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通过对《论语》、《孔子家语》、《史记・孔子世家》等文献的研究，描述孔子礼学思想的基本面貌。重点在于阐明孔子为中国传统礼制、礼义、礼学思想所贡献的主要的理论原则和实践精神。
[关键词] 孔子；《论语》；《孔子家语》；《孔子世家》 ；礼乐文明
Abstract：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Confucius' ideology of ritual study based on the research on the literature including Analects of Confucius，Confucius Jia Yu，Confucius Biography and so on； The focal point of the paper emphases on illustrating the theoretical principle and practical spirit of Confucius' contribution to the traditional ritual system， the rite and morality， and the study of ritual system of China.
Key words：Confucius； Analects of Confucius； Confucius Jia Yu； Confucius Biography； civilization of rites and music
孔子出身是殷商奴隶主贵族之后，有《孔子家语・本姓解》为证：“孔子之先，宋之后也。微子启，帝乙之元子，纣之庶兄……”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第四十二《本姓解》，第86页。帝乙、微子，口碑尚可，纣则声名狼藉。但出身不由己，世人的口碑则是个人的言行表现的回报。《史记・孔子世家》谓孔子之父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记索隐》解释说：“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孔子世家》，第1905-1906页。司马贞又说：“《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其意即若合礼则不致如此。由此看来，孔子的先辈人物一切不合礼的言行，我们都可以斥之为“野”。孔子的一生都在为促进全社会远离野蛮状态而抗争。
礼代表了文明，乐和法是礼的最重要的辅助物。孔子一生都重视礼俗、礼仪、礼制，重视礼乐和礼法。他为礼学，为教育，为中华民族的学术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 自幼习礼，用功不辍
孔子一生于礼学用功不辍，这是因为他懂得礼对于国家民族的重大意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史记・孔子世家》之外，与孔子联系最密切的两种文献，一是《论语》，二是《孔子家语》。《孔子家语》曾长时间里被指斥为伪书，近年来不认为伪了。
上文从《论语》引出来的孔子的话，虽然不多，但是已经足以表明孔子对礼的重视。在孔子看来，小到个人修养，大到治国安邦，都必须重视礼。人背离了礼，就无以立身做人；治国而不懂礼让，就不能把国家治理好。
和《论语》一样，《孔子家语》说礼的文字很多。孔子重视礼，这在《孔子家语》中处处可见。譬如：
哀公问于孔子曰：“大礼何如？子之言礼何其尊也！”……孔子曰：“丘闻之，民之所以生者，礼为大。非礼则无以节事天地之神焉，非礼则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焉，非礼则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婚姻亲族疏属之交焉。是故君子以此为之尊敬，然后以其所能教顺百姓，不废其会节。既有成事，然后治其雕镂文章黼黻，以别尊卑上下之等……”（《问礼》）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第六《问礼》，第11页。
孔子闲居，子张、子贡、言游侍，论及于礼。孔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语女以礼……”子贡越席而对曰：“敢问如何？”子曰：“敬而不中礼谓之野，恭而不中礼谓之给，勇而不中礼谓之逆。”……子曰：“……夫礼，所以制中也。”子贡退……子张进曰：“敢问礼何谓也？”子曰：“礼者，即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国而无礼，譬犹瞽之无相，伥伥乎何所之？譬犹终夜有求于幽室之中，非烛何以见？故无礼，则手足无所措，耳目无所加，进退揖让无所制……夫礼者，理也；乐者，节也。无礼不动，无节不作……”（《论礼》）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第二十七《论礼》，第54-55页。 孔子在齐，齐大旱，春饥。景公问于孔子曰：“如之何？”孔子曰：“凶年则乘驽马，力役不兴，驰道不修，祈以币玉，祭祀不悬，祀以下牲，此贤君自贬以救民之礼也。”（《曲礼子贡问》）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第三十九《曲礼子贡问》，第76页。
