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年初至1976年年初，胡乔木因邓小平的关照曾有过短暂复出，任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后又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受到批判。胡乔木上纲上线地写了十八条揭发邓小平的材料，“想挽回毛泽东对他的信任”。注1无奈形势瞬息万变……
参与1975年整顿
1975年上半年，邓小平的治理整顿工作已显露成效，但由于舆论宣传掌握在“四人帮”手中，邓小平的讲话精神、中央圈发的文件，在报刊上都得不到宣传。所以，无论是整顿的进一步开展，还是同“四人帮”的进一步斗争，都需要舆论宣传和思想理论工作的支持。恰好此时，负责整理《毛泽东选集》第5卷的康生病重，胡乔木被吸收进整理队伍，这是一个最佳时机。6月8日，邓小平再次找胡乔木谈话，借编《毛泽东选集》第5卷工作之事，打算正式成立一个写作班子――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按邓小平的设想，政研室和《毛泽东选集》整理小组是两个机构，一套人马。胡乔木提出，是否多找些“革命造反派”加入，被邓小平坚决地拒绝了。10月中下旬，邓小平挨毛泽东严厉批评后，胡乔木11月10日又提出，是否要吸收“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邓小平坚定地说：不要！注3邓小平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妥协。邓小平提出，政研室成立后要“代管学部”（即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显然，邓小平是要通过政研室掌握我国最大的、有组织的社科队伍的领导权。胡乔木表示负担不了。注4邓小平坚决排斥“造反派”加入，并要求政研室“分管学部”，其意图就是要建立与“四人帮”对垒的舆论阵地。显然，胡乔木不想直接与“四人帮”唱对台戏，怎样配合毛泽东才是他的固定思维。
7月5日，国务院政治研究室成立，负责人为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于光远、李鑫、邓力群7人。后来政研室发展到近50人，设有理论组、国内组、国际组、办公室和图书资料室等机构。政研室成立仅4个月，在邓小平主持的1975年整顿中发挥了独特的重要作用。
政研室做的事情主要有4方面：第一，编辑《毛泽东选集》第5卷。胡乔木、吴冷西、胡绳、熊复和李鑫主要负责这方面的编辑工作。邓小平首先选择了毛泽东一篇最重要的讲话《论十大关系》进行编辑，当然邓小平选择这篇文章是为治理整顿提供理论支持的。邓小平对胡乔木整理加工的这份稿子非常满意。7月13日邓小平上报毛泽东说：“我们在读改时，一致觉得这篇东西太重要了，对当前和以后，都有很大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意义，对国际（特别是第三世界）的作用也大。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希望早日定稿，定稿后即予公开发表，作为全国学理论的重要文献。此点，请考虑。”毛泽东批：可以印发全党讨论，暂时不要公开，将来出选集再公开。注7这篇整理的《论十大关系》等于就此搁浅了。据邓力群回忆：在编辑整理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时，胡乔木和李鑫争论得很厉害。胡乔木主张改得多一点，李鑫主张改少一点，保持原貌。注8
第二，意识形态领域同“四人帮”的斗争。政研室成立后，开始收集一些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因为这时毛泽东也开始转向意识形态领域，开始试图调整文艺政策。政研室收集的材料有：上送“四人帮”砍掉“百花齐放”和宣传“三突出”的材料。转送《创业》编剧张天民的申诉信和《海霞》主创人员给毛泽东的信，得到毛泽东关于这两部影片放映的批示。转送周海婴、姚雪垠给毛泽东的信，使鲁迅著作和小说《李自成》的出版提上议事日程。转送冼星海夫人给毛泽东的信，使冼星海和聂耳的纪念音乐会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如期举行。抄转李春光的大字报给毛泽东。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通过胡乔木转邓小平，然后转毛泽东的，也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这段时间，“四人帮”基本处于劣势。9月中旬，政研室围绕评《水浒》与“四人帮”进行了一次斗争。“四人帮”借毛泽东评《水浒》向周恩来、邓小平发难。邓小平召开第一次农业学大寨会议时，江青在大寨大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遭到毛泽东批评。
