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是周恩来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干部之一。“文革”初期，乔冠华很看不惯江青，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可在“文革”后期周总理病重之际，他却换了腔调。从外交部原副部长章文晋夫人张颖撰写的《故友二人行――怀念龚澎并忆乔冠华》一文中，可以看出乔冠华能进入江青集团组阁名单，位列副总理，这绝不是偶然的。
乔冠华一反常态
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老乔（乔冠华）正生病住在医院里。不久，我（即本文作者张颖）和文晋（张颖丈夫）到医院看他，他很生气，责怪文晋不去向他汇报。文晋是寡言少语的人，没有说什么。我向他解释了那次是秘密访华，总理直接领导，有保密规定。
那次看望乔冠华，我突然感到他有点变了，火气很大，还有点斤斤计较。
随后基辛格第二次来访、尼克松访华，老乔都参加了并做了许多工作。其中有一件事使我难忘。在起草《上海公报》的过程中，上呈稿基本完成，经恩来同志审定，交文晋主持作中英文校定，老乔等人参与。
当时，老乔提出要修改其中某一重要段落的内容，文晋等人不同意。但老乔很固执，一定要改。因为他是领导，别人也只得同意修改。
稿子送回总理，总理当即发现改得不对。在第二天接待组的会议上，总理发了很大的火，指着文晋严厉批评：“胆子太大又不动脑筋，为什么要改？”文晋没有做声，默默承受。会后他才告诉我实情，并讲老乔变得狂妄了。我当时很不高兴，心想老乔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责任呢？
龚澎（乔冠华前任妻子）去世两年多，老乔又恋爱了，朋友们也为此高兴。可是，乔冠华的子女对他的恋爱对象章含之不大满意，我也曾劝说，父亲的事你们不必过问。老乔的儿子告诉我说，他并不想干涉，只是想去拜访一下邓颖超大姐，要我联系一下，我答应了。
不久，老乔的儿子去见了邓大姐。我不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随后我接到乔冠华的电话，在电话里他大为震怒，质问我为什么要给他儿子联系去见邓大姐，斥责我多管闲事。
当时我惊愕片刻，即给他顶了回去：“你儿子去见邓大姐有什么不对吗？你别忘了他同时还是龚澎的儿子！”
他把电话摔了。过了不多久，邓大姐给我来电话，她有点不高兴地问我：“老乔到底怎么啦？他居然打电话来质问我，为什么要见他儿子，都和他谈了什么？难道我不能见见，我会谈无原则的话么？……”
我劝邓大姐千万别为此生气，老乔已经在电话里把我责骂了一顿，我也不解为什么会这样。
“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
岂料，江青对维特克大感兴趣，在人民大会堂谈了几个小时，设宴招待，还陪维特克去人民剧院观看样板戏《红灯记》。
江青的做法使我们陪见人员大为吃惊。江青还特别约定在广州继续会见维特克，谈她的历史，希望维特克为她写传。这一情况与总理批示的礼节性会见完全不同。
第二天上班时，我即向乔冠华汇报并请示他该怎么办？老乔皱了一下眉说：“江青的事情谁管得了？我没办法，随她去吧。”
7月间，江青去广州，随后把维特克接到广州，我们陪见的全班人马也到了广州。江青到广州会见维特克近10次，讲了60小时，内容无所不有，自我吹嘘、编造历史、诋毁别的领导，还有泄密等等。
在这过程中我曾数次打电话向乔等领导汇报情况，他们都回答说没办法，随她去吧。
直至把维特克送走，我们回到北京，我又向他们汇报，江青要整理记录翻译成英文寄到美国。乔冠华只耸耸肩，摊开两手，断然决定说：“这事我真管不了，以后也别向我汇报了，你直接找周总理汇报吧。”“识时务者为俊杰”
1975年冬，我们从加拿大回京述职并休假。就在那年一个寒冷的夜晚，我和文晋约见乔冠华部长，向他汇报加拿大的情况并请示工作。
老乔要我们去史家胡同他的“新居”。原本是要向老乔请示汇报工作的，但文晋没说几句，老乔就摆摆手制止他。老乔与我谈起来，章含之也和文晋单独对话。
我记得老乔对我态度很亲切，开始也问及加拿大使馆一些工作情况，但很快就转了话题，谈起国内的“文革”，重点是谈江青。说她领导“文化大革命”很受主席的称赞重用。
我觉得奇怪，“文革”初期乔冠华很是看不惯江青的，说她打着主席的旗号把全国都扰乱了，这会儿反而变了调。老乔对我说，江青认为我很能干，知道我从小参加革命表现不错，要调我去“文化组”负责什么工作。我直瞪瞪地看着老乔，不知道该讲些什么。
乔冠华感觉到了，接着说：“当前‘文革’的形势你知道，周总理病重，看来不久于人世，识时务者为俊杰嘛，应该好好想想，何况江青那么看重你哩。”
他习惯性地哈哈大笑起来，我却感觉浑身发颤，难以控制。
我们离开乔家，走过黑暗的胡同，感到寒气袭人。我忍不住问文晋，你们都谈了些什么。文晋冷冷地答道：“我根本就不认识江青，她却一个劲说江青对我有好感很欣赏，真是莫名其妙。”我脱口而出：“这是在为江青搜罗人才，真是拉帮结伙哩。”
1976年1月8日夜，我和文晋又回北京休假，在机场得知，总理在当天去世了。北京沉浸在一片悲哀的气氛中。外交部许多同志曾多次要求部领导在外交部内举办小规模的悼念，乔冠华都不加理会。
一次，回国学习的驻外大使和参赞在学习会上，一致要求在内部举行追思活动，又被拒绝。当场有一位大使拍案而起，质问部长有没有起码的人性？由于过分激动，引发心脏病被送往医院。而乔冠华还是不作任何解释。
拒谈与江青的关系
1976年10月，乔冠华开完联合国大会回到北京。中央责令外交部对乔冠华与江青的关系进行审查。当时乔冠华住在家里，章含之住在办公室，要求他们各自说清真情。
在这期间，外交部曾召开过两次大会.一次是在北小街禄米仓北京陆军总院礼堂。我记得当时部领导坐在主席台上，乔冠华也坐在旁边。大会请他说清与江青的关系，并作自我检查，但乔一言不发。部里有两三个人发言，批评乔冠华在“文革”后期的一些行为。另一次批判会是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主持会议的部长还是希望乔冠华能作自我检查，但他仍是一言不发。
1984年乔冠华病故。外交部起草了一份关于他生平的稿件请我们审读，大概是准备印发或作新闻稿之用。此稿肯定了乔冠华一生中的成绩，最后一段也写了他在“文革”后期犯了政治性错误。章含之一定要把这一段删去，否则宁愿不发。文章最终没有发出，报上只登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