从《孔子家语・问礼》录出的一段，说的是孔子尊礼，认为礼之于民生、节事天地之神、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团结亲属诸方面有巨大作用。从《孔子家语・论语》录出的一段，说的是礼为即事之治，办事之理，处理国事的依据。从《曲礼子贡问》录出的一段说的是国君遇到天旱之年自贬以救民之礼。
孔子一生都在宣扬礼的功用，一生行礼不辍。这只需举一件事情为例就够了，小戴辑《礼记・檀弓下》：
延陵季子适齐，于其反也，其长子死，葬于嬴、博之间。孔子曰：“延陵季子，吴之习于礼者也。”往而观其葬焉。其坎深不至于泉。其敛以时服。既葬而封，广轮掩坎，其高可隐也。既封，左袒，右还其封，且号者三，曰：“骨肉归复于土，命也。若魂气则无不之也，无不之也！”而遂行。
孔子曰：“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
湖 南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2015年第3期陈冠伟，胡彬彬：试论孔子对华夏礼乐文明的贡献
孔子在鲁昭公二十七年该是36岁了，离他自己所谓“不惑”之年不远了；然而一有观摩学礼的机会，就不肯放过。因为季札是“吴之习于礼者”，是吴之大贤（季札有“让国”之举），所以孔子要趁季札“适齐”的机会，赶往齐泰山县“嬴博之间”，就为见识见识这位大贤，并观礼。
观季札行葬礼的时候，距离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已经二十有奇。孔子自幼习礼，此时于礼学应该不算初学者，应该已经成长为礼学涵养比较深的年富力强的学者，所以观礼之后能够马上做出有根据的正确的判断。
《史记・孔子世家》说到成年以后的孔子：“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史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由是为司空。已而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鲁君与之一乘车，两马，一竖子俱。适周问礼，盖见老子云……孔子自周反于鲁……适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四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孔子世家》，第1909-1915页。自鲁定公十四年至哀公十一年，孔子又离开鲁国而周游列国，希望得到一展身手的从政机会，然而终于不得见用，终于又回到鲁国，发出“吾道穷矣”的哀叹。“孔子年七十三，以鲁哀公十六年四月四日已丑卒。”《史记索隐》云：“若孔子以鲁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襄二十二年生，则孔子年七十二。”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孔子世家》，第1945页。我们取司马贞《史记索隐》的说法：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而享年仍为七十三岁。
据太史公撰《孔子世家》，“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裴S《史记集解》引郑玄曰：“反鲁，鲁哀公十一年冬。是时道衰乐废，孔子来还，乃正之，故《雅》《颂》各得其所。”又如太史公撰《孔子世家》所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w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孔子世家》，第1936-1938页。可见，孔子为礼义之邦的礼乐文明，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学术事业做出了无比巨大的贡献。
二 从《论语》看孔子对礼乐文明的贡献
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大多为传道授业解惑之语。所以东汉赵岐说：“《论语》者，五经之馆_，六艺之喉衿也。”赵岐《孟子题辞》，中华书局1987年版《孟子正义》卷一，第14页。如何立身为人，如何行礼治国，如何读经取道，这些问题与礼学的关系最为密切。而《论语》涉及这些问题最多。
《论语》解决了礼学方面的哪些问题？《论语》一书记载了较多的传统礼典，总结或揭示了较为系统的传统礼制，解决了许多古礼中较为繁杂的疑难。但《论语》为礼学做的贡献还不止于此。沈文倬先生的著名论文《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指出：
无论《尚书》、《逸周书》、《毛诗》或《左传》、《国语》，都能证明春秋以前各种礼典正在实行，而最能具体而确凿地证明礼典先于礼书而存在的，莫过于《论语》一书。《论语》述礼之文不下四十余章，可以明显地看出：孔子时礼的书本还没有撰作，而礼物和礼仪所构成的礼典正在普遍实行。沈文倬《K文存・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2页。 沈先生将这些述礼之文分为四大类并作出具体分析：“第一类是指斥当时的违礼行为”，“第二类是某些礼仪的概述”，“第三类是有关礼的理论和礼的作用的阐述”，“第四类是‘容礼’，集中记载在《乡党》篇内”。《论语》提供的材料雄辩地证明：“孔子熟悉各作礼典而其时《仪礼》还没有撰成书本”，“在春秋以前，礼物与礼仪相结合的各种礼典自在各级贵族中普遍实行……过去有人主张礼书制作以后才会有礼典的实行，这种说法与事实恰恰相反，因而是错误的。”沈文倬《K文存・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5-27页。
