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树义、唐炯父子从政后虽然一直都在省外做官，终日忙于政务、军务，但他们始终关心支持着家乡文化事业的发展。
一、资助郑珍、莫友芝辑录刊印《播雅》和《黔诗纪略》
唐树义、唐炯父子既是晚清时期名声显赫的地方官吏，也是著名的学者和诗人。唐树义著有《乙巳朝天录》、《从戎日记》、《北征纪行》、《楚北旬宣录》、《水归田银》、《癸丑出山录》、《癸甲从戎》、《待归草堂诗文集》等。唐树义还与丁宝桢、罗文彬等捐资修复扶风山阳明祠，捐资刊印《贵阳府志》。《贵阳府志・序》（周作楫作）载：“维时署中丞唐子方（唐树义，字子方）先生，廉访但云湖（但明伦，号云湖）先生及任于各省者，俱捐廉分寄，以成其事。”唐炯著有《援黔录》、《四川盐法志》、《盐案汇编》、《续修云南通志》、《丁文诚公年谱》、诗集《成山庐稿》、自传《成山老人自撰年谱》等。另有未刊印的奏议10余卷。
他们资助郑珍辑录黔北诗集《播雅》，资助莫友芝父子白银五百两编印《黔诗纪略》。《郑珍评传》（黄万机著）载：“郑珍还编订了《播雅》二十四卷。……如果没有《播雅》辑录，许多人的诗作和姓名将永远消声于史册。《播雅》不仅录载诗作，还写了人物小传，并作简要注释，有时还征引别的文章或轶事。此书对地方文学和历史的研究，都是宝贵的参考资料。《播雅》书稿经唐树义审定，并由他捐资刊刻，于咸丰三年（1853年）春问世。”《播雅》中还收录了唐树义的诗数十首。
《莫友芝评传》（黄万机著）载：“同治九年六月初，接得唐炯来信，并汇有五百两白银由苏州协同庆银号交莫友芝，作为刊刻《黔诗纪略》的资金。这时，唐炯以知府职衔，率领川军入黔镇压号军和苗军，住重安江。莫友芝于六月九日写信给唐炯，谈及近年际遇《黔诗纪略》一书的编辑情况，并规劝鄂生（唐炯）注意克制‘意气稍盛’的缺点。《黔诗纪略》原名《贵州诗纪传证》，最初由唐炯的父亲唐树义（字子方）提议，由莫友芝、黎兆勋两人搜集编理，莫负责清代。唐树义答应由他捐资刊刻。不久，唐树义死于湖北金口，事隔十七八年，唐炯寄来刊板资金，促莫友芝早日付印。”
莫友芝之子莫绳孙在《黔诗纪略》卷首刊刻小记中说：“咸丰癸丑（1853年）遵义唐威恪公（唐树义，谥号威恪公）欲采黔人诗歌，荟萃成编，以国朝人属之黎先生伯容。”“先君任辑明代”。
二、唐炯之子唐我圻建林庄学堂
唐我圻乃唐炯之子，唐尔镛之父。据《长寿县志》记载，林庄学堂由清光绪年间时任长寿知县的唐我圻主持兴建。学堂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竣工，取名为“林庄学堂”。为木质结构的传统式四合院平房建筑，校舍面积3666平方米。唐我圻还为学堂亲笔题写对联：
世方求异等茂才，为吾道任干城，岂图柔史纲经，多能鄙事
我自愧不学无术，与诸生开石室，应有干家栋国，共济时艰
横匾：百年树人。
唐我圻支持维新变法，倡导西方新式教育。在林庄学堂建成初期，招收高小两班，附设师范讲习所和师范班。后来，从日本购回化学、物理等教学仪器，并选聘日籍教师润波常雄来校任教，兴办初中班，开始引进西方的文化和科学。继后，办学指导思想、教学内容和方法、招生对象，以及办学规模、学校校名等，都多次发生过变化，成为西方新式教育在长寿的拓荒地。
1905年，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经联合改组建立了“中国同盟会”，提出了“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一场大革命正张弓蓄力，而这场革命的火种悄然传递到长寿县的林庄学堂。当时长寿县留学日本的青年较多，其中涂德芬、杨仲持、左尚、马常、卢汉青、韩锡藩等在日本留学时加入了同盟会组织。长寿县的知名人士李鼎喜、王山愚、舒品轩等先后也加入了同盟会，在重庆同盟分会领导下成立了长寿县同盟会小组。此时，林庄学堂也购进了德国毛瑟枪100余支和部分弹药。1910年，殷华廷出任林庄高等学堂校长，聘请廖树勋来校担任体育教师。原在校学生涂德芬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后亦返校任教。廖树勋便与涂德芬结成密友，共谋策划革命活动。廖树勋字子亚，是四川金堂县人，毕业于武昌陆军学校。在上海加入“中国同盟会”后，他回到四川，秘密发展同盟会员，伺机起义。在林庄学堂任教期间，廖树勋有计划、有步骤地使学生从一般体操走上军事体操，进而传授射击技术。他将年龄大的思想进步的学生择优介绍加入同盟会，为长寿县辛亥革命储备了新生力量。现代著名报人陈铭德、表演大师周空空、外交家孔庆宗等，都曾经就读于林庄学堂。
三、唐尔镛与贵阳中学堂及志道学校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李端联合贵阳士绅于德楷、任可澄、唐文镛、华之鸿等，将原设北书院的贵阳府中学堂移到南城的雪涯洞，改为“贵阳中学堂”。次年，贵阳中学堂又改为通省公立中学堂。1908年，该校又迁入河神庙新址，这就是现在贵阳一中的前身。
唐家祖孙四代从唐树义、唐炯、唐我圻到唐尔镛，都为地方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积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