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人生经历相继带入他日后创作的《斜阳》和《人的失格》这两部堪称日本文学经典的中篇之中，尤以后者明显。写完《人的失格》不出一个月，太宰留下未竟之作《再见》（Goodbye）手稿和数通遗书，同恋慕他的山崎富荣双双跳入河中。此即第五次即最后一次自杀。日本战后“无赖派”最具代表性的天才作家就此落下人生帷幕，时为1948年6月13日深夜时分，尚未步入不惑之年。虽云《再见》，而不复见矣！
《斜阳》写于作者离世前一年的1947年上半年。贵族出身的母亲同女儿和子原本在东京一座足够阔气的公馆里生活。战败后由于经济上难以为继，遂迁住远离东京的伊豆一栋小别墅，母女相依为命，静静度日。不久被征召入伍的弟弟直治从南洋回来，宁静的生活被打乱。直治不是在家酗酒，就是拿着变卖母亲姐姐衣服的钱去东京找一位叫上原二郎的流行作家花天酒地。和子某日在家翻阅直治写的《胡芦花日志》，得知弟弟颓废而痛苦生活的真相。母亲病逝后，和子赴京同上原相见，失望之余，被迫与之发生肉体关系。几乎与此同时，直治在伊豆家中自杀。和子决心不受任何旧道德束缚，生下上原的孩子。
日本文学评论界一般认为四个主人公身上都有太宰治本人的标记。酗酒吸毒的弟弟直治叠印出中学、大学时代即早年的作者面影;决心为“恋爱与革命”而一往情深甚至孤注一掷的姐姐和子凸显战争期间作者苦闷的精神世界;流行作家上原二郎可以说是战后作者生态的翻版;而母亲身上则隐约寄托着作者的贵族情怀和审美理想。也是作品中唯一穿过凄风苦雨的一缕温馨的夕晖，亦即“斜阳”的象征或化身。翻译当中，几次驻笔沉思：如果风暴不是来得太猛而在世界某个角落保留这样几位懂得与冬日天空相协调的围巾色调、懂得合欢花有别于夹竹桃的独特风情和怜惜弱小生命、懂得小仲马的《茶花女》和并不反对女儿读列宁的优雅的贵族妇女，那又有什么不好呢？何必人人脚上都非沾牛屎不可呢？结果，当我们自己脚上也不再沾牛屎而回头寻找优雅的今天，优雅不见了。太宰治或许当时就已意识到了这点――尽管弟弟直治一直想逃离贵族阶级而力图成为民众的一员，而写给姐姐的遗书中最后一句却是“我是贵族”。在这个意义上，《斜阳》无疑是一个没落阶级、一种过往文化、一段已逝岁月久久低回的挽歌。自不待言，挽歌旋律中也满含着对日本战后并未因战败而有任何改变的人的自私自利、蝇营狗苟和因循守旧的悲愤与绝望之情。而这点恰恰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共鸣。作品因之风行一时，“斜阳族”成了人所共知的流行语，开“××族”表达方式之先河。
前面已经提及，《人的失格》是太宰治死前不到一个月才写完的中篇，发表已是其身后的事了，乃太宰文学的终到站。较之《斜阳》，《人的失格》中融入的作者个人生活色彩显然浓重得多。主人公叶藏出生于日本东北地区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国会议员。叶藏从小就喜欢以搞笑或逢场作戏的方式取悦于人。赴京上高中后由于受“恶友”堀木的影响，开始吸烟酗酒和嫖妓，同时参加左翼组织的秘密聚会等活动。退出后不久同一个酒吧女招待一起跳海自杀，仅自己获救，被学校勒令退学。老家因此不再汇款。没有生活来源的叶藏沦为女记者静子和酒吧老板娘的情夫，同时靠画低俗的漫画赚取酒钱。后来同处女芳子结婚，过了一段短暂的正常生活。而芳子被一个小商人诱奸事件使他受到极大的精神伤害。喝安眠药自杀未遂后开始咳血，并为戒酒注射吗啡。毒瘾很快一发不可收拾，被送进精神病院。出院后返回乡下生活，彻底成了废人――失去做人的资格，人的失格！