后来，沈先生撰《蒋庄问学记》一文，阐述了与《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相同的道理：“‘礼’的特征重在实践，《仪礼》书本没有写成而典礼已经在举行了。”这就解决了礼学的一个大问题：礼书与礼典孰先孰后？确证了是先有礼典实践，然后才有礼学礼仪的书本。经学大师马一浮先生等人也连称“信然”，表示同意。沈文倬《K文存・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977-980页。
《论语》的四类述礼之文，指斥违礼行为，概述某些礼仪，阐述有关礼的理论和礼的作用，记叙部分“容礼”，都是对礼学的直接贡献。譬如前面从《论语》引出的孔子关于礼的作用的说法，足以说明礼对立身作人、治理国家而发生的重要作用，足以引起国人的重视。如《论语・颜渊》：
宋邢m疏：“此注克训为约。刘炫云：克训胜也。己谓身也。身有嗜欲，当以礼义齐之。嗜欲与礼义战，使礼义胜其嗜欲，身得以归复于礼，如是乃为仁也。复反也。言情为私欲所逼，已离礼而更归复之……谓能胜去私欲，反复于礼也。”孔子教导颜渊，克己复礼、做仁义之人就是要克服私欲，束身自爱，完全以礼义为标准，不合礼义标准的不看，不合礼义标准的不听，不合礼义标准的不说，不合礼义标准的不做。这是指出了加强个人修养，使个人思想行为符合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光明之路。
《论语・卫灵公》则指出了“相师之道”。
师冕见，及阶，子曰：“阶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师冕出。子张问曰：“与师言之道与？”子曰：“然。固相师之道也。”
邢疏：“师，乐人，盲者名冕。见，谓来见孔子也……师冕及阶及席，孔子并告之使师冕知而升阶登席也……孔子见瞽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子亦皆坐。孔子历以坐中人姓字、所在处告师冕知也……道谓礼也……孔子然答子张，言此固是相导乐师之礼也。”
孔子所谓相师之道，说的是如何帮助、引导盲人乐师之礼。虽然是一件小事，但它毕竟体现了礼义之邦的君子成人之美、助人为乐的为仁之道。助人之善举，虽小而乐为之，孔子起了表率作用，是礼义之邦行助人之礼的榜样。在古老的阙里之道，在贤人七十、弟子三千面前，孔子行相师之礼，让年青人受到深刻的最好的礼义教育。
三 从《孔子家语》看孔子对礼乐文明的贡献
个人修身、治理社会与国家均离不开礼。前文第二部分征引《孔子家语》，已有说明，现在来做一些必要的补充。
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途，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四方之诸侯，则焉。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乎，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天子之不臣。”由司空为大司寇，设法而不用，无奸民。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相鲁第一》，第5页。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孔子生活在曲阜阙里的事，而是相鲁前为中都宰之时以及“由司空为大司寇”期间的事。孔子迈入仕途，推行礼治，效果颇佳。“路无拾遗，器不雕伪”，掩季氏之不臣，在短时间里有此局面，实属不易。本文于此要补充的两点意思，一是孔子之礼治必定辅以法治，不然难得有此成绩；二是掩季氏之不臣，那是由于他对“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的不臣行为采取了补救措施，而这恰好与当时的礼制有关。
孔子谓宓子贱曰：“子治单父，众悦。子何施而得之也？子语丘所以为之者。”对曰：“不齐之治也：父恤其子，其子恤诸孤而哀丧纪。”孔子曰：“善，小节也。小民附矣，犹未足也。”曰：“不齐所父事者三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事者十一人。”孔子曰：“父事三人，可以教孝矣；兄事五人，可以教悌矣；友事十一人，可以举善矣。中节也，中人附矣，犹未足也。”曰：“此地民有贤于不齐者五人，不齐事之而禀度焉，皆教不齐所以治人之道。”孔子叹曰：“其大者乃于此乎有矣！昔尧舜听天下，务求贤以自辅。夫贤者百福之宗也，神明之主也，惜乎不齐之以所治者小也。” 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辨政第十四》，第30页。
以上从《孔子家语》录出的孔子的话，表明孔子重视礼义的实践，重视以礼治政。见于《相鲁》篇的一段，说的是孔子自己的表现。见于《辨政》篇的一段，则是通过孔子弟子宓不齐的言论，衬托了孔子的形象。
《孔子家语》所记载的孔子的一些言论，表现了对人民大众的尊重和亲近。
君子莅民，不可以不知民之性，而达诸民之情……故世举则民亲之，政均则民无怨。故君子莅民，不临以高，不导以远，不责民之所不为，不强民之所不能……若责民所不为，强民所不能，则民疾，疾则僻矣……欲政之速行也，莫善乎以身先之；欲民之速服也，莫善乎以道御之。故虽服必强，自非忠信，则无可以取亲于百姓者矣。内外不相应，则无以取信于庶民者矣。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入官第二十一》，第45-46页。
有若问于孔子曰：“国君之于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虽国君之尊，犹百世不废其亲，所以崇爱也……”
