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西方文化语境下华人形象的生成
“东方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 1840年以来描写中国的文学给人的印象是“黄祸论”或对小脚女人的好奇。对中国事物的态度由几百年前的崇敬到诋毁，喜好到厌恶，由好奇到蔑视。一个典型的例子要属我们熟悉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儒勒·凡尔纳一生从未到过中国，但却写出了《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据说开始准备写作时，儒勒·凡尔纳大量阅读了关于中国的一切，主人公的名字“金福”以及大量对于中国风土人情的细节便来自于此，在文本和想象中，《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塑造了一个遥远而破败的异邦。《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笛福对中国的态度也体现在他的《鲁滨逊二次漂流记》(1719年出版)中。在此书中笛福描写鲁滨逊来到了中国。笛福借鲁滨逊之口把中国富足文明的形象颠覆，政治、经济、贸易、军队、科学不能与欧洲相比。同时，鲁滨逊也贬低中国人的品性：中国人贫困、狡诈、怯弱、愚昧而又自以为是。1720年，笛福又出版了一本《鲁滨逊感想录》。这时他再次谈到了中国，但似乎更关心中国人的灵魂，内容与《鲁滨逊二次漂流记》相似，以批判为主。
当然，我们也可以看到诸如1938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以中文为母语之一的著名美国作家赛珍珠的代表作品，农民史诗长篇小说《大地 》(The Good Earth) 三部曲等小说的中国人形象，这个传教士的女儿在镇江经历了她人生的早期岁月，有着“中国故乡”的赛珍珠对中国的理解自然与从未到过中国的儒勒·凡尔纳不一样。赛珍珠用“王龙”作她作品中的主人公，在瑞典学院常务秘书佩尔·哈尔斯特龙对赛珍珠的授奖辞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生活方式与他的先人在数不清的世纪里所过的生活并无二致，而且他有着同样素朴的灵魂。他的美德来自一个唯一的根源;与土地的密切关系，正是土地生产出庄稼来回报人的劳动。将王龙创造出来的材料，与田野里的黄褐色泥土一般无二，他带着一种虔诚的喜悦把他的一点一滴的精力都给予了这黄褐色泥土。他和大地属于同一个起源，随着死亡的来临二者将合二为一，那时他将会得到安宁。”这些对赛珍珠作品的描述不免让人联想到同样是描写中国农民题材的中国当代作家余华，和在五十余年后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中的中国人形象。虽然赛珍珠在中国生活工作了近40年，但是我们还是不难感觉出在对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形象理解和描述上的差异。信仰和风俗类的东西就很容易因为文化根本上的不同而被异化进而妖魔化。而余华作为80，90年代的作家，小说在形式和语言上作过大胆的试验与探索，语言感觉与法国新小说相似。在叙述态度上，余华追求罗伯·格里耶的“零度状态写作”，即“无我的叙述方式”。读他的《活着》和读赛珍珠的《大地 》有让人相似的体验。而且余华提供了历史的另一种叙述方法的同时也和同时代的中国作家一样在写作成长过程深受西方文艺思潮的影响。把余华和赛珍珠作品比较我们可以感觉到一个母体文化进入血脉后的类似基因对各自作品的影响，即使后天有种种强烈的个人倾向性和外界影响，在文本中还是很容易分辨出各自的语言感觉，行文方式，还有若隐若现的立场。
异国形象是社会的集体想象物
个人对异国现实的感知与其隶属的群体和社会的集体想象是密不可分的。形象学家莫哈认为大多数人往往不是通过他们自己的直接接触去感知异国，而是通过阅读作品或其他传媒来接受异国形象的。即使他们有机会亲赴异国，他们也会是社会中人，与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多少少自觉不自觉都会在这种文化大背景中来解读异国形象。作为文化“他者”的中国出现在西方文化语境当中，充满异国情调。西方文艺作品中的中国人或者邪恶狡诈，或者谦卑柔顺。这些中国人的形象通过各种西方文艺作品在西方或者全球传播，首先会影响西方对华人和中国文化的认知和理解，从某种程度上加深西方对东方文化的了解和误读。其次，通过各种文艺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这些中国人的形象会一再加强观众认同西方文明的欲望，不断加强西方中心的主体意识。比如电影作品《上海风光》中的金斯林身着旗袍，发饰怪异夸张;《末代皇帝》里的中国宫殿雄奇壮丽，宫女们个个面涂白粉，日本女子般的红色小口、眉眼细长，太监半男不女，等等。在西方影人的镜头里，中国呈现出一派奇异的东方的异国情调。无论是《末代皇帝》中的宫殿，还是《庭院里的女人》中的江南庭院，《天浴》中的神奇草原，抑或是《小活佛》里的古庙，在他们面前，“中国”以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景观在荧幕上铺展开来。是一种被选择的风景。
西方对于中国形象的塑造是有一定的历史延续的，在西方的文化心理结构中，潜在的中国形象的原型，比任何客观经验或外在经验都更加坚定稳固，更具有塑造力和包容性。文艺作品当中的中国人的形象呈现出历史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延续性。
于是，我们说西方文艺作品塑造中国人的形象会受到至少两个因素的影响，一是现实中的中国与西方的关系;二是西方文化观念中的“中国形象的原型”。 因此，“东方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