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袖秘书得力助手
在重庆开会时，关于湖南的青年工作情况，我写过一个本子的材料，同胡乔木有过接触，在湖南又一起相处了一个多月，对我有些了解，所以一到延安，乔木便把我留在中央青委工作了。当时中央青委书记是陈云，副书记是冯文彬，韩天石也调来任秘书长，胡乔木是宣传部长。宣传部原来只有编辑科，主编《中国青年》，杜绍西当编辑科长，科里有杨述、韦君宜、许立群、陈企霞等人。我被任命为宣传科科长，我的任务是主写青年运动史，编内部油印刊物《青年运动通讯》，工作人员有杨永直、陈适
五、童大林等。
1940年《中国青年》发表一篇以西北青年救国会名义的《上蒋委员长书》，对国民党地区的一党专政，没有民主，影响到学校教育和青年成长等，有所批评和建议。这篇文章是胡乔木写的，得到毛泽东的欣赏，于是乔木被调去当毛的秘书，从此以后成为毛的一个得力助手，被毛誉为“思想改造得最好、灵魂最美”的知识分子典型。
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胡乔木帮助毛完成了《六大以来》，这是批判王明的教条主义和周恩来的经验主义的最重要的工具。他还帮助毛起草和整理了不少文件、文章和讲话，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乔木的文章富有文采：有时气势磅礴，有时犀利幽默，趣味盎然。我印象较深的是整风期间给《解放日报》写的一篇社论――《教条和裤子》。当时我在报社管评论和社论。这篇社论以形象生动的语言和比喻，批判当时的“教条主义者”；说他们“裤子里藏着一个尾巴”；要他们“脱裤子”，“割尾巴”。社论经毛泽东修改后，在延安整风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了很大作用。我就亲身感到博古当时难受的情况，他脸色都变了。
正如朱正文章中所提到的，胡乔木“为党作宣传、作解释、作辩护”，他的一些文章有许多不大符合事实、强词夺理之处，例如1957年胡乔木写的《肃反问题上驳右派》一文就是。这是胡的身份、地位、工作和性格所决定的。
盛：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我在《中国青年》工作，总编辑韦君宜谈到胡乔木，说她在延安和乔木一起工作期间，他平易近人，没有领导架子。有一次，胡乔木给大家讲写作知识，拿了毛泽东写的一篇新闻作范例，作了怎样开头，怎样照顾全文，怎样结尾等方面的分析。韦君宜听了，觉得很有意思，便把记录稿整理出来，标上标题《写作范例――一则新闻》，署名“听桥”，是听乔木讲话的意思。她拿着稿子找胡乔木。乔木看了，作了修改，讲了为什么改的道理。乔木看到署名，对韦说：“桥怎么能听？”便提笔改为“听樵”。这篇文章在《中国青年》发表后，从此胡乔木在《中国青年》上发表的文章都署名“听樵”。韦君宜晚年还对我说过，她对胡乔木的许多文艺观点并不赞同。
他有“多面性”
李锐：1949年进城，胡乔木当了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后，作风有很大变化。有几件事我至今印象很深。
一件事是，五十年代初我在湖南当省委宣传部长期间，收集到毛泽东早年的一些材料，写了《毛泽东早期的革命活动》一书，在《中国青年》和《党史资料》（内部刊物）上连载。此事是田家英经手，登载党刊上，是胡乔木主办的。另外一件他不同意的事，当时有一位老报人曾把一整套地方政府办的、已停刊的长沙版《大公报》送给我，里面有不少毛泽东早年写的文章。我把其中的25篇辑录成册，印了50本作为内部资料参考，并在前言中特别注明：“未经中央允许，不得外传”，说明我很慎重嘛。我寄了两本给乔木。他收到这个小册子后很生气，因为毛早期的文章有许多空想和自以为是的观点，这本来是很自然的事，可胡乔木不以为然，他以中宣部的名义，给湖南省委发了个电报：“李锐做这件事有害无益，50本全部上交。”我只好从命，但留了3本：一本自己留存；另两本送给了黄克诚和周小舟。1990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早期文稿》，我收集的那些文章全部收进去了。
1959年庐山会议上，开始，胡乔木、陈伯达、田家英和我都是一致反对“大跃进”中那种过于冒进做法的。由胡乔木牵头编的“会议纪要”，也让我参加了。其中“大跃进”的错误写得非常具体；参加会议的人都赞成。当时周小舟和我同黄克诚闲谈时，谈过“大跃进翻了船，出了轨”的话，还谈到“毛泽东像斯大林晚年”，等等。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在批判“彭、黄、张、周”的同时，我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当时我许多会议不能参加。直到后来才听说，胡乔木在会上反戈一击，作了长篇发言，痛斥周小舟说的“斯大林晚年”是对毛的“污蔑”。胡讲了六点，引用恩格斯《论权威》一文的观点，用词很尖锐；之后，乔木又专门写了篇文章批彭老总，题目叫《剥开皮来看》，在《红旗》杂志发表，因此得到毛的欣赏和保护。毛在会上说：“一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又说：“李锐不是秀才，他是‘俱乐部’的人。”于是，我被打入另册。 盛：胡乔木是毛的秘书，是毛的忠诚卫士，出现以上一些事情，原不足怪。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后来胡乔木却鼓励和支持您写《庐山会议实录》，难道不怕有损“主公”的形象吗？！
