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传世先唐文献的可信度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的关注，先唐文史研究以及辑佚、校勘、辨伪等传统学术方法受到不同程度的挑战：究竟我们可否根据汉人所整理的先秦文献研究先秦文学，又可否根据唐人整理的魏晋文献研究魏晋文学？这些质疑是否具有合理性？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构建出一套新的研究范式？应该说，这些问题已经难以回避，需要我们通过对若干先唐文献形成过程的个案研究以及基于此的整体思考来进行回应。笔者近年在对《汉书五行志》、《春秋繁露》、《毛诗正义》等文献的研究中，对于先唐文献的复杂形成过程略有体会，因此，不揣谫陋，略陈管见，谨就教于方家。
汉儒灾异论极盛，各家皆自成体系，《汉志》旨在包容诸家灾异论，但在结构上却径依《洪范》五行学，将董仲舒推阴阳以说《春秋》、京房《易》传等与五行完全无涉的灾异说解强分于五行、六沴之下，不仅破坏了董、京诸家灾异体系，也造成《汉志》自身的体例混乱与文本割裂。
但这仅是《汉志》文本内部矛盾的第一层面。第二层面，就《洪范》五行学而言，《汉志》有《洪范五行传》、许商《五行传记》、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刘歆《洪范五行传论》四个文献来源，此四者虽然相关，但在《传》文版本、灾异体系等方面却存在重要差异。《汉志》在五行、六沴理论说解部分主要以刘向《传论》为本，但在具体灾异列举中却以刘歆体系为基本框架，这导致《汉志》体例的进一步混乱，是造成《汉志》难读的主要原因。
第三层面，就刘向《传论》而言，他名为解释《洪范五行传》，实径出己意，将阴阳、时令禁忌、《春秋》公羊学、京房《易》学等外家灾异思想尽数纳入，其《传论》呈现出鲜明的割裂性。至于刘歆《传论》，其文献来源除了刘向所据通行本《洪范五行传》以外，还有他独见的别本《洪范五行传》以及其父已经著成的《洪范五行传论》，刘歆一方面弃通行本而用别本，一方面力破其父故说，复将《左传》灾异理念援入其中，其《传论》同样呈现出内部割裂性。
第四层面，则是全志的核心文本《洪范五行传》，其文献来源更显驳杂：五行、五事、皇极来自《尚书洪范》，五行灾应多源自时月令文献与日书，杀太子、以妾为妻等源自儒家经传，七曜异象源自星占书，共御之法则有更为希见的文献来源。这些出自不同知识系统的章句被纳入同一文本后，其内部的矛盾与割裂实难弥合：五事与五行之间关系究竟如何？治宫室，饰台榭何以与犯亲戚，侮父兄具有同样的灾应？这些问题都无法从文本自身得到合理解答。
总之，从《洪范五行传》的成书到许商、刘向、刘歆的传论，再到班固《汉志》以及《后汉志》、《南齐志》、《隋志》，文本的每一次编撰都经历了多源文献的重新整合，由于每一个衍生文献都具有不同程度的主体意识，因此，在这一文本群中，出现了大量看似相近却又实有不同的章句，构成了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所谓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文本表层结构的互文性，在某种程度上却揭示出其深层结构的互斥性。这些互见的章句既从属于这些文本，又游离于它们之外，它们与文本之间构成一种紧张的合作关系，而它们自身，则构成一个文献流变的传统，为我们了解某些理念在历史上的演变提供了动态的样本。
《汉志》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虽然极端，但在先唐文献中仍颇具代表性。事实上，传世先唐文献大多不同程度地体现出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它体现为以下四种方式：
第一，同一文献的不同流传形态。例如上举《洪范五行传》通行本与别本、《周易》帛书本与传世本、《老子》帛书本与北大竹简本、《孝经》颜芝本与唐素绢本、《缁衣》上博简本与传世本。这种流传形态的变化，有的是偶然的，有的是后学面对已遭破坏、碎片化的文本进行重新整理时的无奈之举，有的则可能体现出某种学术新变的探索。
第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例如上举诸史《五行志》中互见的刘向《传论》、《史记》与《左传》、《汉书》与《史记》、《吕氏春秋十二纪》与《礼记月令》、《韩诗外传》与《说苑》等。从广义上说，还包括楚辞、七体、都市赋、纪行赋、言志赋、某些题材的古诗等特定文类的创作传统。
第三，所谓伪书或伪作。如上举刘歆独见的别本《洪范五行传》以及《古文孝经孔传》、《古文尚书孔传》、《孔子家语》、《孔丛子》、《文子》、《列子》、《春秋繁露》中的《五行顺逆》诸篇、《西京杂记》中的部分汉赋等。事实上，除了少数完全捏造的文本以外，伪书大多有其文本来源或模仿对象，有的甚至未必存心作伪，只是采用了在后人看来极不规范的整理方式。
第四，文本内部的矛盾。如上举《汉志》内部的多层矛盾、陈鸿森先生所举《御注孝经序》与注文之间的矛盾，以及笔者在《毛诗正义》研究中发现的大量例据，如《大序》正义明言将大序分为十五节，但其标起止实将全序分为二十二节，这类矛盾显示出《毛诗正义》在删定时与二刘旧疏之间的复杂关系。
这些问题有的与文献在传播中的重写有关，但本文则集中关注其形成过程的复杂性。
总之，对于先唐文献复杂形成过程的认识要求我们形成一种新的研究理念，即无论是文学、历史还是哲学背景的研究者，都应掌握处理复杂文献学问题的基本能力，但版本、目录、校勘等传统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又已经不足以应对这些复杂的文献学问题。先唐文献形成过程的复杂性要求传统文献学的外部研究必须与深层次的文本细读密切结合。在这种研究理念中，文献学研究不再仅仅是一种工具或手段，它本身就成为文学史、思想史研究的主体之一，成为我们研究和叙述文学史、思想史的重要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