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华人译者在《论语》英译过程中从自身特定文化身份出发，通过塑造孔子形象，传递民族价值，表达个人诉求，满足不同目的语读者的需求，为中译外事业做出相应贡献，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论语》英译；华人译者；文化身份；孔子形象
一、引言
《论语》作为承载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儒家典籍，通过语录集的方式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对话，使“夫子风采，溢于格言”。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性格及伦理精神吸引了历代中西译者的关注，造就了《论语》作为除《道德经》之外在西方重译最多的中国典籍之地位。在逾四百年海外传播历程中，《论语》共有英译本60有余，笔者所搜集到的海内外华人译者译本共28本，占《论语》英译本近一半的比例。但从目前《论语》英译研究论文种类可见，“国内偏重语言层面研究，国外则侧重从多层面论述译本的思想诠释问题”。。译者研究，尤其是华人译者从文化血统上一直未能得到《论语》英译研究者应有的关注。在高举民族文化复兴大旗的今日，现阶段研究成果未能系统梳理历时语境下代表性华人译者及其译本并找出文化传播的规律性，不失为一种遗憾。由此，从文化研究视角切入，通过分析近代以来代表性华人译者文化身份的共相及其个性，探讨文化身份从哪些方面影响了经典的形成及孔子形象的建构？是否对当前“中译外”人才的培养具有启示意义？
二、文化身份建构与华人译者的文化身份焦虑
作为一门包罗万象，具有明显跨学科倾向的领域，我们无法对文化研究进行简单界定。其研究范畴涵盖文化生产全过程，涉及民族、种族、身份政治、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大众文化传播、意识形态等不一而足。从70年代中期开始，差异性文化研究或“身份研究”开启了文化研究与后现代思想的对话与交流之路。文化身份是后殖民文学写作中重要的核心概念。后殖民主义理论研究“三剑客”――赛义德（Edward w.Said）、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及霍米・巴巴（Homi K.Bhabha）均将文化身份视为后殖民研究中的应有之义。
就《论语》英译而言，西方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始终将《论语》定位于“非我族类”的文本阐释，其中不免带自身的思想前见及价值取向，无法给予异域读者客观的译本感知。如：西方传教士译笔下的《论语》只能视为基督教的注脚与补充，而西方汉学家的《论语》英译则倾向于用西方的哲学和文化概念来诠释和替代中国思想。在此类译本影响下，西方哲学家芬格莱特曾承认，“初读孔子时，我觉得他是一个平常而偏狭的道德说教者。对我来说，他的言论集――《论语》，也似乎是一件陈旧的不相干之物。”“因此，《论语》英译历程中，如何通过自身文化身份在推动中国经典“走向世界”的同时塑造一个为西方读者所接受的孔子形象，成为历代译者挥之不去的焦虑所在。
作为心理分析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弗洛伊德认为“焦虑与恐惧情绪同义”。阿兰・德伯顿在《身份的焦虑》（Status Anxiety）一书序言中将身份的焦虑界定为“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中地位的担忧”。典籍英译过程中，作为民族身份构建的一部分，华人译者在定位自身民族身份的同时还需要进行文化形象重构与传递。但此时他们却不得不面临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他们无法表述自己；他们必须被别人表述”的窘境，本文选择不同历史背景下具有代表性华人译者生活经历、翻译策略、副文本信息、孔子形象塑造等侧面，分析其作为典籍英译过程中的主导与纽带如何通过译本建构民族文化形象与身份，在西方世界获得身份认同。
三、代表性华人译者身份及其《论语》英译
鸦片战争无情地打破了清政府原有的“天朝上国”迷梦，与此同时，中国也沦入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弱势一方。这必然导致传达《论语》精义过程中，华人译者一方面要通过迎合西方文化获得身份认同；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迫切渴望对自我文化形象进行清晰的界定。因而，他们的文化身份实际处于一种现实与历史相分裂的状态，身份焦虑普遍存在于华人译者之中。因此，本文基于华人译者的译本，检视不同历史语境下华人译者文化身份建构过程中的孔子形象塑造，立意并不在于辨识华人译者译本的优劣。