李锐：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胡乔木有“两面性”，或者另外一种说法，他是“士”和“仕”相结合、既统
一、又矛盾、常反复的人物。作为一个参加庐山会议、有切身体会的当事者，胡乔木对庐山会议上的一些是非曲直，应该是相当清楚的。在毛泽东作古后，乔木可能认识到，真实和完整地记录和保存庐山会议这段历史，对党和国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1981年，时值文革结束不久，正在批判“两个凡是”，中央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我是国务院能源组（包括电力、煤炭、石油三部）的组长。大家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记得方毅的发言，说毛泽东是个暴君。胡乔木看了我在小组会上关于庐山会议长篇发言的简报，立即写了一封信给我，要我写《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原来是内部发行，后来他又赞成公开发行。当年盗印版就有五种之多。在这件事情上，我很感谢胡乔木，没有他的大力支持，这本书是很难写成和得到出版的。
“必要的辨正”
盛：我注意到，在《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本书里，谈到庐山会议的经过时，引用了吴冷西《忆乔木同志》文中的一段话：
吴冷西文中说庐山会议上“一位起草纪要的参加者”，没有点名，实际上就是大名鼎鼎的您老阁下。我记得，您曾写过文章对吴文的无端指责加以驳斥。是非本来是很清楚的，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出版的《中共中央第一支笔》这本书，又重新提出了这个问题？！
李锐：是的。为了回答吴冷西的无端指责，我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请给一个“说法”》，发表在1995年第一期的《读书》杂志和其他报刊上，并收入《庐山会议实录》（增订本）的“附录”中。这篇文章摆事实，讲道理，对吴文的无端指责进行了必要的辨正，其中写道：
任何一个读过我这本书的人，都会理解，所谓“终身恨事”这四个字，完全是表述一种自责与内疚的心情，即听了主席的批彭讲话后，不应当跑到周小舟处再发牢骚，从而惹出后来那么复杂而严重的局面来。怎么扯得上“似乎是胡乔木同志的建议害了他”呢？
吴文无中生有的要害，还在“尤有甚者”所指之事。在庐山会议时，究竟是我“保护”（在书中我从没有用过这两个字）过胡乔木、田家英（还有吴冷西），还是揭发过他们的“罪状”？
吴文所说上面那些事，都是子虚乌有、不实之词，现存的庐山会议《简报》和许多有关档案可以作证。我在《庐山会议实录》和《请给一个“说法”》里，有详细的介绍和说明。大家只要看一看这本书和文章，就可以弄清许多是非曲直。这里不再一一引述。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1967年8月，我被下放到安徽磨子潭水电站期间，北京专案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会议期间的情况。当时我已50多岁，是待罪之身，依然少年气盛。我明确地对专案组几个人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吴、胡、田三个人，而是陈伯达。陈伯达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权倾朝野。我说出这样的话，自知要担很大的风险；可我李锐就是这样一个人：为了坚持真理，为了维护自己的信念，可以不顾个人安危，置生死于度外。果然，1967年11月11日，一架专机将我从安徽押送到北京，关入秦城监狱。在狱中8年，我为任何熟人写“证明材料”，都是如实落笔或着意保护，从未写过什么“检举材料”，包括对我落井下石的人。1979年我平反复职后，知道批准逮捕我的人就是陈伯达和江青。
我写文章对吴冷西的指责进行公开辩驳，当时吴冷西还健在，他看了我的文章后沉默无语。没有想到16年之后，吴冷西已经作古，出版《中共中央第一支笔》一书的作者和编者，对一些史实不进行调查研究，片面地、不加分析地引用吴的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虚假材料，这不论对历史、或对读者来说，都是很不严肃、很不负责任的。我不得不再次在这里作出如上负责任的辨正和说明。
“这个人很聪明”
李锐：胡乔木这个人很聪明。他长期和毛相处，最了解毛。例如，1957年毛泽东批邓拓“书生办报，死人办报”。其实，当时邓拓对整风鸣放是定了宣传计划的，并上报到胡乔木。不是邓拓，而是胡乔木把《人民日报》的宣传计划压下来了。可能胡乔木已猜测或捕捉到毛有“引蛇出洞”的意思，因此有所迟疑和观望。这样的结果，反而保护了《人民日报》的一大批人，让他们逃脱了一场灾难。