第三，代管学部，筹办《思想战线》。政研室7个负责人中，胡绳分管学部。胡乔木给国务院打报告调了一些人手，组成了学部党组。胡乔木还专门给党组召开了一次会议，谈《思想战线》怎么办的问题。胡乔木说，这个杂志要全面宣传党中央的指示，毛泽东的三项指示。目前报刊上丢掉了毛泽东三项指示中的“安定团结”和“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这个杂志要全面反映各项指示、各条战线。注9由于形势的恶化，1976年1月17日，胡乔木起草了一封给邓小平、张春桥等的信，请求国务院解除委托政研室代管学部的责任，并建议暂缓出版《思想战线》杂志。所以该杂志一直没有出来。 第四，起草或修改了被“四人帮”诬称“三棵大毒草”的三个重要文件。这三个文件是《科学院汇报提纲》、《工业二十条》和《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简称《论总纲》）。《科学院汇报提纲》是胡耀邦起草的，因语言太尖锐，邓小平要胡乔木组织修改。胡的修改稿有很大改动，其中一大特点是编了十段毛泽东在文革前论述科学技术的语录。这是用来挡火的。这个文件转给毛泽东后，被退了回来，未置可否。后来被“四人帮”批判的是胡耀邦那份没有毛主席语录的稿子。注10《工业二十条》由计委起草。胡乔木、吴冷西、于光远、邓力群等参与了修改。《论总纲》是胡乔木分配给邓力群的任务。打算全面宣传毛泽东的三项指示，准备在《思想战线》创刊号上发表。胡乔木对邓力群起草的《论总纲》第一稿不满意，认为太尖锐，后又组织了一些人起草。这三个文件系统地反映了邓小平治理整顿期间的精神，所以遭到“四人帮”的强烈反感。后来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被“四人帮”诬为“三棵大毒草”遭到猛烈批判。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
邓小平治理整顿工作的顺利开展，与毛泽东的支持分不开。但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革的错误。当邓小平的整顿工作开始向纵深发展，尤其是开始涉及毛泽东不想触及的环节时，矛盾就显露出来。1975年10月，胡乔木托邓小平转的清华大学刘冰告迟群和谢静宜的信，成为引爆的导火线。毛泽东对邓小平转的这封信大为恼火，批示说：“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过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后来公布这段谈话时加上一句：“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注11
关于第一个问题“政治研究室的任务和组织问题”，胡乔木说：“政治研究室是最大走资派提议成立的，但是它的任务究竟是什么，最大走资派从没有正式规定过。……同政治研究室被他和他的忠实追随者我利用来刮右倾翻案风有很重要的关系。……我紧跟着最大走资派的指挥棒转，把政治研究室的工作往完全错误的方向上引，往修正主义路线上引。这是我今天感到对毛主席、对党、对政治研究室全体同志非常痛心的严重错误。”胡乔木还说：1975年10月，邓小平开始受批判时，自己就“建议政研室今后要吸收一些革命造反派参加领导，他马上摇头说不要，吸收青年就行了，这还是他6月间说的老话”。在谈到“收集有关文教材料问题”时，胡乔木说邓小平并不是真要研究文化战线的问题，只是利用政研室作为他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刮右倾翻案风的工具的一个开端。还说邓确是曾想要通过政研室抓出版工作，在出版工作上刮右倾翻案风。然后，胡乔木检查了自己在关于收集文教材料活动以及有关出版工作问题上的严重错误。在谈到“代管学部和筹备学部刊物问题”时，胡乔木说：“最大走资派所以要抓学部，注15实际上就在于想办一个能由他指挥的刊物，也就是要办一个宣传他的修正主义路线的刊物，来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相对抗”，等等。注16应该说，胡乔木的揭发除了交代事实外，通篇用了许多上纲上线的语言。
文革结束后老干部对胡乔木的态度
文革结束后，政研室对揭批邓小平的运动做了一个总结。其中谈道：“但是，也要指出，7位负责同志在揭发批判中，不同程度上都说了过头话。有些超出了必要的范围，有些上纲出了格；在这一方面，胡乔木同志一九七六年三月二日的揭发批判材料中，表现得很明显。对于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干部来说，这是很不应该的，需要从中汲取教训，引为鉴戒。”注24
“四人帮”垮台后，高级干部对胡乔木揭发邓小平都表达了很大的不满。叶剑英说：“老干部，在主席身边那么多年，揭发邓小平，不能原谅。”余秋里说：“邓力群是个汉子，每个观点，每句话都完全负责啊，胡乔木就不是这个样子。”李先念、陈锡联对邓力群说：你们顶住了，胡乔木就顶不住啊。罗瑞卿有一次同邓力群说：你们的胡乔木怎么能这样干。胡耀邦对胡乔木也是意见很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