3.1“文化保守主义者”辜鸿铭笔下“神圣的异教徒”
西方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功与晚清政府的日趋腐败衰落形成了鲜明的反差，与此同时，仍处于中古发展阶段的晚清社会不得不面临来自近代西方的军事威胁与坚船利炮轰击。
至此，洋务运动、维新运动带着救国醒民的目的成为每位爱国志士的要务，人们“力求新声于异邦”力图“师夷长技以制夷”，而对传统文明与文化弃如敝履。
就翻译策略选择而言，辜鸿铭在序言中提出理雅各译本的“不尽如人意”之处：“理译本在一定程度上向普通的英文读者呈现出了中国人之思想和道德观但对于普通英文读者而言，理雅各译本中所传达的信息就如同西方读者眼里中国人的穿着和外表一样，有一种陌生怪异的感觉。”而辜氏的翻译原则或目的，就是要使西方读者阅读《论语》同阅读本国书籍一样感到熟悉（accessible），它所讲中国人的礼仪、才智和道德能为西方人所理解与接受。基于此，辜氏在翻译中采取了独具匠心的方法，用西方启蒙哲学家的观点对《论语》进行“包装”。在注解中以《圣经》内使徒、人物故事来比拟《论语》中所涉及的人和事。例如：他去掉了原文中大多数的专有名词英译，除颜回（st.John）与子路（st.Peter）之外，孔子弟子一律译为“门徒”（a disciple of Confucius）；尧、舜在辜译本中被比为亚伯拉罕（Abraham）和伊萨克（I.saae），这些源自《圣经》的人物与词汇让西方读者自然地将孔子联想为一位“神圣的异教徒”。与此同时，辜氏表明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身份立场：孔子所创立的以“礼”为核心的义礼兼顾的“良民宗教”，不仅为中国文化之核心与精华，还可成为挽救欧洲文明和世界文明的一剂良药。辜鸿铭正是通过从中西差异中寻找共通之处，在其儒经英译本中揭示中华文明的价值，开启了华人译者典籍英译历程中文化身份建构与民族形象界定之旅。
3.2汉学家刘殿爵笔下的多面孔子
作为英国平装书出版界的鼻祖，企鹅出版社一直致力于经典书籍的普及本，力求用简单易懂的形式让读者接受经典。刘殿爵的《论语》英译本最初于1979年由企鹅出版。因此其文风整体来说简洁、流畅、易懂，但对于译文“忠实”与“优美”之间的选择，刘殿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如果优美和准确之间发生冲突，优美应该让步于准确。”读者可从此了解到，在面对翻译过程中的语言及读者接受问题时，译者更倾向于原文本义与文化身份的直观呈现。而不是一种“为我所用”的文化殖民心态。刘殿爵虽身为汉学家，其民族文化身份及价值取向决定了他选择对原典进行复归。
刘殿爵译本除正文外包括序言、后附孔子生平、《论语》中所记孔门弟子及《论语》考，副文本信息丰富。在序言中刘殿爵通过言简意赅的方式为读者整体呈现出了孔子的道德体系及孔子心中的理想人格等方面的内容，层层推进为读者塑造了一个译者心中集伟人、思想家、先知、快意的人于一体的多面孔子。
在文化负载词（Culture-loaded words）的处理上刘殿爵译文所用词汇简单明了，多为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词汇，其学生安乐哲认为：“刘殿爵对盎格鲁・撤克逊词汇特别偏好，而排斥带有西方哲学或宗教影响的希腊语、拉丁语，就是为了帮助读者抓住中文的关键语言点，找回前基督教时代古英语的‘精神”’。在处理“天”（Heaven）、“命”（Destiny）与“天命”（Decree of Heaven）这几个文化负载词时，虽很难避免让西方读者联想到超自然的西方造物主及宿命论的观点，但译者对它们分别做了进一步解释如：“天命”是道德戒律（moral imperative），而“天”主要传达的是帮助万物生生不息的功用。“命”则是完全神秘莫测（mystery），着眼于命定的意义上。可见刘殿爵在英国哲学家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ltyle）的影响下，找到了如何用一种折中的方式对西方的中国哲学先见进行抵抗。邓仕梁教授则以“秋水文章不染尘”一语赞扬刘的译作。 出于对儒家经典内在哲学性的关注，身处文化离散的语境下，刘殿爵虽无法回避文化身份的建构与认同的问题，但他有意识地超越自身的身份局限，对传统文化形象进行综合理解，塑造了一位融入译者性格特征的孔子，也成就了新时期《论语》英译的译介典范。
3.3孔子是谁？――林戊荪与《论语新译》