又如，1959年4月上海会议时，毛泽东讲话号召大家“学海瑞”，要“六不怕”，“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一些人的授意和支持下，于是文坛、剧坛上出现一大批“海瑞”作品。当时，胡乔木就对我说过：“其实，主席的真意，是不希望出现‘海瑞’。”庐山会议上，彭德怀仗义执言，成了毛泽东心中的“海瑞”。文革一开始，姚文元首先发难批“海瑞”，不仅彭老总，凡写“海瑞”、演“海瑞”的人在文革中都挨了整，很多人家破人亡。
胡乔木这个人，表现很“左”。其实，他的内心有时并不完全那样。众所周知，文革后期，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写了揭发邓小平的长篇报告。1977年邓小平再度复出，乔木吓坏了。邓小平不计前过，又起用了胡乔木，但对他评价不高，邓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软骨头”，另一句话是“还是党的一支笔”。1979年3月理论工作务虚会议上，胡乔木和邓小平合作，草拟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听说1989年胡乔木去美国访问前，专门打电话邀总书记的秘书到他家做客。在谈话中，胡乔木说：“四项基本原则站不住，将从宪法中删去。”他是用肯定语气讲的，表情则是笑嘻嘻的。在另一个更加正式的场合，他也讲过同样的话。 毛泽东的几个秘书，我都很熟悉。他们的性格各不相同，下场也不一样：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最早的一个秘书是张如心，他在《解放》月刊上发表过“高举毛泽东旗帜”的文章。这个人有个性，有时不那么听话，因此时间不长毛就不用他了。再一个是田家英，他朴实无华，耿直刚烈，有强烈的是非正义感，文革时他想保护彭老总，结果惹来大祸，在毛的书房里自裁明志。陈伯达比较直露，有野心，经常向田家英打听毛的动向，想紧跟毛得到毛的重用；后来又跟林彪搅在一起，被株连进了监狱，下场也很惨！
胡乔木比田家英和陈伯达聪明，善于用脑子，跟毛跟得比较稳，左右逢源。胡耀邦对胡乔木有个评语，同我说过：“一日无君，则惶惶然。”庐山会议上，开始刘少奇主张批彭德怀只在小范围进行，另外发一个反“左”的文件，要胡乔木起草。胡乔木事后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情况，又受到刘少奇的严厉批评。在两个“主席”中间，胡乔木感到难以工作，他以“精神衰弱症”为由，提出“长期病休”，得到毛的批准。胡乔木因此得福，避开了高层中的许多是非之争和文革那场大灾难；后来又被邓小平起用，活到81岁，得以善终。听说乔木临终时，对一些事有所反思，说他写的党史（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很多是不实事求是的。因此，在给他开追悼会时，降低了规格。
“温情脉脉”和“横眉冷对”
盛：人们说，胡乔木在对待知识分子上也有“两面性”：有时“礼贤下士，温情脉脉”；有时“疾言厉色，横眉冷对”。而且，“乔木身上最好的一面往往只向作家、学者们洞开，因为他们不会对他的仕途构成威胁；而他身上不好的一面常常留给了同行或下属”。
这样的评论是有充分根据的：比如，胡乔木常常去看望季羡林、钱钟书这些学者。胡没有忘记给季羡林送螃蟹，并且设法帮助顾颉刚、沈从文、钱钟书等老人解决房子问题；乔木还给挨过整的聂绀弩《诗篇》作序，称赞它“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他还关心过一些年轻的作家和学者，比如王蒙、张洁、舒婷、刘再复等，他们对胡乔木都有过溢美之词。
而在对待另一些“同行或下属”，乔木的表现就完全不一样。众所周知，胡乔木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为了“清除精神污染”，不断发动“大批判”：他批胡绩伟“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是“脱离阶级和阶级斗争”；批周扬和王若水提出的“异化”、“人道主义”是“反马克思主义”。这些批判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不能说服人。因此，胡绩伟跟胡乔木进行了长达十年、针锋相对的“论辩”。
胡乔木批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报告，逼周扬写检讨的同时，又写了一首诗去“安慰”周扬，说什么“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听说当时病中的周扬听完这首诗，神色沉重，默默无语。夫人苏灵扬十分气愤，说胡乔木这时候还来对周扬进行侮辱和愚弄。此后不久，周扬离开人世。于光远为此写了文章，对这件事表示非常反感，因为于自己也有过同样的经历：1984年胡乔木发动“清污”，于光远被整肃了一年之后，乔木也赋诗一首来安抚于光远，被于光远嗤之以鼻……
