报。
能够在国庆招待会上见到周恩来，宋庆龄又是惊喜又是心酸。
10月6日，宋庆龄在给瑞士女教师奥尔加・李夫人的信中写道：“虽然长期患病显得清瘦，周作了一次极好的讲演。有些客人站在他们的座位上，为了看清楚这位肩挑重担而又拒绝一切T惑的人。”
10月7日，邓颖超打来电话说：“国庆宴会看到您在主宾席很高兴。外宾多，不便打招呼问好。回去累吧？听总理讲，看到您身体还好，很高兴。”宋庆龄答：“谢谢亲切慰问。想见面谈几句话，愿望没有达到。”
10月11日，宋庆龄致信老朋友邓广殷：“我参加了二十五周年国庆宴会，有四千五百个宾客。总理说能看出我的眼睛因为面瘫的缘故还有点肿。”
10月15日，她又致信陈翰笙：“我的眼皮仍然肿着，是我六个星期以来面瘫的后遗症。但是我还是待在那里坚持到了最后。我见到了总理。”
10月22日，宋庆龄致信老朋友爱泼斯坦：“在宴会上，我见到了总理。他很憔悴而且面带倦容，但他以高亢的声音，发表了精彩的演讲。当然他是做出了巨大的努力，表现他身体健康。但是他现在仍然在住院治疗。”
应该说，1974年的国庆招待会给宋庆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这也是周恩来生前与宋庆龄的最后一次近距离相见。此后的1975年1月13日，宋庆龄曾坐在全国人大四届一次会议的主席台上，看到瘦骨嶙峋的周恩来发表《政府工作报告》的背影。宋庆龄再次见到周恩来，就是在北京医院与他的遗体告别了。
宋庆龄一生中出席过多少次会议，恐怕是很难统计的。会议上发给与会者的讲话稿，她刻意收在身边的并不多。特别是开幕词、闭幕词、祝酒词之类的礼节性讲稿，似乎更不具留存的价值。但是我们确实在宋庆龄的遗物中见到了一份祝酒词。
这是《周总理在国庆二十五周年招待会上的祝酒词》，这份祝酒词十分简短，包括标点也只有短短的420字。这份16开大小的讲稿有一道折痕，显然是宋庆龄对折之后放到衣袋里带回来的。当我找到它的时候，它放在宋庆龄书房的黑色角柜里。与它放在一起的有宋庆龄亲笔书写了书皮的《广州蒙难记》，有毛泽东签名送给宋庆龄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等等极具纪念意义的物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