那么，在一片喧嚣的经典推介市场如何才能找到走向西方的最好方式，成为当代英译者不能回避的问题。2010年，林戊荪推出其十年磨就的《认识孔子：论语新译》（Getting toknow Confucius-A New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译文的标题并未采用The Analects或是音译Lunyu作为标题，而选择通过《论语》的新译带领读者重新了解孔子。林戊荪在译者序中解释道：“该书名之所以为‘论语新译’是因其建立在中国学术界发表的最新文献资料的基础上。”而“孔子究竟是谁？”这也是译者在译介中对读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孔子是圣人还是凡人？是先知还是异教徒？先不论历代帝王或儒经注疏者给孔子的定位与命名。在不同《论语》英译者的眼中，孔子就已具有多种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印证了顾劫刚（1893―1980）之语“一个时期一位孔子”。但孔子所蕴含的丰富形象也为当代《论语》英译带来了一个问题，当前跨文化交流语境下，林戊荪如何对孔子形象进行塑造与定位，成功构建本土文化身份？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及文献资料，林戊荪在其新译中对孔子形象进行了贯通中西历史的全面比较分析。见表一
从上述表格我们可发现译者尝试客观地对孔子形象进行界定，从现时语境对孔子的局限性进行阐述，开华人译者孔子形象定位的先河。同时对西方读者而言，译者将孔子定位成了“一位跨越时空来到现代西方读者身边的朋友，为我们提供现世的智慧（worldly wisdom）。”进一步加深了西方读者对孔子的熟悉度。此外，译者还将孔子与另两位圣哲：苏格拉底与耶稣从时代特点、思想理论、境遇及作品的相似性等方面进行对比，从中读者可清晰看到三位圣哲之间诸多共通之处，为孔子在世界文化体系中进行清晰定位。
’同时，林戊荪译本在个人文化身份建构方面呈现出三大特色：其一，译者自身文化身份及立场在该书序言、中译本推荐（赵启正、吴建民、黄友义、Ken Lieberthal肯.利伯塔尔博士）及后附译者介绍中得到了诠释与彰显。序作者与推荐人一致认为：“作为当代为数不多的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林戊荪将自己对英语语言及西方世界的知识带到了《论语》译本中，它可帮助读者了解孔子的基本思想及教学理念，也可引导读者在西方哲学背景下了解中国思想的精华。该译本是当下中国最权威的《论语》英译本。”封底周明伟在序言中重点介绍了孔子、译者的文化身份及其译本的特点，着力提出林戊荪译本所附的30句《论语》经典话语的活页，它们分别为《论语》十个章目中最为琅琅上口并广为传诵的语句。作为区别于其他同类译本的一大特色，这种方法可促进读者进行延伸阅读，将理解、掌握《论语》精义融入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同时，周在序言中提出林译本的“新”体现在满足西方读者对孔子思想及中国文化的了解，希望每句经典的话语在引起读者共鸣的同时帮助读者了解中国哲学的微妙与实用。在文化专有项的处理上，为了避免西方中心主义的哲学“前见”以及东方主义的“他者化”，林戊荪选择了对12个儒家负载词从字面意思、孔子的解读及译者阐释三方面进行分析。见表二
通过上表，读者可发现上述儒家文化负载词词义上的延伸、扩展或变形。译者为避免含义模糊或易引发歧义的对应项，尽量选用不属于西方哲学范畴中的词语，力图清晰地传达《论语》精义。
林译较此前《论语》译本的另一特色就在于书中图画所传达的文化信息。在中国追寻国际社会进一步身份认同的前提下，一种针对性、目的性和操纵性更强的，以接受为目的的中国文化形象传播的需求变得日益迫切。林戊荪深刻地把握了“视觉转向”时代的读者兴趣点所在，通过对古代礼器的直观推介突显儒家传统中“以器藏礼”的思想，同时也展现了“礼”的现代意义及哲学价值。译本封面右下角附有北京孔庙“先师孔子行教像”，白色大理石雕刻而成的孔子面带微笑，身体微微前倾，双手在胸前作揖，为读者展示出了儒家君子所特有的“恭谦礼让”之质。译本中所附12种古代礼器插画旨在对古代礼仪进行具象的描述，缀合文本内容融成孔子时代的立体画。该译本面向英文读者，兼具文化气息与时代特点为《论语》英译者提供了一个如何“立足当下，回顾过去，展望未来”的译本典范。
四、结语
通过检视不同历史阶段华人译者《论语》英译本，以翻译过程中孔子形象为主线，探讨华人译者在《论语》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如何对文本进行语境化处理，以何种面目为西方读者所接受，实现文化交流的目的。《论语》英译过程经历了民族危机下华人译者的身份认同焦虑、现代海外华人译者对原典的复归诠释、后现代语境中华人译者的多元诠释三个阶段。与之对应的是，孔子的形象也经历了从“圣人――去圣――客观定位”的转变。华人译者借助译本实现传统经典地域疆界的跨越，使西方读者听到孔子及其他儒者的声音，通过翻译成功建构孔子形象，突显独特个人色彩及译者身份，为身处多元文化并存时代的我们提供了跨文化交流策略选择的切入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