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曲礼子贡问第三十九》，第79页。
孔子这两段话，前一段说的是要使庶民百姓听话并且心悦诚服，则政府官员必须“以身先之”，必须亲民，必须取信于民。后一段说的是国君尊贵，但也应该爱民。孔子之所以会这样说，是因为他对君民关系、政府与百姓的关系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譬如下面的一段话：
夫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可知矣。
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五仪解第七》，第13页。
孔子对一些具体礼节、礼典的认识，也有与众不同之处。
曾子芸瓜，误斩其根。曾皙怒，建大杖以击其背。曾子仆地而不知人久之，有顷乃苏，欣然而起，进于曾皙曰：“向也参得罪于大人，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而就房，援琴而歌，[欲]令曾皙闻之，知其体康也。孔子闻之而怒，告门弟子曰：“参来，勿内。”曾参自以为无罪，使人请于孔子，子曰：“女不闻乎，昔瞽叟有子曰舜，舜之事瞽叟……索而杀之，未尝可得。小棰则待过，大杖则逃走，故瞽叟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AA之孝。今参事父，委身以待暴怒，殪而不避，既身死而陷父于不义，其不孝孰大焉！女非天子之民耶？杀天子之民，其罪奚若？”曾参闻之，曰：“参罪大矣！”遂造孔子而谢过。（《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
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六本第十五》，第33-34页。
要理解孔子对曾参甘愿挨曾皙之揍的评论有何过人之处，先得弄明白孔子的基本观点。在孔子看来，杀天子之民是罪不可赦者，而曾皙与曾参、瞽叟与舜，都是天子之民。瞽叟若是把舜杀了，则瞽叟罪不可赦；曾皙若是杀了曾参，则曾皙犯了杀天子之民的大罪。瞽叟举起小棰要打舜，因为小棰不可能将舜置于死地，所以舜可以挺身挨棰击之痛；但当舜看到瞽叟举起大杖要打他，很可能将他打死，那就只好逃走了。如果不逃，就可能导致瞽叟犯下杀天子之民的罪恶。曾参不躲避曾皙的杖击，重则让曾皙犯下大罪，轻则陷曾皙犯下不慈之过。所以孔子批评曾参事父之过。杀天子之民被认为是大罪，这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孔子的爱民思想。
下面的一段文章自《孔子家语・屈节解第三十七》录出：
孔子曰：“君子行己，期于必达于己，可以屈则屈，可以伸则伸，故屈节者所以有待，求神者所以及时。是以虽受屈而不毁其节，志达而不犯于义。”
孔子在卫，闻齐国田常将欲为乱而惮鲍晏，因欲移其兵以伐鲁。孔子会诸弟子而告之曰：“鲁，父母之国，不可不救……今吾欲屈节于田常以救鲁。二三子谁为使？”于是子路曰：“请往齐，孔子弗许；子张请往，又弗许；子石请往，又弗许。三子退，谓子贡曰：“今夫子欲屈节以救父母之国，吾三人请使而不获往。此则吾子用辩之时也，吾子盍请行焉？”子贡请使，夫子许之……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屈节解第三十七》，第67-68页。
这里两段孔子的话，前一段表现了能屈能伸的大丈夫气概，后一段很明白地表示了孔子的爱国主义精神。“父母之国，不可不救”，毫不含糊。为老师的气质所感染，学生们一个接一个请缨，勇气可嘉。由于做老师的对弟子才干的了解，孔子同意让富有外交才能的子贡担当重任，表现了非凡的眼光。
从下面一段话可以考察孔子对郊祀大典的认识：
公曰：“天子之郊，其礼仪可得闻乎？”孔子对曰：“臣闻天子卜郊，则受命于祖庙，而作龟于祢宫，尊祖亲考之义也。卜之日，王亲立于泽宫，以听誓命，受教谏之义也。既卜，献命库门之内，所以诫百官也。将郊，则天子皮弁以听报，示民严上也。郊之日，丧者不敢哭，凶服者不敢入国门，泛扫清路，行者必止，弗命而民听，敬之至也……臣闻之：诵诗三百，不足以一献；一献之礼，不足以大飨；大飨之礼，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飨帝……”岳麓书社1993年版《百子全书》第一册《孔子家语・郊问第二十九》，第57页。
郊祀是礼义之邦最隆重的祭礼大典，因为天帝最尊贵，比关于“天的儿子”（天子）的礼典更重要。孔子回答鲁定公提出的关于郊祀的问题，讲了不少与祀典有关的话，其中有些可以在小戴辑《礼记・礼器》、《郊特牲》找到。在《礼记》与《论语》找不到的话，当然也可以视为《孔子家语》记载的孔子对郊祀大典的论断。上文录出的孔子答“郊问”的话多涉及郊祀典礼的仪节，其隆重的程度，郊祀之外的大典未必看得到，譬如大飨、大旅就不必止哭者，不必止凶服者，更不用说一献之礼了。在什么情况之下用何种礼仪，一代礼家孔夫子自可作出恰当的决断，而其观点千百年来也一直为后世所参考。
历史上对孔子的评价虽然存在过争议，但无论如何，孔子对华夏礼乐文明的发展是有着重大贡献的。孔子的思想固然也存在缺陷或错误，然而其基本倾向是好的。同情劳动人民，热爱家国，力主忠孝诚信，维护礼义，好学而勤奋，友善而多爱心，诲人不倦，永不自满，是值得后人敬仰的。司马迁在《孔子世家》末了说：“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馀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中华书局1959年版《史记・孔子世家》，第19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