胡乔木批王若水的文章和单行本在报刊书店发行上千万册，说王若水也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王写了《为人道主义辩护》的文章，又不让见报和出版。王若水有一次气愤地对我说：“胡乔木很霸道：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李锐：1979年我平反复职后，记得黎澍跟我谈过一件事：1978年8月，黎澍、李新、廖盖隆等几个人从乔木家去中央党校。黎、李与乔木同乘一辆车，三人闲谈起来。黎澍很郑重地对乔木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实在说不通。乔木说，要不断革命嘛！黎澍说：无产阶级专政，是我们自己的政权，继续革命，革谁的命呢？李新笑着说：林彪说过嘛，革革过命的命嘛。乔木过了一阵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值得考虑。以后他就写文章，大批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这个发明权就据为己有了。黎澍说：乔木常爱批评他标新立异，其实这是乔木自己的专有权，别人不能抢先。周扬在马克思逝世百年做的报告，夏衍对黎澍说：“如果这个报告让乔木去做，就什么问题也没有了。”十二大时，我在人事组，胡乔木向我推荐王蒙任文化部长。那时他还写了四首诗，让我修改。
盛：据我所知，1983年8月13日，胡乔木曾给社科院马列所所长苏绍智写信，说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画册要胡“写一个简短前言”，他因“一时想不起适当话题，加以事务繁忙，故请代劳为感”。胡乔木要苏绍智帮他写文章，值“改革开放”时期，他一反惯例，没有提出什么主题思想，而是要别人“代劳”。我想，正如夏衍说的，如果当年马克思逝世百周年纪念会上作报告的不是周扬，而是胡乔木，胡肯定也会接受和宣扬“异化”和“人道主义”的。
胡乔木的“专有权”
盛：您刚才提到黎澍说胡乔木的“专有权”，我还记起一件事：1980年《中国青年》复刊不久，搞了个“潘晓讨论”。这个讨论反映文革结束后青年思想上的一些苦闷与迷茫――“人生的路呵，为什么越走越窄……”讨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多人的共鸣，也有反对的。胡乔木看了刊物后，专程来到我们编辑部，表示支持这场讨论。记得是6月初夏，胡身着一件深色短袖衬衫，打着手势，对大家说：“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讨论”；“感到苦闷和失望的青年把自己的心情讲出来……青年们伸出了手，难道能够把这伸出的手打回去吗？”乔木在谈话中，特别肯定了讨论中“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有合理性，提出“道德是分层次的”的重要观点。胡乔木还为编辑部出谋划策：“讨论要有点波澜，中间要奇峰突起”，可以发表反面意见，要让潘晓出场上电视，等等。这些，都突破了共产党传统的宣传模式，一些观点在当时来说是很超前的，编辑部按照乔木的指示，一一照办了。讨论受到青年欢迎，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 “潘晓讨论”开始后不久，刚上任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看到某报社带有倾向性的《情况参考》后，对“讨论”提出批评意见；于是编辑部给耀邦写了个《调查报告》进行解释。胡乔木知道后，心怀忐忑，在一次讲话中又反过来对《中国青年》的“潘晓讨论”提出严厉批评；并对《调查报告》中引用他在编辑部说过的一些话表示不满：“好像我（胡乔木）讲的话是对的，他（胡耀邦）讲的话是不对的，使我很不愉快！”
从这件事情不难看出：胡乔木并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思想、没有个人见解的人；但正如您说的，在更多的场合里，他的身份、地位、工作和性格，决定了他不能发表和坚持自己的思想和见解，只能跟着“主公”或上面的风向转，搞“等因奉此”之类的东西，而且常常是非常自觉的。
两词“长剑”异样心情
盛：再讲一件大家熟知的事：胡乔木是个文化人，应该懂得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要性。1964年胡在杭州休养，听到毛泽东说“西湖与鬼为邻”一类的话，立即写了《沁园春・杭州感事》一词，词中有“土偶欺山，妖骸祸水，西子羞污半面妆”之句，对毛的话作了诠释和延伸。胡将其词送给毛审阅，毛将胡词最后“谁与我，舞吼风奇剑，扫汝生光”三句，改为“谁共我，舞倚天长剑，扫此荒唐”。这首词在报上发表后，下面闻风而动，一场“西湖文化大扫除”很快地动作起来了。据统计：西湖周围前后3次清理墓葬，共拆毁墓碑古迹近130处之多。不仅苏小小墓、武松墓、冯小青墓等被夷为平地，连革命先烈秋瑾、徐锡麟、陶成章等人的墓也“开膛破肚”，无一幸免。这次“西湖文化大扫除”，揭开了文化大革命“破四旧”的序幕。
也有另一种境况：据社科院前副院长李慎之说，胡乔木受贬赋闲期间，住在东城区南池子，非常孤独落寞，经常夜深人静时去街道散步，还顺手把地上的纸屑捡起来。1989年，乔木填词一首――《水调歌头》，托人转交给社科院原副院长赵复三。这首词的上阕是：
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
而今重到，何事愁与水云多。
