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论译者的地位－ 谈论译者的地位－ 谈论译者的地位－ 文章来源自3edu教育网
【摘 要】译者对文化构建和跨文化交流的贡献巨大,但是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和尊重。本文试图从译者对文化交流和文学构建的巨大贡献出发,论述译者卑微的社会地位,分析造成译者地位边缘化的原因,指出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的必要性。
【关键词】译者;翻译主体;译者主体性
翻译主体研究是近年来翻译研究中比较热门的话题之一,这也是翻译理论研究取得进步的一个标志性的话题。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传统的翻译理论研究长期以来主要集中在翻译标准、翻译策略、翻译技巧以及影响翻译的各种因素如意识形态、翻译规范等领域,而对翻译活动的从事者——译者大家似乎都视而不见,极少有人谈及译者对本土文化的传承、文化构建和中外文化交流方面的巨大贡献。忽视翻译活动中译者的存在是翻译研究领域里的一种很奇怪的普遍现象。本文试图从译者对文化交流和文学构建的巨大贡献出发,论述译者卑微的社会地位,分析造成译者地位边缘化的原因,指出确立译者的主体地位的必要性。
一、译者的角色及其对跨文化交流的贡献
不同语言群体之间的交流需求使得语言和翻译紧密相连。如果没有翻译,跨文化交际和交流永远都不可能实现;就是在同一语言群体中,由于地域或者时间的差异,也需要翻译来实现交流。任何一种孤立的语言和文化如果不能吸收外来文化的优点,都很难得到进一步发展。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互相联系的。一种文化需要不断地和其他文化交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是,这种文化的交流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翻译。也可以说正是文化交流的需要催生了翻译活动的出现,而翻译又是一个极其困难而且复杂的工作。严复在《<天演论>译例言》中感慨,“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即从事翻译工作有三项不易做到的事,忠实于原着,译文通达晓畅,文字典雅。要做到忠实于原着就很不容易,但是如果只注意忠实于原着却忽略了译文的流畅,即使译了出来也等于没有译。郭沫若先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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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也指出,“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是尽人皆知的,通过翻译我们可以继承全世界的文化遗产。”“翻译工作是一项艰苦的工作,我不但尊重翻译,也深知翻译工作的甘苦。”“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能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有时候翻译比创作还要困难。创作要有生活体验,翻译却要体验别人所体验的生活。”因此,翻译活动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样,只要懂点外语,手头有一部字典,任何人都可以做翻译工作。对于译者来说,语言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译者要充分体验原作者的生活,想原作者之所想的同时,还要考虑读者的接受程度,在充分衡量和反复修改之后才算完成翻译。
我们谈论翻译主体,实际上就是在谈论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翻译活动中涉及到的人有三种:原作者、译者和读者。从主体这一概念出发,我们认为,原作者创造了原作,是原作的写作主体;译者创造了译作,是翻译的主体;读者(主要指译文读者)阅读、理解译作并期待从中获取自己期待的价值,读者就构成了阅读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翻译主体实际上就是译者主体,译者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替代的主体,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译者主体性是指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以及文化和审美创造性(夏贵清,200
4)”译者的主体性体现在译者对翻译过程的总体把握和对译作预期文化效应的操纵上,包括译者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对原作的理解和阐释、语言转换的艺术、翻译目的的操控和由此带来的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取舍等等。因此,我们可以说,译者的主体性贯穿于翻译活动的全过程,译者主宰着整个翻译活动,离开译者,翻译活动的链条就会中断。从宏观上看,翻译主体就是译者主体,翻译主体性就是译者主体性。道格拉斯.鲁宾逊也认为,要推翻长期以来译者与作者、读者的关系,要把研究的中心和重点落实到“人”身上,要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所能够发挥的主观能动性,以及译者所受到的不利影响和制约。要注意到作者和译者以及读者是平等的,这样人们才能更好的认识翻译的本质。
二、译者的边缘化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似乎对译者在跨文化交流中所承担的重要角色和做出的重大贡献视而不见,译者没有得到社会应有的尊重。简单回顾一下译者的生存状态,我们不难发现,边缘化地位(marginal status)是对译者地位的最佳描述。
译者低下的经济地位。在人们的印象中靠写作为生的人(畅销书作家除外)常常贫困潦倒,入不敷出,而靠翻译为生的人境况更是凄惨。韦努帝在《译者的隐身》一书中举出了美国翻译家布莱克本的例子来说明译者与原作者相比,收入差距之大令人惊叹。由于入不敷出的窘迫,许多译者不得不在翻译之余寻找兼职以便养家糊口。出版商往往一次性支付给译者一定数额的稿酬,不管这作品后期赢利多少,译者从此在经济上便与他所翻译的作品没有关系,更谈不上对译作版权的要求。微薄的经济收入迫使一些译者为了多挣些稿费,不得不同时接受多个不同的翻译任务,尽快拿出译文(有时是受出版商给出的时间限制)。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很难保证译文的质量。出版商为了尽快见到经济效益,迫使译者对原着做大量的编译、节译,很少做真正意义上的翻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翻译理论的研究和翻译实践就脱节开来。
译者边缘化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法国翻译家贝尔曼指出,翻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一种“被压抑、遭抵制、被奴役的状态”。道格拉斯鲁宾逊在《译者登场》中也指出了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地位低下。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对译者和译作也持相同论调。译者不如原作者,与原作者相比,译者不过是“舌人”、“媒婆”、“仆人”、“搬运工”、“摆渡者”、“叛逆者”、“戴着镣铐的舞者”、“翻译机器”、“不忠的美人”、“毯子的另一面”等等。这些比喻显而易见是对译者价值的否定和贬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注重标准的拟定和对标准的遵守。因此传统翻译研究的重点多放在对原作和译作文本的对比上。传统翻译观的核心就是认为翻译只是语际之间的转换,翻译研究就是探讨怎样译、怎样译得好(谢天振,200
2)。将翻译只是看成语言层面的转换,译者就成了语言转换的“技术工人”、“译匠”,是“翻译机器”和“文化工具”(查明建,田雨,200
3),而译者的文化和文学贡献被忽略,译者顺理成章地被贬到了社会和文化的边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