如果说《斜阳》是太宰文学之“集大成”，那么《人的失格》则是太宰文学的“总决算”。虽说有相当多的部分同作者本人经历相重合，但夸张和虚构成分亦不在少数。因此，这部中篇既是自传体小说又不是自传体小说――就作者生活历程或阅历来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自传体小说;而就其心路历程或个人精神史而言，则是不折不扣的自传体小说，完全可以视为太宰自虐而扭曲的精神自画像、灵魂自白书。小说以赤裸裸的自供状手法，将主人公对于人、对于人世的疏离感、孤独感、恐惧感以至绝望感毫不掩饰地剖析出来，同时将作者对爱与真诚、对友情与信任、对自由与幸福的诉求推向极限，展示了边缘人和生活在自闭世界之人血淋淋的真实的灵魂切片。在这点上，或如日本著名文艺评论家奥野健男所说，比之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恶魔》的纵横捭阖固然遥不可及，但其深度应在《死屋手记》之上。并且断言：“这部作品是天生有某种性格之人、具有懦弱、美好、悲哀和纯粹的灵魂之人的代言者，是他们的救赎。太宰治是为创作这部《人的失格》而来到人世的文学家。他将由于这部小说而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参阅新潮文库版《人的失格》解说）在我看来，《人的失格》好过《斜阳》，至少其中有一个闪光点：真诚，颓废中的真诚！ 不过平心而论，《人的失格》的主人公生活毕竟太颓废了。说起来，这部小说是去年暑期在乡下译完初稿的。纵然炎炎夏日，也觉得寒气袭人。不得不时而放下自来水笔，出门遥望白云蓝天，漫步田园花草，以便让自己“回来”。也是多少出于这种感受，一次我半开玩笑地对学生说：日本文学不宜多看，越看人越小，越内敛，缩进壳里钻不出来;俄法文学则越看人越大，越外向，令人拍案而起奋然出阵。
对了，前面提及小田切秀雄在评论太宰治时提到村上春树。记忆中村上春树也提到过太宰治。村上在《为了年轻读者的短篇小说指南》一书的前言中谈及日本小说时写道：“所谓自然主义小说或者‘私小说’我是读不来的。太宰治读不来，三岛由纪夫也读不来。身体无论如何也进入不了那样的小说，感觉上好比脚插进号码不合适的鞋。”的确，村上和太宰治的“脚”或“鞋”的号码是很有区别的。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如果说村上文学意在顺应社会和自我疗伤、自我抚慰、自我提升，那么太宰治则意在反叛社会和自我批判、自我告发、自我堕落。或者换个说法，前者倾向于自尊自爱以至自恋，后者倾向于自暴自弃以至自虐。但相同点也并非没有。如二者作品的主题同样涉及疏离于社会主流的边缘人巨大的孤独感甚至自闭心理，同样表明了对战争的厌恶和对战前军国主义体制的批评（太宰治在《人的失格》中借直治之口说“日本的战争，纯属找死”）。而且，无独有偶，两人都提到鲁迅。太宰治以鲁迅仙台留学经历为基础写了长篇小说《惜别》。村上则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为日本文学专业研究生上课时提及鲁迅的《阿Q正传》：“在结构上，鲁迅的《阿Q正传》通过精确描写和作者本人截然不同的阿Q这一人物形象，使得鲁迅本身的痛苦和悲哀浮现出来。这种双重性赋予作品以深刻的底蕴。”并且认为鲁迅的阿Q具有“‘一刀见血’的活生生的现实性”。
还有一点相同的，那就是两人作品中，死、自杀都屡见不鲜。人间诸事，生死为大。所以这里姑且偏离主旨谈几句日本人的生死观。日本传统的生死观主要源于武士道。而武士道赖以形成的渊源，除了日本本土固有的神道教，还有来自海外的佛教和儒教。佛教的禅宗哲理赋予其“生死一如”的达观，儒教为其注入厚重强烈的道德感，而奉王阳明学说为宗的日本新儒学则赋以“知行合一”的自信和果敢。其最有代表性的表述出现在被奉为武士道经典的《叶隐闻书》：“所谓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是在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或者莫如说，名誉高于生死。但同时强调，不惜为之一死的名誉必须是真正的名誉。日本思想家、教育家新渡户稻造在其名著《武士道》这样写道：“真正的名誉是执行天之所命，如此而招致死亡，也绝非不名誉。反之，为了回避天之所授而死去则完全是卑怯的！在托马斯・布朗爵士的奇书《医学宗教》中，有一段与我国武士道所反复教导的完全一致的话。且引述一下：‘蔑视死是勇敢的行为，然而在生比死更可怕的情况下，敢于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
至于太宰治的选择死亡属于哪一种，这里不予置评。但这句话值得任何人记住：在生比死更可怕的情况下，敢于活下去才是真正的勇敢。