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
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
这首词里，胡乔木昔日词中的“倚天长剑”，变成“匣中长剑”；“扫此荒唐”句，变为欲“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还特别声明：“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时过境迁，胡乔木的心境大变：不愿为官，想韬晦遁世。这是发自肺腑的心声，还是一时无奈的叹息？！
“最大的错误是对胡耀邦的态度”
李锐：胡乔木做过一些错事。我认为，他晚年最大一个错误，对党和国家造成不良后果的，是对待胡耀邦的态度。
在我党历届总书记中，胡耀邦是个思想开放、作风正派、秉公办事的好领导，耀邦执政时期是建国后我们党和国家形势最好、深得民心、并大有希望的时期。胡乔木看不起胡耀邦，曾毫不谦虚地当面对耀邦说：“你的文化水平低，你写的东西给我看，我可以帮你改。”其实，耀邦的政治思想水平远远高于胡乔木之上，而且耀邦的知识和文字水平也是相当不错的。陆定一就曾对于光远说：“胡耀邦读的书真不少，很有见解。他从红小鬼成了个大知识分子。”
胡乔木反对胡耀邦，除了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之外，还有着个人的因素。1985年胡乔木的儿子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才落实定案，这是韩天石亲口跟我说的。为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耀邦的坏话。胡耀邦的下台，胡乔木在其中起了作用。
“胡乔木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
我这个人，说实在的，只会为政治服务，我一辈子就是为政治服务。
胡乔木口口声声不离“政治”，其“政治”的核心内容究竟是什么？依我看，就是您引用耀邦的那句话：乔木不可“一日无君”。这个“君”，是他的“精气神”和“生命线”；他的“为政治服务”，也可解读为“今上”服务。所谓“一支笔”，说实在的，不过是一支“御用”之笔而已！
总之，胡乔木是一个复杂多面的人物，人们称这种现象为“胡乔木现象”。请问：您怎么看“胡乔木现象”？
李锐：“胡乔木现象”是一种社会现象，在我们国家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根源。“学而优则仕”，“士为知己者用”，这是千百年来中国文人学子的一贯追求；“为帝王师”，“致君尧舜上”，则是他们的最高理想。尽管中国也有“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古训，但在封建专制的统治下，要想真正做到是很难的，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的知识分子一般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和软弱性，这是他们有别于西方知识分子、具有“中国特色”的一个重要特征。
最近我收到一本书：《200个老人回忆张闻天》，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却没有我的文章――《重读张闻天的“庐山发言”》，此文长一万多字，是1985年出版张老纪念文集时，刘英大姐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写的。胡乔木看到纪念文集中有这篇文章后，大发脾气，责问出版社编辑，主编告诉他是刘大姐的意见，胡才不吱声了。乔木建议我写庐山会议，很称赞我写的这本书，对于我写张闻天在这次会议上的大义凛然，却又如此反感，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作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知识分子，胡乔木尽管没有做到“为帝王师”和“致君尧舜上”，但“一朝选在君王侧”，成为毛泽东欣赏的“一支笔”，这是他的幸运；然而，毛泽东不是“尧舜”，他许多“左”的思想、权术和性格，对乔木不能不发生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乔木跟着“主公”犯错误，这又是他的不幸。前面提到，毛泽东夸奖胡乔木是“思想改造得最好”的知识分子典型。
胡乔木辞世，至今已逾十周年。乔木同志虽已作古，但“胡乔木现象”在我们社会并没有消失，因为滋生这种现象的土壤依然存在。现在的一些高层“笔杆子”，多半是文革时期入党的，其文化和学术水平当然不能同胡乔木相比，他们没有乔木的那个底子，但当“驯服工具”是一样的。只有当我们国家进行全面改革，特别是进行真正的政治改革，实行民主宪政，多数知识分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思想，才能比较彻底地改变这种现象。这需要有一个过程，我们大家都应该为缩短这个过程而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